30、《古籀拾遺》解題 

(清)孫詒讓撰。 
孫詒讓，1848～1908，浙江里安人，字仲容，號籀膏，以“玉海樓”作為齋名。曾任刑部主事。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商周金文拾遺》、《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一函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2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80672～580673。無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古籀”二字。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上下細黑口。寬19.8厘米，高27.9厘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019521、線普長310892、線普長382831-33、線普長3422、線普長19870、線普長90626-27、線普長491486、線普長19521、線普長72079、線普315905、線普434939-42、線普長96857。 
書衣頁上有“丁谷音教授贈”之印。書名頁題字用篆文：“古籀拾遺”，落款用楷書：“附：宋政和禮器考，經微室著書之一。籀膏”。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考證文章。 
其中，上卷為對《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十四件青銅器銘文的考證，中卷為對《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三十件青銅器銘文的考證，下卷為對《筠清館金文》一書廿二件青銅器銘文的考證。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末有劉恭冕跋。文中有言： 
君於學無所不窺，尤多識古文奇字。故其所着，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九如是評價此書： 
孫君研經博學，以經訓考釋金文，析其形聲，明其通假。凡宋代薛尚功，阮文達，吳榮光之書，具有糾正。 
又言： 
是書原名《商周金識拾遺》，後重定改名《古籀拾遺》。 
此書另有清代光緒庚寅刊本的複印本。寬18.4厘米，高30.5厘米。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為：210/126。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為：219504～219505。其他特徵與上述版本相同。只是前者把《宋政和禮器考》放在卷前，而此本則放在卷末。書衣頁上有湖北甘彭雲題鑒： 
古籀拾遺，宋政和禮器考附，孫詒讓撰。光緒庚寅刊本。潛江甘氏藏書。 
正文首頁有“崇雅堂藏書”之印。 
孫詒讓最初是在十七歲時開始了他對金文學術的研究。八年後，根據其子孫延釗先生所着《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 
詒讓得阮文達校刊本薛尚功《鐘鼎款識》，愛玩不釋，廠取《考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俅《集古錄》，校諸《款識》。治金文之學始此。 
自甲子治金文學以來，取宋人撮錄款識之書，互相研斟。嘗謂薛書甄勒較精，而平釋多繆。……繼復攬清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所載金文，則謂文達著錄率可依據，定庵考釋猶多鑿空。展卷思誤，頗多所悟，因依王念孫《漢隸拾遺》例，草《商周金識拾遺》。 
這裡的《商周金識拾遺》就是後來的《古籀拾遺》一書的初稿。但是，從初稿到定稿，作者反覆修改了十六年！足見他的認真和仔細。不僅如此，又過了十六年，到了他的晚年，又刊行了《古籀餘論》一書。可以說，對金文學術的研究，是貫穿了他全部生命里程的學術精髓。比如，他長期注意搜集金文拓本，曾經從漢陽葉東卿後裔手中花費重金購買了葉氏收藏的《金文拓本》。該拓本收錄了兩百多種拓片，還有龔自珍親筆題跋。這應該說是不世出的珍本，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極高。於是，“詒讓得葉氏《金文拓本》後，嘗檢筪藏拓本二百餘種益之，合裝四巨冊，自署曰《商周金文拓本》，手題詞於冊首”。他的好友戴望收藏有《召伯虎敦》拓本，在戴氏逝世後，他收購了此拓本並親自寫下長文題跋。在收藏拓本之時，他也注意收購商周古器。如，1896年的三月，孫氏就購得《周錄鼎》一件。 
孫詒讓的金文學術研究成就輝煌。在他的《古籀拾遺》一書的序中，他首先對這門學科的起始進行了說明： 
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柢於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銘文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
《古籀拾遺》一書由上、中、下三卷組成。上卷對薛尚功的《鐘鼎彝器款識》進行訂補十四條。中卷對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進行訂補三十條，下卷對吳榮光的《筠清館金石錄》進行訂補二十二條。其實，對前人金文學術研究著作進行訂正和補充是孫詒讓金文學術研究的重要方面。當然，在他的書中，也時常出現抨擊宋代學者之謬論的言辭。如，《古籀拾遺》序中，他就批評薛尚功為“其書摩勒頗精而評釋多謬”。 
在此書中，孫氏運用最為熟練的是偏旁分析法。一個眾人皆不認識的字，經過他對該字偏旁的分析，立刻變得可以認識了。 
比如，他對《繼彝》中“靜”字的分析中，就是使用偏旁分析法取得成功的典型： 
考此字阮書凡三見，一見於《小臣繼彝》，其字作“”。再見於此彝，三見於《冗盉》，其字作“”。阮並釋為“繼”字，形義絕無可說。其所據者《齊侯鍾》、《微欒鼎》而已。然考之薛書，鍾作“”、鼎作“”，其字則見《龍敦》、《弁敦》、《毀敦》，並傳摹偽，互不能辯其形聲，所從薛釋為“繼”本不確。況“此彝”二字與薛書所釋“繼”字，又不甚符合乎。竊以此二字所從偏旁，析而斟之而知其形，當以作“”者為正。其字即從青爭聲之“靜”也。何以言之？“”字上從生明甚，生下系已並者，當為丼中一·缺耳。青從生月，《說文》作，此從丼即從古文省也。右從“”者即爭字。《說文》爭從?，從爪從又，此作“”者，爪也”。∫”者，?也”。”者，又之到也。《齊侯甗》“卑旨卑瀞”，“瀞”字作“”。《齊邦》“靜安寍”作“”，其以“”為青，與此異，其以“”、“”為爭，則此彝“”即爭形之確證也。 
在這裡，孫氏利用他精湛的古文字學知識，把利用偏旁分析法來考證疑難漢字的操作技術發揮到了極至。為此，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特別肯定地說： 
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旁分析，籍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發展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跡，他對於古文字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此。 
互證法也是孫氏經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如，在《周豐姬敦》中“”字的考證中，他就充分利用了互證法： 
吳釋為豐，雲“豐乃文昭”。 下從米形。今案此“”字上作“”，非豐字。下亦不類米形。吳釋非也。此當為慧字。《趠鼎》慧作“”。《慧季鬲》作“”。並與此相近。慧通作惠。《元和姓纂》十二：“齊惠姓云：‘周惠王支孫，以諡為姓。戰國惠施為梁相，是惠出於周為姬姓。故惠氏之女亦稱惠姬，不必釋為《左傳》畢原豐郇之豐也’”。 
但是，孫氏此書在行文上故意使用古字、怪字等冷僻字，連常見的字，如《說文解字》分析字形時“從某從某”的 “從”字和“亦”字，也要使用古字和怪字，甚至“年”字一概寫成“季”，如此等等。每一頁中，一眼看去，通篇皆冷僻字，大有作文字秀的嫌疑。孫氏此書就是文字學研究的專業學者閱讀起來也非易事。我們不知道是要研究青銅器上的銘文，還是要研究孫氏本人的書寫習慣了。在這點上，他和劉心源幾乎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