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雄航天员大队”的旗帜上

作者：李建军    

2003年11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军委主席江泽民授予航天员大队“英雄航天员大队”称号；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称号。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我们能自力更生地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而欢欣鼓舞，为有杨利伟这样优秀航天员骄傲。大家眼含着热泪欢呼，雀跃。我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框而出，竟然失声。 望着那面鲜红的旗帜，浮想联翩。 往事回到眼前。

那是在35年前的艰苦的岁月里，在人的意志能凝聚成钢铁的年代里，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背负着民族的重托，踏上了无人知晓的铸造航天员的行程。35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发少年已经两鬓斑白。看今朝，中国的载人航天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我们为它做出过贡献。打开尘封的日记，唤醒淹没的记忆。再看那面鲜红的旗帜上，有我们的血汗，有我们的风采。

成立锻炼排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起始于1968年。在那一年春节刚过，来自天津滑翔学校和张家口地区的58位新战士走进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大门。（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航空医学研究所）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也不过23岁。这些新战士不清楚自己今后的要做什麽。滑翔学校来的似乎仅仅知道是要干特征兵 。因为滑翔学校的学生是预备当飞行员的，入选滑翔学校，，已经通过了空勤人员体检，以及政审 。 比一般战士有优越感，谁不畅想飞上蓝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工作呢？还真没有人说的清楚！

  钱学森教授代表国防科委，宣布成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这会儿，我们才有所领悟，将要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了。

  命令一下，全所顿时忙碌起来。似大战将来临。部队对58名新来的战士重新做了体检。除常规体检之外，又增加了超重耐力，低压缺氧耐力，等等莫名奇妙的体检。这次体检之后，从中挑选了27人，组建了一个排，取名为“锻炼排”。每一成员都是“锻炼员”。锻炼排就是今天的航天员大队锻炼中队的前身。

锻炼排有三个建制班

                            一班和二班合影

一斑：

何瑞琴  , 姜宝银 ，吕光照，田会来，孙振清，高绍文，孙立昌，

谷印春，李树森，

二班：

范继营，焦蜀晋，林福，华广春，李子贵，王贯祥，杨爱民，张树根，

三班： 

温东贵，王秋生，段秉章，李建军，王福忠，李金凤，郭宏光，王印浦 

                                        三班合影

 锻炼排的任务

就是为了挑选航天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进行载人航天工作是极其困难的。美苏都对我们进行封锁，科技工作者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人是核心的。 人最大能耐受多少个G的重力加速度？在无保护措施情况下，人能耐受多少高空低气压？在60 C度的温度下能耐受多久？在 – 40 C度的低温条件下，能坚持多久？CO2浓度在多大时人会昏迷？等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能回答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航天过程中的生命保障。飞船环境就是人造地球环境，除没有重力外，船舱内的压力﹑温度﹑湿度﹑和地表一样。掌握了人体极限耐受数据，就给了飞船设计的依据。人体极限耐受指标是当务之急的问题。当时是1968年底到1969年初。  

工作开始之前，领导们都来做动员，再难也要打好这第一仗，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具体任务下达后，思想问题来了。开始是默不做声，接着就是发牢骚。

“什麽锻炼员？这不是拿活人做实验吗 ”

“我们都成了白老鼠了 ”

“我们是学飞行的，不是来做实验的 ”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大家确实有畏惧情绪，怕落下残疾，不能飞上蓝天了。当时的航医所所长何权轩﹑副所长陈信﹑政委王旭东来到锻炼排，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长们语重心长地讲起了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讲董存瑞，刘胡兰；讲个人与大局的关系；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理想等等。会开了差不多一下午。会后，以班为单位讨论，学习毛选。要求人人谈自己的活思想，谈应做的贡献，讨论学习进行了两天。讨论得差不多了，请战书、决心书，一夜之间全贴了出来。

    纷纷表示：“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活着干、死了算”，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青春” ， 

    “甘当革命的实验品”，

    “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我愿用身体铺起通往太空的大道”！

     豪言壮语，气冲霄汉。若谁还有畏惧情绪，就被当作怕死鬼，被大家瞧不起。

    有了决心还不够，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除早操外，正课时间增加了体育锻炼。长跑，单双杠，仰卧起坐。长跑3km ，5km，以及一些球类运动。 

    那时锻炼员的月津贴是6元钱。伙食费0.475元/天。这是60年代我军战士灶的标准。吃什么呢？中午有馒头，米饭。早晚是粗粮。菜是清水煮白菜或清水煮萝卜，好歹里还放了点盐。这样的伙食对大运动量的锻炼员来说是吃不消的，锻炼员不敢提意见， 主持实验的科研人员看锻炼员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耐受力根本不行，难以担当重任，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所领导很重视，最后决定：锻炼员的伙食标准提高到每人1元 / 天 。 这1元钱的伙食标准是当时空军地勤灶的标准。决定震动很大，在天天读和晚汇报的班务会上，反反复复的讲了很长时间。“伙食费的增加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报答党” 。 

挑战人的生理耐受极限

    离心加速度的耐受极限

 先说离心加度的最大耐受实验。这是真刀真枪的真干啊！

真正上战场之前，人人都写了决心书：“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就是死了也要拿下最高耐受极限”。 宣誓说，“不当怕死鬼，把生命交给党，由党来安排”。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锻炼员们人人争先恐后，要求当第一个向极限冲刺的被试者。

首先做的是纵向的极限耐受，也就是坐姿。相当于飞行员坐在飞机座舱里。这姿势做到五个G的时候，眼睛产生了黑视。（所谓黑视，就是因脑部暂时缺血而造成的瞬间失明。那是应为上半身的血液被甩到了下半身，大脑缺血所致。）为了能克服这个现象，在做纵向加速度的时候，用力绷紧双腿的肌肉。迫使血液向上流。但是，最多只能坚持到5.6个G。纵向加速度对人的损伤是很大的。为了能把耐受力提高到更大。使用了抗荷服，（也叫抗G服）。抗荷服能在小腹和下肢加压，迫使血液向上流。穿上这种抗G 服的确耐受力提高了不少，能达到9个G。在往上提高G值穿抗荷服也不行了。纵向加速度，在穿抗荷服的情况下，最高可以耐受9个G。这是个极限耐受数据。

在一次试验抗荷服的实验中。抗荷服耐不住压力，突然破裂，杨爱民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承受了9个G的纵向加速度。紧急停车之后，医护人员把他从离心机的轿厢里抬出来，一天的功夫，话都不说一句，跟傻了一样。缓过劲后，问他怎么回事? 他的回答让我们不寒而栗: “ 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现在感到很疲劳，想睡觉 ”。

这是为空军做的实验，是为我国高速歼击机飞行员作防护而设计的。获得的实验数据列入我国的军标。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纵向加速度试验做完之后，接着是横向高G值的耐受实验，也就是卧姿。纵向加速度实验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活不是好玩的。稍有闪失小命就玩完。怕归怕，畏惧情绪也可能有。工作还必须做。 

实验开始了。李树森第一个上。离心机马达轰鸣，轿箱飞速的旋转起来。大家的心随着马达的鸣叫揪的紧紧的。6个g，8个g 。加速度在不断的升高，大家的心也越揪越紧。若再提高就到了我们谁也没有体验过的新领域，就危险了。

10个g ！终于提上去了! 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如果不出意外就表明我们又攻克了一个难关。

突然一声由高到低的鸣叫，把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离心机紧急刹车， 出事故啦？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离心机方向。不一会儿，李树森被医生徐志明、杨光华扶着慢慢地回到休息室。似乎不象出了大事， 我们谁也没吭声。只是走向前去把他扶到椅子上坐好。李树森说：“喘不过气，呼吸困难，胸部就象塌下去一样，前心贴到后心。脸部的肌肉直往下坠，胳膊动也动不了。脖子底下觉得憋得慌。无法呼吸”。

大家心里明白，遇到问题啦。 

从医学上来讲，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个人不行并不等于人人都不行。需要从许多的个例中，总结统计出规律性的东西。 李树森之后怎么样呢？ 下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结果。连续做了五个，全部失败。 

    主持实验的刘光远教授﹑张瑞均教授等来到了锻炼员的宿舍。共同探讨遇到的问题：是锻炼员思想上有顾虑，精神上先败下阵来呢？还是在过程中确实不行呢？经过反复研讨实验过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不是锻炼员不敢冲击更高G值，而是真的呼吸困难。针对这样的问题，在锻炼排展开了：怎样克服呼吸困难的民主大讨论。人人献计献策，发扬军事民主。经过几天的学习，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变被动呼吸为主动呼吸。对常人看来是个可笑的问题，呼吸还有什麽主动被动？当 10倍于体重的压力压到身上时，可以想到，出气容易吸气难。为了能掌握主动呼吸的技巧，大家搅尽脑汁想办法，在胸部压上暖气片练，怕重量不够再往上坐两个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方法。讲的形象些，就是躺在离心机的椅子里，呈半卷缩状全身肌肉绷紧，吸入半口气，用剩余的半口气做急促呼吸。这个方法很奏效，在以后的试验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并且在第一次的航天员选拔中，由张树根﹑焦蜀晋做教员，教授给第一次参加选拔的飞行员。指导他们怎样耐受离心机的高极值。在那次选拔中，有一个飞行员，在离心机加速度耐力检查时，由于耐受不住强大的压力，致使肺泡撕裂。咳血了。为此，空军部队给他记了一次二等功。而锻炼排的锻炼员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休息几天，根本谈不上记功。 

新一轮攻坚开始了。我们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被试者镇定自若地走向离心机的轿箱，从容地坐进了轿箱里类似于躺椅的椅子 。 

 随着马达的轰鸣，不断传来机务人员与指挥员的对话声：6个G稳定，继续！ 8个G稳定，继续 ！10个G稳定。空气就象凝固了一样。全体参试人员的神经紧张得都能要绷断了。 主持实验的刘教授镇定自若地对着麦克风呼唤着被试的名字:“小姜（姜宝银，山东人），能坚持，就发信号 ”。 被试者不能说话，只能用按钮回答。能坚持绿灯亮，不行红灯亮。通过监视屏， 看到他的面部已经扭曲了，整个头部看起来就象一个带皮的骷髅。两眼鼓突。脸部的软组织全部的被压到了两腮。显然，他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控制室的上面亮起了绿灯。紧张的气氛似乎缓和了许多。“ 继续 ” ！ 刘教授发出命令。 

11个G稳定。 参试人员心都快跳出胸腔啦。记心电的，记血压的，数心率的。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继续！离心机的啸叫声更加刺耳，这声音让人听了无不毛骨悚然。

12个G稳定!

在这个G值下, 如果被试者有半口气没出对，就死定了。 

“维持时间到”

 “下降”！

传来刘教授的命令，所有人的神经放松下来。

我们禁不住地为胜利而欢呼。 新的记录诞生啦！ 

谁没有看到小姜是怎样下来的，他被担架直接抬到了宿舍。无论是抬还是扛，只要是能进宿舍，就证明他还活着。 

“下一个”！ 

第二个上的是吕广照（河北沧州人）。姜宝银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平时里爱开玩笑的他，向大家挥挥手，就走进离心机实验大厅。果然他不负众望，也拿下了12G 。 

 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中午休息时， 大家看望了宝银和广照。医生不允许多讲话。他们还在观察阶段…。

一波三折冲击再次遇险

下午，第一个上的是段秉章（张家口人）。小段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当医生问身体状态如何， 小段满怀信心地说：没问题！医生又让他熟悉一下动作要领，就开始了。

可就在我们相互玩笑时，离心机那警笛般的刹车声把大家吓了一跳。段秉章出事了！在冲击12G时，心脏停跳！ 刘教授命令紧急停车！ 一位科研人员吓得瘫软在地。医生赶快做紧急抢救。

当时，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的很紧。谁也不知发生了什麽，伸着脖子望着哪个方向。不一会儿，看见段秉章被抬了出来。医护人员簇拥在他的周围。仍在待命的锻炼员得到通知，下午实验取消。回到宿舍后， 当问及段秉章出什么事啦？他淡淡的一笑说：“心脏停跳了，现在没事啦”。说的那样轻松，从容。大千世界，谁不知晓心脏停跳意味着什么？面对着死亡他竟然如此坦然！

段秉章没有退缩和任何怨言。在以后的工作中， 依然是那样的生龙活虎。因为我们都向党表过决心，向毛主席宣过誓：“活着干，死了算”。 

然而，对未做实验的锻炼员的心理上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实验不能停!  

何瑞琴主动要求承担下一个实验。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加上“主动呼吸”训练，他的胆识和精神在这个关键时刻显示出来了。

实验继续进行！何瑞琴也把12G拿下了。工作似乎很顺利， 当他被抬回宿舍休息时，出现了咳血，在强大的压力下肺泡撕裂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承受了相当于体重12倍的压力。他受了内伤。可以想见，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在以后的实验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向12G冲击。 最后，只有6个人成功。成功的同时都伴随着不同程度上的鼻腔出血，咳血，尿血、尿蛋白。在以后的几十年的中， 一些人仍然有蛋白尿。

攻克12G的六个人是：姜保银、田会来、吕广照、焦蜀晋、张树根、何瑞琴。 其他的同志做到10G时就不行了。

上述试验， 获得的数据有了统计学意义。 这些数据为飞船设计，紧急逃逸，再入救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以后航天员选拔训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航天员身高、体重的选拔标准，参照了那6个人的体形。

身高1.65m到1.72m之间。体重在60kg左右。这些数据，也为我国航天员的加速度耐力训练制定了标准；加速度训练值定为8G。（在10G的基础上，再减去20%的安全系数 ）

低压耐受极限

低压耐受实验是指人在低气压状态下的耐受能力。 

登山运动员在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时，除缺氧以外，还会有减压症。潜水员在深海里上浮时，若上升速度太快，也会引起减压症。

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时，若遇到舱压过低；或遇到流星击穿舱壁引起舱压泄漏；飞行员在高空中为逃生；弹出舱外时，都能引起减压症的发生。如果人体突然地暴露在太空，会像嘣爆米花似的炸开。

人的低压耐受生理极限是多少？人在相当于地面高度多少时,是极限高度？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在做加速度耐受极限的同时，这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不同的是，没有马达的轰鸣， 刹车声的啸叫。被试者是静静地坐在减压舱中耐受不断稀薄的空气。在减压舱中，被试者的神经没有做离心机那么紧张。 然而，低压的杀伤力并不亚于离心机。低压是无形杀手，时刻都可能取走被试者的生命。

低压耐受实验从空气浓度从相当于五千五百米高空开始，不断的抽空。相当八千米时开始吸氧，一万米时作短暂的耐受适应。然后继续抽空，直到一万三千米时停住。并记录耐受时间。

 也实验过在一万三千米以上的高度，结果失败了，在低压舱内， 高于一万三千公尺时，被试者的左腿关节部位，起了氮泡，不能走路了，且浑身疼痛。被试者是王贯祥 。王贯祥被送到上海海医六所的高压氧舱中疗养治疗，两个月后体中的氮泡才渐渐消失。

做这项工作很危险，危险会突然发生。试验员范继营就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一万三千米条件下，做长时间耐受实验，突然一头栽倒地上， 庞诚教授通过麦克风大声呼唤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反应。此刻，谁也不可能进去把他扶起来。负责医务保证的医生，大声呼喊“快！快！”。一位科研人员急中生智，按下了紧急加压按钮。电炮弹击碎了低压舱与大气间的隔离窗。空气冲进舱内，大气压瞬间平衡。医生才立刻冲进去对范继营进行了抢救。人救过来了。

同时，做了爆炸减压试验。目的是探索流星击穿飞船船舱时，航天员的紧急应变能力，以及能耐受多大的突变负压。在做这项试验时，张树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舱内气压在两秒钟之内由5000公尺高度陡升到10，000公尺的高度。如果这时出现问题，是来不及抢救的。气压的突变使舱内的锻炼员的腹内有翻江倒海的感觉，肛门和喉咙同时向外排气。肚子胀得像打足了气的篮球。而头部则感到由里到外的膨胀感。头痛的就象要爆炸。 同时。舱内的空气突然雾化。使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是真正意义上的“嘣爆米花”。 30多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有谁能相信，这样的试验，张树根和他的战友们， 一个星期每人要做两次。

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为航天献身的精神，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我必须说一句本不想说的话：张树根现在双耳失聪，伴有阵发性的“神经性晕厥” 。他说：“ 这些症状，是我为载人航天事业做贡献留下的，我无怨无悔。 能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作出贡献，我 骄傲，我自豪。 只希望能科学客观地对待历史，看待我们当年的经历的被测试 ” 。 

高、低温的耐受极限

低温耐受试验，其的目的是：航天员在回返地球时，万一落到喜马拉雅山一带，那里的温度在零下40℃左右。航天员落地后，在营救队到达之前，一个人呆在那里。我们穿着航天医学研究所制作的航天服，为了考验航天服的保暖性和耐受低温时间。

实验环境是一个人工的低温间。穿上航天服，打开面罩，坐在里面不动。背后有八个排风扇， 风力达七﹑八级。温度降到零下40℃。尽可能呆更长的时间，最少4个小时。低温间只能容下一人。实验时间：1969年的7-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该实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十几名锻炼员参加了这一试验。我有幸参加了试验。

当时我们班住在昌平200号，早饭后，乘坐嘎斯51卡车开往永定路11号院 。两个小时后到达11号院。医生已准备好实验，我们一到立刻更衣换上航天服。  

实验从上午11：00开始。低温实验舱与外界的联系，只能通过送话器 。开始时，没有多大的感觉。 中饭时，医生送来了午饭。吃的是航天食品，小点心，有甜咸酥、小月饼和切好了的午餐肉。块很小，一口一个。 这样就在低温舱里，零下40℃的气温就着7﹑8级风吃。 

在舱中耐受低温是很寂寞的，不能动，没有书刊，只能坐在那里。两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感到手足麻木，打寒颤现象。又过了两个小时， 感觉有点冷， 并不是冷得不得了。 做过实验的战友的感受是， 6个小时后会产生视觉模糊，意识迟钝，心率降低等等。 很快就到6个小时了，我没有感到视觉模糊，意识反映迟钝。只是有点不像刚进来时那样总想动，本能的卷缩在一起，有点困. 能和外边的人谈话，他们在不停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我总回答：没什么，就是有点冷。

逐渐地感到后脊梁骨直往外冒冷气，寒颤一个接着一个，牙齿在不停地打颤。当时我想，救援队找到航天员没有？ 6个小时飞机也该加油了吧？ 这时听到了出舱的命令。 

出舱的时候， 遇到点麻烦，站着膝关节很痛。医生说是坐得太久了，活动一下就好了。来到舱外，大家都说我在里面傻笑，实话说，在里面时我没想笑，只是希望快点出来。到了外面，一股暖流扑面而来。 试验舱内外，温差在70℃之上。  到了准备室脱掉了航天服， 钻到了早已准备好的被窝里。喝了一碗开水，暖了暖身子。战友们都来看我。

有的战友低温耐受实验做到８个小时以上。当时是７﹑８月份，做完低温试验后，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穿着棉大衣还发抖呢！ 我没有他们么那么冷，我才６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后我不发抖了，穿好衣服，到篮球场上跑一会儿又是一身汗。 

 同时，也做了耐高温试验。 是模拟地球表面在盛夏时节的地表温度。在一般情况下，草原和沙漠的夏季地表温度超不过60℃， 因此就采用了这个温度 。 实验是在一个类似大电炉一样的设备中进行。  只穿一个裤头，躺在一个像是担架的床上，然后送到高温舱中。这个试验， 没有人超过一个小时 ， 40分钟内都败下阵来。极个别的30分钟都坚持不了。大量的出汗，口渴，烦躁不安，呼吸急促。有的甚至产生晕厥。高温比低温厉害，难以忍受。 

二氧化碳浓度的极限耐受

 二氧化碳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植物白天呼出氧气，吸进二氧化碳气。人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气。如果二氧化碳气吸入的过量，会造成二氧化碳中毒。什麽样的浓度能让人中毒的浓度呢？特别是自己呼出来的气体，在什麽情况下，会伤及生命呢？ 这个界限定在什麽标准上， 要依据实际使人昏迷的浓度。 1971年初秋，我参与了这项试验。

主持试验: 欧阳华。 医生：张福宝﹑杨光华。实验技术人员负责气体的采样和分析。我把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再吸入体内，直至昏迷。  航天服的胸部有一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这两个接口是和飞船上的送气和出气管道相接的。现在把这两个接口对接起来，就形成了封闭式的气体短路航天服。模拟了飞船失去气体供应后的情况。形象点说，自己吸自己呼出来的气体。 

在实验之前，排空了体内的所有废弃物。要求在实验结束之前不能大小便。从关上面罩那一刻开始，只能和科研人员用手势说话。摇头表示没事，不行就举起右手示意。做这个实验没有像其它的实验那样难受。安安静静的。每隔十分钟抽取一次气样。大家在那里忙碌，我在航天服里慢慢的中毒。也许是困了，也许是二氧化碳浓度到了，渐渐地睡着了。

依稀感觉到大家都在忙碌着。不知过了多久，面窗打开了，吹进了一屡凉风，呼吸也没那么憋闷了。但是我就是醒不了。知道在用氧气包让我吸。可我怎睡得就那么沉啊？怎麽弄也醒不了。他们在不停地摇我，叫我的名字。任他们摆来弄去。我终于被弄醒了。说了一句：“我困死了”就又睡着了。他们不再摇了。我就穿航天服，半坐着在那里睡了一夜。醒来时，看到大家昨晚一个个熬得眼睛都红了。杨光华医生还端来了一杯用开水冲的鸡蛋。我却怎么也喝不下去，急着要脱掉航天服。真是憋死了，我要撒尿。这时把大家都逗乐了。

方便完之后，洗了洗脸。喝了开水鸡蛋。 我不停的咳嗽，还咳出了浓痰。头一天晚上身体很好的。怎麽回事呢？到307医院照了X光片。原因是，航天服没有消毒，厌氧菌滋生，我的上呼吸道急性感染 。开了点消炎药，休息了两天没让我回队。仪器测到我的脑疲劳过度。除了想睡觉外，没别的不良反应。二氧化碳极限耐受实验做了五人次。有了统计学意义。数据列入了我国的军标，服务于载人航天，坦克﹑潜艇﹑防化兵各个领域。

晕机试验

  为探索训练前庭功能的方法，航天医学所做了大量的试验。晕机试验是其中之一。试验是在北京通县机场做的。飞机采用 安—2型双翼飞机，这种飞机的低空性能比较好，滑翔能力强，安全性好，号称空中保险箱。缺点是易受气流干扰，不稳定。这种晕机试验，反复的作了很多次，累计飞行时间大约20小时左右。每架次飞行不超过半个小时。每次可以上20个人。其中有研究人员，他们吃过抗晕药后，负责观察我们的空中反应。飞机在空中要作左倾斜30°、45°盘旋，右倾斜30°、45° 盘旋。还要进行类似蛇爬行的动作式的飞行。这个动作不是左右摇摆的飞。而是上下点头式的飞行。有点类似汽车开快之后突然下坡的那种感觉。但不是一次就完，而是反复多次，每个动作持续五分钟的时间。基本的方法就是如此，但在真实体验时，却不是那样好玩。

第一次的晕机试验，是在1969年7、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

我们集合到宿舍前厅，领导严肃地说，要去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宣布了外出纪律，以及注意事项。反复强调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尤其不准对任何人讲我们是干什么的，若是空军方面有人问起，就请领导或研究室的同志回答。不准私自随便乱说。 要在通县机场住一个星期，有可能

接触到一些好奇的人。还严格的规定了不准单独行动。锻炼排的全体锻炼员， 心中暗自喜欢，要上天飞啦！

8：00钟，苏制嘎斯—51卡车来了。卡车以每小时70km的速度，载着我们穿过天门广场，很快到达通县机场。 

卡车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下。我们按照命令下车。 但不清楚下面要做什么。 住处已经安排好。三个大房间，一个班住一间。

当天下午，试验就开始了。一班和二班先上，我们三班休息等候。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飞机，很是好奇。 眼看着战友们登上了飞机，当飞机的舱门关上之后，发动机开始启动。螺旋桨飞快的旋转，飞机慢慢地向前滑动，滑到飞机跑道的顶端时，飞机停顿了一下，只见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弹，飞机就快速的向前跑去，很快就离开了地面。目送着战友们飞向蓝天，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拍着手直蹦高。我们在地面可以看到他们在天上的动作，一会儿盘旋，一会俯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看到飞机开始返航，飞机由小变大，对准跑道降落了，着陆动作赶净利索。我们在旁边挥动着帽子向他们欢呼，欢迎他们的胜利返航。机舱门打开了，情况有点异样。没有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反而是一个个愁眉苦脸。相互搀扶着，走路不稳。有的手里提着个塑料袋，不知里面装的是什麽东西。走近了才知道，塑料袋里全是呕吐物，恶心极了！让他们赶快坐到休息棚里的椅子上。有几个人都瘫了，一个劲得直嗨吆。看到这情景，兴奋劲一下就全没了。心说了，坐飞机可能真不好玩，你看他们那德性样子。不容你多想，就听到了“三班上飞机”的口令。 

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坐飞机呀，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是个啥滋味。

按照命令依次坐好，舱门被关好。 驾驶员也换人了。估计也晕得不轻。和前次的程序一样，绿色信号弹升起后，我们乘坐的飞机升空了。到达预定空域后， 开始做各种飞行动作。一会左盘旋，一会右盘旋，一会有俯仰飞行， 不把我们折腾吐了不罢休。开始时心情很紧张，没坐过飞机吗，不知啥滋味。真坐上了，也没觉有啥了不起，就是感觉到飘起来了。似乎自己很轻。左旋和右璇的时候，也没感到不舒服。还觉得真好玩。

还有机会欣赏一下地面的风光，城镇、田野、公路，真得很美。我们在飞机上每隔5分钟测一下脉搏，记录每人的表情。有的人额头上开始出汗，有的人心律开始加快。我还好，和在地面的时候差不多，也没有恶心的感觉。还帮着科研人员按秒表。很快进入到了俯仰飞行，飞机一低头， 吓了我一大跳。 好像突然从高处跌落下来，紧跟着飞机抬头，然后又是一下低头，一个恐惧接一个。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开始呕吐，呕吐像有传染似的，只要有一个吐，马上就有人跟着吐。那功夫谁也没有心思看风景了，听到的是一片呕吐声。人人在呕吐，翻肠倒肚的，把肚子里八辈子的东西全吐出来。开始我还好，觉得没什么，一会也不行了。脑门出汗，嗓子眼冒酸水。赶快咽一口吐液压一压。抬头一看，飞行员打开他左边的小窗户，他也吐了。他没准备塑料袋。只好吐到外边。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飞机不再俯仰飞行，改成了平飞。开始返航了。这次我庆幸自己没有吐。我们班还有几个没吐的，只是有点恶心。飞机着陆之后，看看我们班的惨象，比前两个班强不了多少。再看那些研究人员，虽然吃过抗晕机药，还是吐得一塌糊涂。 晕机严重者，脸色蜡黄，无精打采。嘴上嘟囔着：打死我也不再坐飞机了。 晕机试验，我们做了一个星期。人均一天一次。

晕机实验的任务就是吃了吐，吐完再吃。我们的伙食标准是空军地勤灶。  首次空中体验，终生难忘。

在以后的日子里，又做了多次的晕机试验。直到做到71年。

当时把这种试验作为航天员前庭训练的主要方法。 改革开放后，动用飞机有了经费问题，航天员的前庭训练改在转椅和秋千。为了摸索一套中国自己的训练方式。 研究人员和我们， 吃尽了苦头。为了克服运动病（航天员在太空时眩晕被称作是运动病）我们还做过转椅、秋千、灌耳等等的试验。

坐转椅和秋千，全体锻炼员，没有一个不吐的。我个人的眩晕耐受性很好，到最后，看到那些设备就晕就想吐。科研人员说那叫条件反射。今天中国的用于训练航天员前庭功能的方法，就是依据我们的实验总结出来的。

航海试验

 1969年国庆节刚过 ，接到了命令。 我们排的锻炼员参加一次航海试验。 目的是：为将来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前庭功能，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一行40多人，由北京出发，由天津乘船到大连。  三十几个战士，还有科研人员和随队军医。 登上了天津开往大连的客轮。 客轮是三千吨级的小船。只在近海航行。用海员的话说是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 按照天气预报；最近两天渤海上有大风。这正是实验要求的天气。傍晚时分， 驶离了天津港，到达塘沽已是夜间。  

  领导把我们集中到一个较大的空间，又一次重申了外出纪律。  上岸之后，不准单独行动，最少要三人一组。下午四时必须回到住所。 

…….。

在大连码头外边，我们集体吃了一顿海鲜。由于我不吃水中的动物，就要了一份炒鸡蛋。谁曾想，鸡蛋里面包的是海蛎子。吃完之后难受得厉害，恶心得要命。刚踏上船就吐了。这艘船就是我们来是乘坐的那艘小船。我成了这次晕船试验的第一个呕吐的人。随队医生给我吃了点药，加上有点累，我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当船驶离大连港4、5个小时的时候， 美梦结束了。海面上刮起了八级大风。这只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 在大海的波涛中上下颠簸。汹涌的浪涛一会把船头举高，一会又把船尾抬起。全船的人就象在一个巨大的摇摆器中被这样摇摆着。船舱里、甲板上、到处都是呕吐物。哭爹叫娘声不断。就连常年在海上生活的海员，也顶不住八级风对这艘小船的戏弄，呕吐不止。

 科研人员和我们一样饱尝着晕船的滋味。在科研人员中，沈羡云是位女同志， 怀孕六个月了。为了这次航海试验，她不顾自己的特殊情况，坚决要求参加到这次艰难的航行。 

船员们多年在海上航行，很少遇到这麽大风。这次起航时，气象预报风没这么大，风太大就要停止航行。老天成全了这次试验。让我们在海上美美地做了一次前庭功能训练。

天是阴沉沉的，加上呼啸的北风，心头就像笼罩了一层暗灰色的阴影。早饭大家吃的是面条，那天的早餐可能是最节约的一顿饭。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吃得下去。就是吃下去的，有一半的人又吐出来了。我还不错，勉强吃了一碗面没吐。和我同样能吃饭的，只有姜宝银、张树根。其他的人都吐的一塌糊涂，没精力起床了。 我们三个在早饭后来到了船的甲板上。这时真正的看见了，什么叫白浪滔天。  

回到北京后，才真正回到了往日的平静。那一夜，我们睡得很香。

    做航海、航空、转椅、秋千这些试验，都是为了摸索一套好的选拔﹑训练航天员前庭功能的方法。现在，训练航天员基本上只用转椅。其他的方法都被淘汰了。

如果谁没有尝试过晕船的滋味，可以到海上去体验一下，翻肠倒肚可不是好玩的。 

短期身体素质突击训练

离心机和低压耐受，主要是锻炼排一班和二班的故事， 以下是三班的故事。三班有：温东贵、郭宏光、段秉章、李建军、王印浦、王秋生、王福忠、李金凤。这些人是锻炼排的老弱病残，为什么呢？ 

在做离心机和低压舱的实验时， 几位同志身体不适应，不能再做上述试验了，就放到了三班。 三班身体好的高占禄、李树森、李子贵调到一班和二班。几个人年龄太小，不能胜任强度大的人体试验。像郭宏光、李建军、王秋生，平时做些勤务工作，做人体试验的预备队。为了让他们尽快的恢复健康，尽快地进入状况，三班的这些“老弱病残”们承担起了身体素质训练这项任务。

在68-69年期间，三班的住地是北京大学北校，称做北大昌平200号。 身体体能短期突击训练就在此地。开始时， 项目有跑步中长跑，配合一些上肢运动：引体向上，俯卧撑等等。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训练，过几天在原来的定额基础上再增加。以达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但是效果不佳。

研究室的主任黄志平和我们座谈，修改了训练大纲。  

体育学院来了一个体育教练， 张瑞峰 是训练专家，训练工作正规化了。长跑的训练要计时，并且增加了长跑的距离。 周一，3000M，周二，5000M 。周三，10000 M。周四，5000M。周五，3000M 。周六，球类活动，或爬山，或郊游。安排紧凑，简直没有喘息，日复一日，日积月累。三个月搞一次测评，体检，来考核我们的训练效果。

这样每天都是一身汗。 开始的时吃不消，有时还产生运动性缺氧，呕吐晕厥。 几个月之后， 体质迅速提高。 跑一万公尺和当年的北京市万米冠军也相差不了多少。那时，在昌平到200号的公路上，在后来的北京工学院的操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长跑的身影。我们的体质也确实增强了不少。从外表上看，壮多了。最可喜地是，我居然还长高了6公分。一班和二班因身体不好，调到三班来得的几位同志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当时， 我们的训练和训练运动员差不多。在外人眼里，锻炼员就是跑步、打球、游泳项目的锻炼，所以叫锻炼员。 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实践，取得了短期体能训练的经验。为将来航天员在上天之前， 进行短期的突击训练奠定了基础。受到体能训练的三班，在以后的试验工作中成了主力军。我们三班 ，在70年的我国首次失重飞行中，承担了主要的任务。

失重飞行试验

70年7月18日——9月18日，航天医学所组织了一次较为大型的飞行试验。这就是载入所史册的，我国第一次失重飞行试验。

70年7月1日，接到体检通知。 体检是家常便饭。体检后，上级通知三班锻炼员，温东贵、李建军、李金风、王秋生、王印浦、王福忠；一班锻炼员，何瑞琴、高绍文和张宝启 。参加飞机失重试验。 这九个人中 ，6人是三班的， 张宝启是科研人员。

1970年7月18日，我们一行20来人，乘车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阎良。阎良是一个歼击机的试验基地。 当时我国第二大飞机场。

接待我们的地方是苏联专家住过的，受到的是第一流的招待。吃的是空勤灶3元/天。

    到达阎良的第二天，便开始了适应性体验飞行。机型是大安二。飞行员把能做的特技动作全都拿出来了。还好，没有一个吐的。只是被摔得够呛。他们的动作太猛了。在飞失重之前，进行了弹射救生训练和地面跳伞训练。

失重飞行是在歼教5 飞机上进行的。 安装了一架摄影机。 我们看到的有关失重的照片和电影胶片都是这架摄影机拍照的。进入失重状态后，飞行员打开摄影机的开关，改出之前关闭摄影机。在飞行员和锻炼员之间，除了仪表板，什么也放不下。  

失重， 是飞机在5500米高空做抛物线飞行时造成的短暂的失重状态。大约有30秒到50秒的时间。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完成喝水、吃饭、写字、操控、录音、前庭训练等工作。当然不是一次完成这么多。每次飞行只做一个内容的工作。一个起落约30分钟左右。飞抛物线的基本动作是：加油、提速、跃升、推操纵杆、成60度角爬升时收油门、让飞机用惯性飞行。在飞机成负速度之前，加油改出。飞机拉平。在这个飞行动作里，飞行员和被试者要承受两次大的纵向加速度，和一次零重力的考验。一次起落要飞四个抛物线，就是八次纵向加速度四次失重。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员穿抗荷服，被试锻炼员不穿。

对于想当飞行员的人来说，飞歼击机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体验完安2型飞机的滋味后，又来体验飞歼击机的感觉。歼击机是以筋斗和横滚为基本体验动作的。我们的感觉还算良好，也真正的过了一把飞的瘾。但失重的感觉还没体会到。我们需要在失重状态下做的工作，在地面上反复的练习，就是要在天上短暂的十几秒钟里别失误。

正式飞的那天，飞行员和机械师等候在那里。按照部队的规矩， 我向飞行员敬举手礼，向他报告：“准备完毕，请求飞行。”他还礼和我握握手，说了声：“登机。”仪式简单而庄重。 飞行员准备好，向塔台请求起飞，塔台传来命令：可以起飞。 

升空后， 到达了预定的空域。飞机开始飞抛物线。飞抛物线的动作过程， 我和飞行员加速度的G值达到了5.6 G。飞行员穿着抗荷服， 能耐受这个G值。我可难受了。3-5秒钟的黑视让我什麽也看不见了。直到飞行员成60°角收油门时，我才看清周围的景物。此时我已经飘起来了，进入到了失重状态。来不及欣赏蓝天白云的美丽，也顾不上浏览大地的风光，抓紧时间赶快做失重科目。因为飘起来的时间很短，只有30—50秒之间那么长。若不抓紧，失重状态一过，任务就完不成了。我的任务是吃航天食品。主要观察一下食物的碎末是否乱飞。当我把食物放到嘴里咀嚼的时候，食物的碎末在失重的状态下飞了出来。摄影机把过程记录下来了。做航天食品的同志，就要为消除食品碎末而奋斗了。紧接着就是第一个抛物线的结束，改出时又是一个大过载。

连续四个抛物线的飞行，我分别作了，摆头（为前庭实验所做）写字（检验航天专用笔的性能），录音等工作。 30分钟后， 结束了这次起落的全部任务。塔台命令返航。失重飞行状态非常好。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测得数据是零。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是无重力状态。每个人都飞了自己的科目。有操纵地平仪的，有喝水的，吃牙膏状食品的，做前庭晕厥试验的。总之，只要天气好，每天都飞。

                                  在失重条件下吃食物的照片

我们住的那个小院子，每天都有人来看我们训练。他们听说那些人是中国的航天员。这也怪不得人家，是所长陈信到阎良时，和630所的苏副所长说：这是我们的航天兵。 

飞行试验也并非一帆风顺。记得有一次， 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 气象台预报十点钟之后可能阴天，我们必须在乌云密布之前飞完当天的科目。 赶到机场时天已大亮， 却是大雾弥漫。这样的气象不能飞行 。只好等待，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没地方躺也没地方坐， 一直等到十点钟，天气渐晴， 才开飞。那天正好有我的科目，飞行试验时，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当时觉得很难受，心里直埋怨飞行员今天的动作不准确。下来后才知道，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的心脏一直处于乱跳之中，期前收缩，逸搏之类。这个症状，跟随了我一生。到现在，稍微一累，心跳就乱码 。

在阎良， 实验紧紧张张地进行了两个月。 9月18日返回北京。回到所里，所首长亲自迎接我们。与和全体实验队的同志一一握手。 副所长石云峰同志高兴地说：应该给你们请功。你们辛苦了。可是，到年底总结的时候。除了评比为五好战士，没有一个立功的。上级要求我们做无名英雄。在载人航天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路上的铺路石。

结束语

    时间飞逝，三年锻炼员的工作结束了。在那段时光里， 几乎每天都有试验。

除了上述实验之外，还做了很多的其他的试验。例如，寂寞实验（与社会剥离试验），遥测心电、遥测血压、水槽试验 等等。

         在后来的实验中，极限耐受没有重复过。 最重要的实验几乎都做过了。

         由于设备的原因。冲击和震动我们没有做。

         在那三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我国的航天和国防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

         在那三年里，不但承担着被试的科研任务，还承担这所里的警卫和勤务工作。 刚做完试验，就立刻去站岗或者去种菜。 在昌平的时候，地处荒凉，晚上站岗时能听见狼叫，手里拿的是一支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

          我们大家都严格的要求自己。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入党，没有一个人立功受奖。没有一个人拿过任何的特殊补贴。 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够好吗？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吗？不是，在大家都献身的时候，谁又能显得更加突出呢？

        在这个集体里，没有怕死鬼，没有偷懒耍滑的。大家尽心尽力了，是无名英雄。我们无怨无悔。多少年过去了，并不因为我们被人遗忘了，感人的事迹不再被社会提起了，我们的生命就曾不辉煌。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道已经铺就，我们是铺路的闪耀着奇异光芒的小石子，这奇异的光芒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 

 为了保密，当年的实验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当时纪律规定不准拍照片。 黄志平主任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的相机随身带， 也没有照下当时的实验场景。 

回顾火红岁月，感慨万分。我们都为曾经的经历而骄傲 。当时，每个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决心不怕牺牲，实现向党表过的誓言。在实验时刻， 从来没有主动说坚持不住了，都是由主持试验的科研人员决定是否停止。 

    锻炼员的工作结束后，我们27人中，13人保送去了大学，5人直接提干留部队工作，三年后转业5人，未能提干转业的4人。 

在找对象的时候都遇到了麻烦， 有人曾预言，做过极限耐受试验的锻炼员活不过50岁。 所里的干部子女，女兵们 ，没有一个愿意嫁给他们。个人问题，都是在后来解决的。对象在家乡介绍的，或在后来的同学中找的。今天，这些人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都过了50岁。有的已经有了孙子了。

今天，有种奇谈怪论，说当年的锻炼员很单纯。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实验的。

不对！历史不是这样的！ 

在做每一次试验之前， 科研人员，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目的、要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并要求在试验之后，述说每一点滴的感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的载人飞船能尽快的飞向太空。

在那时，科研人员和锻炼员，人人都不图个人名利。只求贡献大小。至于说我们极限实验不能外传，怕国际上说不人道，或引起人权纠纷等。都是一派胡言！

 现在可以说了！我要告诉后人无名英雄的贡献！这是本文的目的。 文中所提的人都是真实姓名，事情都是实事求实的，感受，都是我和我战友们的亲身感受。

今天这些人当中，有少将、大校﹑高级工程师﹑税务局长﹑当然，也有个体户。文章中的 “我”， 是1968年入伍的做生理耐受极限的锻炼员。                  

                                                                    2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