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散论（一） 彭运生 一、骂人 骂人是一种文化行为，换言之，骂人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春秋时的孔子用“小人”来骂人，那意味着：既然是一个人，我们就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不应该是一个渺小的人。战国时的孟子用“禽兽”来骂人，那意味着：既然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能不是一个人，而不能是禽兽。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文化对人的要求降低了。另外，“小人”再渺小那还是一个人，而不是禽兽，所以，骂人为禽兽就比骂人为小人更恶毒，这样，还可以说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文化变得不那么厚道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大人物被打倒时被冠以“叛徒”之名，其实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用叛徒来骂人。叛徒的意思是一个人背叛自己的同伴而转向另一群人。一个人骂别人是叛徒，意味着这个人把自己当作绝对标准，认为同伴对自己的背叛就是该死的。至于被骂成叛徒的人转而加入的那一群人是不是比自己更好的人，用“叛徒”来骂人的人是不管的。骂人为叛徒，表明一种文化重视的是利害，而不是是非。 “汉奸”是最近一些年流行的骂人词儿。一个人是汉族人，这个人背叛汉族，他就被汉族人唾骂为汉奸。汉族人痛恨汉奸，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而是因为他作为汉族人而不忠于汉族。骂人为汉奸不如骂人为奸贼，骂人为奸贼，体现的是全人类性的道德义愤；骂人为汉奸，体现的是民族性的狭隘。骂人为汉奸，真正因此而蒙羞的是全体汉民族。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名称与奸字合成一个词儿——“汉奸”，这样的民族全世界大概也没几个吧。 从骂人为叛徒到骂人为汉奸，折射出我们的文化精神在最近几十年的又一次下滑。
二、运动才能与文化 乒乓球、羽毛球、排球，中国运动员在这三个体育比赛项目上都可以取得好成绩，篮球和足球就不是这样，短期内实现突破似乎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和排球有这样的共性：比赛双方都有自己固定的阵地，胜利与否实质上取决于防御能力的大小。篮球和足球，这两种比赛中的运动员则是全场跑动，胜利与否基本上取决于进攻能力的大小。 中国运动员的运动能力的特点折射出其背后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国文化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 当年的蒙古铁骑横扫半个世界，所向披靡，唯独似乎是病病歪歪的南宋抵御蒙古大军达几十年之久。至于太极拳，其精髓是“四两拨千斤”，如果没有对手的“千斤”的进攻，则你那个巧妙的“四两”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太极拳是完全防御性的。
三、加法与减法 基督教和佛教都认为：生命的不完美，在于原本完美的灵魂被一些坏东西所包裹，人的希望在于洗刷掉这些坏东西，这是减法；中国的道教认为：生命的不完美，在于灵魂得到的好东西不够多，人的希望在于通过特殊的努力以获得更多的好东西，这是加法。至于孟子，则认为灵魂固有的好东西过于弱小，就像幼苗，人生的最高任务是让这些幼苗成熟，也就是由小变大，这也是一种加法。 中国人是喜爱加法的民族，西方人是喜爱减法的民族。中国人喜爱学习、引进他人的长处，二十世纪的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西方人不能容忍的是各种他们认为是邪恶的东西，西方文明史差不多就是一部逐渐制伏其所厌恶诸事物的历史。 加法是无止境的，减法则是有终点的。中国文化喜爱的是不断的修修补补，因为世界的本性被认为是无止境的；西方文化追求的是各种终点，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西方生物学界也有“人类已经完成进化”这样的说法，一个中国学者对这一类的说法，其第一反应大概都是感觉不可思议。
四、灵魂与肉体 把人看成是灵魂与肉体的合一，大概是说得过去的。肉体是灵魂的住所，是灵魂的某种亲属，犯罪应该归咎于人的灵魂，因为没有了灵魂的肉体其实也就是尸体，而尸体无法做坏事。但人们对罪犯进行处罚的时候，主要针对的有可能不是罪犯的灵魂，而是罪犯的肉体。这是连坐的原始形式，被商鞅作为治国法宝的连坐，可以说只是这一原始连坐做法的扩大化。 对罪犯的处罚主要加诸罪犯的肉体，而不是其灵魂，这样的做法越是在人类尊严匮乏的文化里就越是普遍。让一个人的灵魂感觉痛苦的，莫过于践踏他的尊严，让这个人感觉羞耻。在一个几乎谈不上有个人尊严的文化里，一定会盛行肉刑或体罚。 一个人无意地携带了海关禁止携带的物品，一旦被查出，从此以后，每次过海关时，这个人都将成为被重点检查的对象。这样的做法对一个人的灵魂是严重的羞辱。这样的制度也只能是建立在人的尊严被认为是最高价值的文化的基础之上。 肉刑引起的是人们的悔恨，而不是羞耻。我国电视上的那些有关法制的栏目里，经常出现犯人悔恨欲绝的镜头。一部中国史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尊严不断流失的历史。《史记》简直就是中国古人尊严的汇编，到了唐代，大诗人杜牧却吟出了“包羞忍耻是男儿”这样没有尊严的句子。
五、贪婪与智慧 中国象棋的基本规则是：一旦擒杀了对方的将帅，你就赢了这局棋。擒杀对方将帅的方法不止一种，其中的一种是把对方的子力消灭光，而这时候你还有相当的兵力。这可能引起误解，以至于有的人把尽力吃掉对方的子力作为目的。这样理解中国象棋的人在对弈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某种贪婪，他们使用自己的子力追逐对方的子力，总想在直接对抗中得便宜，而几乎完全想不起对方的将帅，几乎完全忘记了“擒杀对方将帅就算你赢”这一基本规则。这样的棋手可以说是贪婪的化身。 一个高明的棋手不是让自己的子力与对方子力相纠缠，恰好相反，他时刻寻找对方的软肋，也就是对方将帅获得保护最少的部位。贪婪的棋手时时刻刻想得便宜，却看不见最大的便宜，那就是对方防守上的薄弱环节。 贪婪的棋手不可能给中国象棋带来光荣，也就是不能让人惊叹象棋蕴含着的无限可能性，相反，他们总是表现出某种卑鄙意味——这样的棋手的最大的愿望是对方失误。贪婪的棋手还是容易被愚弄的——你利用其贪婪，就用一点子力做诱饵，吸引他的全部注意力，而把自己的主力投向他那防守上的薄弱环节。象棋上最伟大的胜利是这样的胜利：你主动牺牲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子力，却终于擒杀了对方的将帅，而对方的子力几乎是完整无缺。 一个贪婪的棋手注定了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棋手，贪婪阻碍智慧的发挥。只有牢记“擒杀对方将帅就算你赢”的棋手，才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去制定进攻方案，而不是坐等对方失误。
六、想象力 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样的说法属于地心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的说法属于日心说。但不管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是人们运用想象力而建立起来的。地心说似乎是眼睛看出来的理论，其实不然，因为眼睛不能看见太阳的运动，而只能看见早晨的太阳在东方的天空中，下午的太阳在西方的天空中，我们似乎亲眼就能看见太阳在一点一点地转动，那其实是我们的想象力在作怪。 没有人再相信地心说了，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只有日心说才是真理，不如说是因为日心说体现了更伟大的想象力。人们说起日心说的时候，更像是站在一团烈火的太阳上看着地球绕着太阳转。真正让人激动的，与其说是真理本身，不如说是真理诱发我们的想象力极大地活跃起来。鉴定一种新理论的价值，固然要看它最终是不是真理，首先更应该看它是不是饱含想象力。对于所谓人文诸学科来说，是不是饱含想象力似乎应该是第一标准。人们厌恶那类八股文章，与其说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没有提供真理，不如说是因为它们不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由孔子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传统，似乎为想象力划出了一些禁区。孔子对“怪、力、乱、神”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够贫瘠的，如果没有庄子和苏东坡这些伟大天才的补充，汉族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民族了。 七、榜样 面对万物，早期的人没有多少自我优越感，相反，各种动植物被原始人群奉为图腾加以崇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开篇处的这四句诗有这样的言外之意：无生命的“河”有“洲”，而无生命的“洲”甚至有“关关”鸣叫着的“雎鸠”这样的生命体，总之，每一种事物都拥有其他的事物，所以，“君子”也就应该拥有“窈窕”的“淑女”作为自己的“好逑”。拥有洲的河，以及拥有关关雎鸠的洲，都被内在地当作人的榜样，成了人的行为的依据。 孟子把杨朱和墨翟骂成“禽兽”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感觉自己比禽兽优越了。中国人感觉到人的优越性之后，却仍然寻找自己行为的榜样或依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里的名言，其中的“地”，尤其是神圣意味十足的“天”、“道”和“自然”，显然优越于人类；“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是《论语》所载孔子的话。在中国文化那里，不管人们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什么程度，榜样似乎总是不能缺少的。 上所引《老子》中的名言更有这样的意味：这个世界乃是个等级的世界，人所法的只能是地，而不能越级去法天，更不用说去法道和法自然了。能够越级为自己选定榜样的人不可能是普通人，武媚娘爬到有实权的皇后宝座之后才有了一个威风凛凛的、气势汹汹的、野心勃勃的名字——武则天，这要是在发迹之前，叫到“武则地”就必须止步不前了。 二十世纪，中国的榜样文化到达了顶峰。雷锋成了榜样，这本身没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是居然出现了“学雷锋标兵”。“学雷锋标兵”指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学榜样而让自己也因此成了榜样。 八、感恩 达尔文进化论核心性的话语是Survival of the fittest，意思是“最适合者幸存”。通行的汉译却是“适者生存”。 把“最适合者幸存”翻译成“适者生存”，或许隐含了汉译者这样的理解：一个生物个体最能适应自己的环境，它存活下去就是必然的，怎能说这是幸存呢？这样的生命个体存活下来，难度还需要因为所谓的幸运而感谢谁吗？ 这样的理解贯穿了某种典型的中国价值观——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应该归功于他自己，最多也只能归功于自己的幸运，自己之外的整个世界用不着去感激。所以，中国人成功之后趾高气扬的多。 但缺少感恩意识不是中国人天生如此。中国人缺少感恩意识当是折射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千百年来，社会对于个人是不够友善的。 一种文化缺少感恩意识，其中的人民通常是郁郁寡欢的。反过来，感恩意识会促使人们无中生有般地发现宇宙中的友善，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我们生存其上的地球妙就妙在不大也不小，再大一点，地球表面就会没有陆地，而是全部被海水覆盖；再小一点，大气层就不能存在。正因为地球不大也不小，才会是现在这样子，我们人类才得以存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怕是难以有这样的一个喜气洋洋的“发现”。
中国文化散论（2） 一、道德与国运
汉代前后持续四百年，长于唐、宋、明和清。如果汉代是在清代之后出现，则汉代持续一千年大概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为汉代人的胸怀是后来的中国人远远不及的。
统治一个巨型帝国，汉代人其实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有的只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故事。一切都需要汉代人独自去探索，汉代人一路探索着前行，居然还创造了辉煌，而且立四百年而不倒。 开国帝王刘邦，早年未发迹时混吃混喝，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却不贪婪、不小气，杀死对手项羽之后，按照礼仪为项羽举行葬礼，对于项羽的那些亲属，“皆不诛”，而且都给封侯。项羽本人残暴之外还有种种缺陷，却有自尊心，决不腆着老脸以求东山再起，最终高贵地自杀身亡。开国大将韩信早年蒙受“胯下之辱”，发迹之后找到仇人，授予“中尉”的官职，因为韩信认为这哥们儿胆敢欺负人高马大而且佩着宝剑的自己，实在也算得上勇士了。
是什么样的文化哺育出了刘邦、项羽和韩信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文化的土壤上建立的国家，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胸怀博大、能欣赏自己的仇人，这些似乎不是道德，实际上或许是更高级的道德。至于自杀，尤其是项羽式的自杀，也就是只要脸皮厚一点就用不着的自杀，不是基于恐惧的自杀，可以说是最高贵的行为之一了。
二、垄断 在印度佛教那里，观世音菩萨是男性，而且与大势至菩萨一起，帮助阿弥陀佛救苦救难。 传来中国之后，观世音菩萨变成了女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势至菩萨不见了，观世音菩萨也就把救苦救难的生意给垄断了。
喜爱垄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使是救苦救难的慈善事业，人们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中国文化“帮助”观世音菩萨排挤走了大势至菩萨，而且排挤走了所有其他的菩萨，以至于在中国民间佛教徒的心里，佛教似乎只有一个菩萨，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世上的苦难太多了，观世音菩萨的两只手有些不够用，于是，人们只好把观世音菩萨设想成了有一千只手的怪物。两千多年在中国长盛不衰的专制制度实质上是垄断，是权力的垄断。喜爱垄断的集体无意识，让人们内在地把所有其他人都当作你死我活的对手，而不是合作者。中国人际关系达到病态的紧张，或许与人们的垄断无意识有最深刻的关系。
嬴政看见六国的君王全部被消灭之后，也就是看见自己能够对整个中国的权力实行垄断的时候，“天子”的老称谓完全不能让自己过瘾了，于是丧心病狂地当起了“皇帝”——相当于基督教之所谓“上帝”。
现代文明的核心，用一个词概括，或许就是“反垄断”。
三、孙悟空的变化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其战胜对手的最大法宝，不是如意金箍棒，而是说变就变、千变万化的本领。孙悟空把自己变成猴子之外的任何东西，这让对手们防不胜防、纷纷倒下。
作为神通之象征的这个“变化”，实质上就是一个人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展示出一幅假象，这就是日常语言中的“伪装”，伪装的直接目的是欺骗。伪装和欺骗是孙悟空最大的神通。没有人们对伪装和欺骗的根深蒂固的喜爱，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孙悟空这样的艺术形象。
光是自己善于变化、善于伪装，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孙悟空能变化，同时，孙悟空也能看穿别人的伪装。这就是“火眼金睛”。依靠自己的伪装、一眼就能识破别人的伪装，就这样，孙悟空几乎是无敌于天下了。
《西游记》电视连续剧一年又一年地播放着，大概没有第二部电视连续剧也能够如此。中国人大多深深喜爱孙悟空，意味着象征伪装的孙悟空契合了某种民族无意识。
伪装和欺骗是生物世界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一些生物求得生存的唯一方法，也是对这些生物某些固有的缺陷的弥补——鳄龟笨拙，于是在水中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一块石头，只是伸出自己细长而粉红的舌头，像是一条小蠕虫，在水中不断摇晃，作为诱饵以吸引捕食的鱼类。狮子和老虎，则是动作敏捷、爪牙锋利而且力大无穷，用不着伪装。一个民族把伪装和欺骗奉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意味着其中的人们深刻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
推崇伪装，乃是弱者的哲学。中国文化流溢着弱者哲学的意味。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各种各样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以弱胜强，其实就是让强者来不及表现出自己的强项。
四、肥胖与减肥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首先表现为中国城市街头的胖子多了起来。如今，减肥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行业。这是中国人身体方面的情形。
身体的肥胖让人苦恼，但改革开放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精神肥胖的困扰，或许，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精神，要说瘦弱、营养不良，比起四十年前，好像实在也只是半斤八两。
网络上那些受大众欢迎的文章，大多是激烈、暴烈的风格，连那些富有见识的学者也忘不了在自己的文章里加入大量辱骂、咒骂的字眼，这些学者好像是担心读者们对他们那些高超的见识本身无力欣赏，就往那些可贵的、充满智慧的见识里添加辱骂、咒骂的辣椒，以刺激读者的胃口。 辱骂、咒骂，是一个人精神营养不良症的症状。
民族性的精神营养不良，是一种陈年老病，无趣或许是第一大致病原因。
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逐渐变得无趣的历史。中国人对唐太宗李世民有好感，但那与其说是因为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不如说是因为李世民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帝王。难以想象一个无趣的帝王能开创一个盛世。
五、公平的命运 商鞅准备好了新法，却担心秦国老百姓不信任自己，于是做了一件被《史记》记下的事情：谁只要把一根木头从城市的这个门搬到那个门，就可以得到“十金”，大家觉得这只能是一场戏耍，商鞅就把这个“十金”提高到“五十金”，真的有人搬了木头，这个人也真的得到了五十金。商鞅确立自己威信的愿望实现了。商鞅实现愿望，靠的是牺牲公平原则——搬走一个木头根本值不了十金，商鞅最终却给了五十金。
商鞅牺牲公平原则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最终是要推行新法，而这个所谓的新法，充斥着对公平原则的践踏——“连坐”这样的极不公平的法律正是新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牺牲公平以推行不公平。《史记》记录了商鞅一生中种种不公平的行为，也几乎是幸灾乐祸地记录了商鞅晚年因为自己的不公平而屡遭报应的遭遇。如果释迦牟尼读过商鞅的故事，想必就会更坚定地去宣扬作为佛教核心教义之一的因果报应了。
依靠不公平，秦国迅速崛起，也是因为不公平，秦王朝迅速坍塌，这样的故事体现了公平那不可磨灭的伟大力量，是“公平第一定律”的一个具体化。人们对公平的渴望是天生的，而公平偏偏是人类社会命运的操纵者，这或许就是最大的神秘了。
对公平的天然期待，大概是最基本的一种人性。没有对公平的期待，就不会出现佛教这样的宗教，就不会有以“权利与责任对等”、“罪刑相当”为根本精神的现代法律。汉语常用词语“讲理”，其中的“理”指的是公平精神。中国人不讲理的不少，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人“期待公平”的本能退化了。
中国电视台法制栏目里，每当凶手被捕，通常会有这样的解说词：“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严惩”这个汉语词语体现了“公平原则”在中国文化里的稀薄、匮乏。中国传统法律偏于严厉，体现的正就是不公平。
没有一个可爱的社会能够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不公平的长期熏染，能使人们对明显合理的东西感觉大逆不道。“我爱国，谁来爱我”，三十年前，这样的话曾经遭受全国性的批判。
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平曾经是我们的祖先言行的第一原则，对于那些光荣的祖先来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类的话只能是出自疯子之口。秦以前的中国与秦以后的中国，二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公平原则对于人们的重要性之不同。尽管受到不公平的长期毒害，中国人对公平的渴望并没有被完全消磨，今天的高考制度千疮百孔，但许多人情愿接受它，因为这被认为几乎是今天唯一比较公平的东西。
六、偷盗 《论语》记载：父亲偷了羊，儿子替父亲隐瞒，儿子偷了羊，父亲替儿子隐瞒，孔子认为，这就是正直。
孔子对正直的喜爱超过了对偷盗的厌恶。佛教戒律之一是严禁偷盗，《圣经》著名的“摩西十诫”中也有禁止偷盗这一条。对偷盗的相对宽容，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对偷盗宽容，或许算得上是某种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乡的农民穷的买不起煤，于是成群结队到附近的一家冶炼厂去偷煤，名之为“捡碳”，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不恰当，看守煤炭的人抓住偷煤的人也不表现出严厉。
偷盗似乎是穷人的特权，是对社会救济制度的一种畸形的补充。贫穷会消磨人们的羞耻心，长期的贫穷几乎可以让一个民族对一切罪恶都无动于衷。
偷盗的可恶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比较富裕的时候才充分显现出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偷盗不再是求生存的唯一途径，人们只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偷盗，为了高于活命的各种目标而偷盗。今天，学术上的剽窃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偷盗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了。
偷盗和抢劫都是以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为目的，法律上，抢劫是比偷盗更严重的犯罪。但要说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则偷盗超过了抢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和基督教这些所谓世界性的宗教，都只是严禁偷盗，而没有提及抢劫。抢劫是需要勇气的，而偷盗无论如何是怯懦的、卑鄙的。我们的民族精神想要得到提升，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可行的：加重对偷盗的处罚，起码不低于对抢劫的处罚。
七、诚信 《论语》记载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这样骂人真是够严厉的，严厉得大概超过了骂一个人是“小人”。孔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宰予大白天在睡觉，但是大白天睡个觉又算个什么？读孔子接下来说的一番话，我们才会明白。孔子接着说的话是：“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让孔子愤怒的原因，应该是宰予的不诚信——当初说过白天不睡觉却没做到。宰予的一个不诚信的行为，其本身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却让孔子从此改变了自己对一切人的看法，这意味着孔子陡然发现人是一种可以不诚信的动物。换言之，孔子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开始出现不诚信了。
但《论语》也记载孔子“君子只坚守正义而不拘泥于小小的诚信”（“君子贞而不谅”）这样的话。孔子当是在骂过宰予之后才说这句话的。看来，孔子是与时俱进了——把诚信分为大诚信和小诚信，小诚信也就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诚信。这为人们彻底抛弃诚信算是开了一扇门。
孔子之后，孟子就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好像一个人只要言必有信就做不成伟大人物了；至于《庄子》书中，因为守信而被山洪淹死的尾生成了被抨击的对象。
坚守诚信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文化缺少真切的谦虚，人们也就容易说过头话。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听就知道是在吹牛。
孔子身后，有关诚信的动人故事只在所谓盛世里偶然出现。唐太宗李世民与数百名囚犯约定：放他们回家过年，年后必须自觉返回。这些囚犯果真到时候都返回了，无一例外，于是李世民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了。看来，著名的贞观之治也是诚信的某种复兴。而《史记》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早期先民的光荣的诚信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