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曾是北京“知青”，16岁算是初中毕业（其实1966年后就几乎没上过文化课）的“六九届”，在1969年9月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山河农场“上山下乡”。我也曾是北京“知青”，也去了山河农场“上山下乡”九年多，不过并不认识她；因为这个女孩子是别的分场的。有关她的事情是听这位女“知青”同一个连队的“知青”讲的。什么事情？她被农场场部附近屯子里生产队长的儿子抢走当媳妇儿了。 匪夷所思？当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六九届”的北京“知青”刚到农场不久。有一个公休日，她搭便车到总场去逛。敢一个人去？那有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巩固，还会发生什么不测？ 她在总场里的小卖店买东西，想要买的东西没有。售货员告诉她，附近科洛乡的小卖店里兴许会有。距离也不远，她就去了。到那儿一看，果然有她想买的东西。她买了东西便和售货员聊起天来。没想到此时，这个公社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也在场，他竟然一下子看上这位北京女“知青”。他，队里的青年队长，二十出头，长得也算相貌堂堂，平日在自己村子里可以说是个恶霸式的人物，谁也不敢惹。这家伙，真是“敢想敢干”，上来就和她攀谈，聊得热乎了就说带她到他家去看看。她还真的就跟着去。这不是“二百五”吗？她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怎么就凭空相信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小伙子的话？我也无法解释，反正她就跟着他去了他家。大概她当时是个16岁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吧。 到他家，他就不让她走，开门见山地说“我看上你了，要和你结婚”。她大吃一惊，立即要走。他马上叫来几个哥们儿，在屋里几个人拉扯着“霸王硬上弓”，把她给强奸啦！ 后来的事情就是他的父母知道了此事，先是骂儿子，后来便劝她“认命”。首先，他们的儿子苗红根正，是党员，是青年队长；父亲是队里的生产队长，当然是贫下中农。当爹的说：“我是这的头儿，你要是嫁过来，那还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比你在农场当‘知青’强多啦。”再说，“你已经不是姑娘啦，这名声传出去你以后怎么嫁人？”可是这明摆着是强奸呀？！呵呵，还敢这么说？没准人家还说她是“拉革命干部下水呢”。 她开始当然就是不干。好吧，先关在生产队长家里再说。不让她走怎么成？人家生产队长有主意。过了一天，开着生产队里的拖拉机到了她所在连队，把她的行李箱子都拉到他家去。连队里的干部忙问缘由，这位生产队长就说她愿意嫁给他儿子，现在来拉行李来啦。她的行李就这么给拉走啦？是啊。这农场的干部怎么这个德行？不管怎么说，连队干部还是把这事儿汇报给了总场。 过了几天，农场总场的干部来到那个生产队，到生产队长家了解情况。然后当面问她怎么回事；她竟说“我愿意”。咦，她怎么改口了？我怎么知道？看来生产队长一家人“思想工作”做得好。 既然如此，人家农场干部就不管了。以后的事情就是把她的农业户口从农场转到了她“嫁”到那个生产队的乡里。 这故事缺少很多细节呀。是的，我也是听说，当然只能知道这么多。 难道她在北京的父母就不管这事儿？没听说她父母来要他们的女儿。人们都猜测“大概她家里‘出身’不好，不敢来”。 这事儿就这么了啦？是呀，就这么了了。没经历“文革”的人一定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认为我在杜撰。可经历了“文革”的人就不会这么想。 恐怕会有人感叹“那是个多么无法无天的年代”。是啊，毛泽东就是自称“无法无天”地发动了“文革”，后来全国搞成个烂摊子。然而问题的根子还不在于那会儿各级掌握权力的人们蔑视最基本的法律，而是没有人想到人还应该有尊严，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在那个思想蒙昧的年代里人们崇尚“绝对服从”，那还谈什么人的自尊？“文革”那个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大老粗”的工农硬是成为“上层建筑”的主人，成为“领导阶级”。于是，那位青年队长当然认为他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其实我听到这事儿时也将信将疑。过了几年，我们连队里的“知青”还真见过这位北京女“知青”。她那时已经在科洛乡小卖店里当了售货员，一脸“上等人”的劲头。是啊，成了当地“土皇帝”的儿媳妇，可以“说一不二”啦，周围的人们都得恭维她啦。 最近一些年，过去曾在山河农场当“知青”的人们不断回去参观，旧地重游。我总希望他们想到这位“她”，去打探些后来的情况。然而人们都没有再提起她。 为什么想知道她在所谓“时代变了”后的变化呢？或许是因为她和其他绝大多数“知青”的经历很不一样吧？这么说，我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是出于好奇的心理，是想有些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不知道就算了，别过分地去猎奇吧。可如果我想就她在“时代变了”后的情况，比如她离了婚什么的，以求印证些什么，这恐怕有些勉强。这里的问题是，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社会，就民众的思想意识而言，从来还没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纵向的看，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我说这点是针对很多人认为，“文革”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说的。“文革”看起来很“反传统”，实际上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表象。 帖子的结尾忽然表述了自己这样的观点，有些唐突。以后再说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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