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芹故居今安在？ 雨斤 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無疑是中國文化人的永恆話題！幾乎每一次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新發現都能引起人們的極大熱忱。四十五年前，在香山發現的“正白旗39號”旗下老屋的題壁詩，當時便在紅學界乃至整個華人圈引發了一場“地震”。“正白旗39號”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曹雪芹何時來到香山？他在香山一帶有過怎樣的生活經歷？這些問題，自從香山題壁詩發現後，便經久不衰，至今沒有一個定論。 事情的緣起，還得從一位退休中學教師舒成勛說起。 1971年，剛從北京二十七中退休的舒成勛回到香山正白旗39號的老宅居住。舒成勛祖上是正白旗舒穆魯氏，他家已經在這裡世代居住了二百多年。此時，這所老宅已千瘡百孔，連北房西頭單間的檁條都斷裂了。閒來無事，舒成勛決定好好拾掇拾掇這所老房子。一個驚人的發現，就在1971年4月4日這天橫空出世了。 4月4日，舒成勛進城辦事，他的老伴兒陳燕秀獨自在家收拾西屋，準備修房。搬床時，陳燕秀一不留神，把西牆的灰皮碰掉了一塊。此時，她隱約看見，牆皮剝落的地方有墨筆寫的字跡。陳燕秀十分好奇，她試着把牆皮一點點揭下來，沒想到字跡越揭越多。半天工夫，大半扇西牆的灰皮都被她揭掉了。看着滿牆的字跡，陳燕秀有點兒六神無主了。當時，正值“文革”中期，她不知道這滿牆的字跡會不會給自家惹來麻煩，便不敢再往下揭了。 掌燈時分，舒成勛從城裡回來。一進家門，舒成勛的老伴兒和大哥就火急火燎地把他拉到西屋牆邊。舒成勛看到，牆上寫滿了字，而且字句布局有序，排列整齊。有的是長方形，有的是扇面，有的是菱形。他仔細一讀，發現這些字跡是詩詞和對聯，並且還有兩處落款—“拙筆學書”、“學題拙筆”。 
舒成勛的祖輩一直在旗營中做武官，只會騎馬射箭，別說寫詩了，連漢話也不常說。這牆上的詩是誰寫的呢？舒成勛百思不得其解，一夜未得安眠。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到小西屋去研究牆上的字。舒成勛後來回憶，牆上的字跡面積大概占整面西牆的60%，除了高處邊緣被煙灶熏得有些發黑外，其他字跡都清晰完好，墨色如新。他數了數，牆上共有6首詩和一副對聯(後文物部門考察時又發現一首詩)。其中寫在牆面正中央的菱形對聯最為引人注目：“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疏親慢友因財而散世間多。”橫批：“真不錯。”舒成勛讓外甥郭文杰把題壁詩一一拍照。然後，他趕緊把家中發現題壁詩的事報告給了街道。雖然不知道題壁詩是誰寫的，但舒成勛隱隱感到，這可能與曹雪芹有關。把題壁詩與曹雪芹聯繫在一起的，正是那副寫在西牆正中央的菱形對聯。 
其實，曹雪芹在西山寫《紅樓夢》的傳說，一直在世居西山的旗人中間流傳。只是直到196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這些傳說才被學術界和公眾知曉。 1963年3月，中國新聞社記者黃波拉到臥佛寺附近的龍王堂看望同鄉好友馮伊湄。閒談中，黃波拉提到了文化部正在舉辦“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動”。馮伊湄突然想起，自己的丈夫—畫家司徒喬曾經有個學生叫張家鼎。張家鼎說，他的父親張永海知道許多關於曹雪芹的傳說。黃波拉把這個消息帶回到北京城。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編輯部找到了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希望吳先生能到香山訪問一下張永海。為了方便記錄，吳恩裕邀請吳世昌、周汝昌、陳邇冬等學者一同前往。 當年張永海整60歲，是蒙古旗人，清末從八旗高等小學畢業。他家從清初就世代居住在香山門頭村正黃旗軍營中。張永海的父親張霙泉少時喜歡編唱蓮花落，能唱整本的《紅樓夢》。從小張永海就從父親那裡聽過許多關於曹雪芹的故事。張永海說，雍正年間，曹家抄家後，從南方回到北京，住在東城的老宅里。曹雪芹因是皇族內親，所以當過內廷侍衛。大約在乾隆十一年到十三年，曹雪芹不知道為什麼不幹了。後來，他又在右翼宗學當過“瑟夫”(即教師)，在那裡認識了敦誠、敦敏兄弟。因為跟同事合不來，乾隆十六年前後曹雪芹離開宗學，住進香山正白旗專心寫《紅樓夢》。他住的地點在四王府的西邊，地藏溝口左邊靠近河的地方。那兒今天還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樹。因為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拿每月4兩銀子、每季一擔米的俸祿。那時，有一個叫鄂比的旗人與曹雪芹關係很好。鄂比能背着講出全部《紅樓夢》的故事。 有一次，曹雪芹到親戚家借錢，人家不借給他。鄂比就送給曹雪芹一副對聯：“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財絕義世間多。”乾隆二十年春天下雨，曹雪芹住的房子塌了。因為曹家是被抄家的人，所以房子塌了也沒人幫他收拾。鄂比幫曹雪芹在鑲黃旗營北上坡碉樓下找了兩間東房住下。後來，曹雪芹的生活越來越窮，有時只能全家喝粥。但他什麼都不管，只是一心寫《紅樓夢》。頭髮長了也不剃，穿着一件藍布二褡褳(即沒有領的藍布大褂)，福字履，腰裡常圍着一個白布包袱，包着紙筆，不管走到什麼地方，想寫就寫，聽見別人談話里有好材料，馬上就記下來。有時候跟朋友喝着酒，突然就離席跑回家寫《紅樓夢》。因此，好些人都管他叫“瘋子”。乾隆二十八年中秋節他兒子“鬧嗓子”死了。曹雪芹傷心過度，天天跑到兒子墳上去哭。除夕那天，他也傷心而死。曹雪芹死後，人人都說：他和他兒子的死日子，占了兩個“絕日”，一個是八月節，一個是除夕。 聽了張永海說的傳說，吳恩裕大為震驚。這則傳說，涉及的內容極廣，幾乎包括了曹雪芹回到北京直至逝世的全部生活。傳說中有些能與已發現的史料相互佐證，有的還從未在文獻中看到過。關於曹雪芹和他的兒子都死於乾隆二十八年，一個死於八月節，一個死於除夕的細節，吳恩裕認為，極有參考價值。父子倆都死於兩個特殊的日子，這非常好記，在眾口相傳的傳說中是不會被記錯的。 吳恩裕等人做完採訪後，張永海之子張家鼎把父親說的傳說，寫成了一篇小文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直到這時，在西山旗人中流傳了二百多年的曹雪芹傳說，才被公眾知曉。值得注意的是，張永海講的傳說中提到鄂比送給曹雪芹的對聯：“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財絕義世間多”，與舒成勛家牆上發現的對聯有三字之差。而且從對聯的對仗而言，舒家牆上的對聯還顯得更為工整。 舒成勛家發現題壁詩後，有關部門很重視。5月13日上午，社科院接到民盟中央的電話，希望社科院能派個專家給鑑定一下。當時，紅學泰斗俞平伯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於是社科院便讓紅學家吳世昌前去考察。 令舒成勛失望的是，吳世昌考察後得出的結論是這所旗下老屋與曹雪芹無關。吳世昌在《調查香山健銳營正白旗老屋題詩報告》中寫道：“題詩者並不署名，只寫‘偶錄’、‘學書’、‘學題’，可知是抄錄他人的詩。從其抄錯的字，可知他並不懂得做詩的技巧—平仄(例如‘底’誤寫為‘低’)，他本人文理亦不甚通順，他所欣賞選錄的‘詩’都很低劣。他的書法是當時流行的所謂‘台閣體’，軟媚無力，俗氣可掬。錄者大概是一個不得意的旗人。這些題詩，一看即知與曹雪芹無關。”吳世昌提到，曹雪芹的詩在好友中頗負盛名。雖然他流傳下來、確實可靠的只有題敦誠《琵琶行》傳奇的兩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但只從這兩句詩也能看出其卓然不群的神韻了。敦誠說他“詩追李昌谷”，絕非溢美之詞。 此外，吳世昌還注意到，一則扇形題詩記有“歲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字樣。清朝一代，只有四個丙寅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868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慶十一年(1806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康熙二十五年曹雪芹還沒出生，嘉慶十一年曹已經過世四十多年，如果題壁詩與曹雪芹有關，只可能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而吳世昌認為，根據傳說和史料，乾隆十一年曹雪芹還沒有移居西山。因此，題壁詩絕不可能與曹雪芹有關。 俞平伯看過吳世昌的報告後，深以為然。他在文後附上的《俞平伯附書》中寫道：“我沒有去西山實地考查，讀了吳世昌同志的報告，非常清楚。壁上的詩肯定與曹雪芹無關。雖是‘旗下’老屋，亦不能證明曹氏曾經住過。吳的結論，我完全同意……” 紅學家的鑑定，令舒成勛有些沮喪，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6月9日，北京市文物考古隊竟然派人把舒成勛家的題壁詩給揭走了。當時舒成勛不在家，當他回來只見屋中留下一條小坡炕和一堆一堆的黃土牆皮、碎灰片。對於這一幕，舒成勛在回憶文章中的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既然認為題壁詩與曹雪芹無關，又為什麼要揭走呢？直到1984年曹雪芹紀念館開館，題壁詩的原件才被送回紀念館收藏。 題壁詩被揭走後，舒成勛和老伴兒開始打掃屋裡的渣土。這時他才明白為什麼牆上的字能歷經兩百年仍保存完好。原來有人在字上蒙了一層印花白紙，然後又在紙上抹了一層麻刀灰。看來前人是有意要保留牆上的題字。這更讓舒成勛堅信，牆上的字一定是個重要人物寫的。打掃房間的過程中，舒成勛和老伴兒又發現不少帶字的牆皮。舒成勛數了數，大小16塊灰皮上共有56個字，不過都不是完整的句子，這些字跡包括：“蘇秦”、“嘆曰事”、“不然曰”、“下大勢”、“旁觀嘖嘖”、“預先使人”、“今日”、“為炊”、“側”、“刺”、“秦”等。這些字跡屬隸體的行書。 雖然老屋上的題壁詩沒有得到專家的認可，但是舒成勛堅信自己的旗下老屋就是曹雪芹的故居。在牆上題字的那位“拙筆”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朋友鄂比。他把贈給曹雪芹的對聯“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疏親慢友因財而散世間多”，寫在了曹家的西牆上。牆上的字雖然已經沒有了，但舒成勛把外甥拍的照片貼在牆上，把小西屋布置成了一間陳列室。從此以後，各處聞訊而來的參觀者絡繹不絕。據舒成勛估計，幾年下來有超過5萬人次參觀過他家的“曹雪芹故居”。參觀者或提出疑問，或探討學問，或為舒成勛提供材料，熱情極高。小屋上的題壁詩，不但改變了舒成勛晚年的生活道路，也讓他結識了許多《紅樓夢》愛好者。時任北京風箏協會副會長的孔祥澤就是其中一位。 據這位唯一親眼見過，親手抄過曹雪芹真跡的老人孔祥澤說：“剛看舒成勛家題壁詩的照片時，我認為那絕不是曹雪芹的字。可當我看到舒成勛拿出的碎片上的字時，一眼便認出其中有曹雪芹的字。我記得有一句是‘今日無米為炊’，那是曹雪芹的字。” 1980年夏，正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的胡德平（胡耀邦長子）與幾個大學同學一起拜訪了舒成勛。歷史學科班出身的胡德平，對這類歷史題材抱有天然的興趣。當天，胡德平等人與舒成勛從上午10點半一直聊到中午12點。中午他們回城吃過飯，想想不過癮，又殺回舒老家，一直聊到晚上6點多。與舒成勛的談話，一下子讓胡德平對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動產生了不可抑制的興趣。從此，他便成為“故居說”最有力的支持者。 如今已在北京收藏界赫赫有名的“片兒白”—白明，當年還是民族大學的一名大學生。由於業餘學滿文，他經人介紹成為了胡德平的助手。白明至今仍記得第一次見到胡德平的情景：“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裝，腳下一雙旅遊鞋，騎着個自行車，風塵僕僕的。”當時，胡德平在香山已經考察了兩年多，一是要尋訪曹雪芹在香山活動的遺蹟，再有就是考察清初香山地區的駐軍情況。那段時間他經常從城裡騎自行車到香山，3年騎壞了6輛自行車。 清初香山的駐軍情況與曹雪芹故居有何關係？說來話長。當時學界對於“正白旗39號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爭論，主要集中在題壁詩中的“丙寅年”上。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只有四個“丙寅年”，與曹雪芹生活年代相符的只有乾隆十一年。反對者的論據是，正白旗39號原是健銳營的營房。健銳營始建於乾隆十四年，這所旗下老屋自然不可能早於乾隆十四年。因此，此“丙寅年”不可能指的是乾隆十一年，而應是嘉慶十一年，甚至更晚。 胡德平不同意這種觀點。他翻閱典籍發現，早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就在香山一帶建立了行宮。到了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又把香山行宮改建為靜宜園。既然香山一帶自清初就有行宮，那麼這裡就不可能沒有駐軍和營房。正白旗39號的旗下老屋，很可能是健銳營成立之前就建在這裡的香山駐軍的營房。健銳營成立後，這些營房與健銳營合併了。 這一推測有沒有證據呢？白明介紹說，他與曹雪芹紀念館的元老之一嚴寬在掛甲塔發現的一塊康熙禁碑證實了此說不虛。1983年左右，他與嚴寬來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廢村，村里唯一的住戶李闊亭老人給他們展示了一塊碑。白明至今清楚地記得碑文：“山前龍脈之地，奉旨永禁開窯。若有光棍偷挖，立時解拿，按律治罪。”落款：“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馬司。”白明說：“這個‘西城’可不是今天西城區的‘西城’。清代西山一帶歸宛平縣管，這一帶的駐軍就是西城兵馬司。”找到了“西城兵馬司”的禁碑，“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帶無八旗駐防”之說也就站不住腳了。 1977年文博大家張伯駒也曾探訪過正白旗39號。他看過題壁詩的照片和舒成勛家中的文物後說：“我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只是研究書畫文物以考證歷史。按發現之書體、詩格看，斷為乾隆年代無疑。”張伯駒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丙寅年”就是乾隆十一年。然而，考證正白旗39號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牽涉的問題極多。其中既牽涉曹雪芹何時生，何時死，在北京的經歷，何時到西山等問題，還牽涉清代的八旗制度，清人寫詩的習慣等問題，非一兩句話能說清。 由於曹雪芹的生卒日期沒有文獻記載，所以學術界都是以死推生。敦誠為曹雪芹寫的悼亡詩有云：“四十年華付杳冥”。據此，周汝昌先生認為，曹雪芹去世時應是40歲，由此推算，他應當生於1723年前後。也就是說，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家時，曹雪芹年僅5歲。不過，曹雪芹的另一位朋友張宜泉的詩中又稱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四十年華”和“年未五旬”，前後相差了八九年之多。曹家檔案中曾記載，康熙五十四年曹家有一婦人有孕，由身份推斷，這個婦人可能是曹雪芹的母親。曹雪芹應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前後。這樣推算，曹家抄家後舉家遣返北京時，曹雪芹應當為13歲左右。 那麼，曹雪芹何時到西山的呢？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認為，曹雪芹應該是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後來的西山，理由是乾隆二十二年敦誠贈曹雪芹詩云：“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吳恩裕則認為應在乾隆十九年之前，因為《南鷂北鳶考工志》中提到乾隆十九年年關，於叔度曾冒雪到西山給曹雪芹送過年貨。 有的學者認為，曹雪芹在雍正末年就已經到西山了。雍正十一年曾發生過一起老平郡王敲詐綏赫德的案子。老平郡王是曹雪芹的姑父。綏赫德是接替曹家任江寧織造的人，曹家被抄之後許多家當都被皇帝賞給了綏赫德。綏赫德卸任回京後，老平郡王曾以缺錢花為名派人向綏赫德要了五千兩銀子和一些從曹家抄沒的古董。後來此事被雍正皇帝知道，因為平郡王福彭當時正得皇帝賞識，所以此案糊裡糊塗地變成了綏赫德向老平郡王行賄。綏赫德還因此被發往北路軍台效力。綏赫德之子受審時透露：“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清代“行走”是當差之意。據此學者認為，當時曹家在平郡王家當差的男丁可能是曹雪芹，而老平郡王又是在為曹家拔份，曹雪芹與此案難脫干係。他說，雖然雍正皇帝沒有追究老平郡王的責任，但是曹雪芹很有可能因為此案從平郡王府出來了，為躲風頭，可能在這前後住到了西山旗營。此後，曹雪芹可能在城裡和西山都有家。因此，題壁詩寫於乾隆十一年也就不奇怪了。 即便曹雪芹確實在乾隆十一年之前已經住在西山，怎麼就能斷定正白旗39號就是曹雪芹故居呢？既然正白旗39號的題壁詩都出自“拙筆”之手，那麼這間旗下老屋會不會是“拙筆”的故居呢？許多人都提出類似疑問。“拙筆”是誰，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胡德平、舒成勛、孔祥澤等人認為，“拙筆”就是贈曹雪芹對聯的鄂比。據當地傳說，鄂比是正白旗人，人稱醉鬼鄂三，為人見義勇為，急人之難。他雖然文化不高，但擅長繪畫，是曹雪芹在西山時期的密友。“拙筆”、“鄂比”，似乎存在一種諧音。張行書箱上“拙筆寫蘭”幾個字，跟題壁中“拙筆”的簽名極為相似。既然“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疏親慢友因財而散世間多”是鄂比送給曹雪芹的，那麼他就極有可能把這副對聯題在曹雪芹家的牆壁上。 曾經雙鈎過曹雪芹自序的孔祥澤老先生卻不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正白旗39號牆上的字出自兩人之手。其中大部分是“拙筆”寫的，只有鏟下來碎片上的個別字是曹雪芹的。孔祥澤說：“拙筆的字是台閣體，好學。曹雪芹的字根本學不了。他的草書是章草，章草跟我們現在的今草不一樣，它是漢隸的草書。曹雪芹擅長在瓷上寫、在漆上寫，他用一根很長的筆探到物件裡面去寫、去畫。那沒有功力根本不行。要說牆上的字都是曹雪芹寫的，那是吹牛。” 然而，2008年一次筆跡鑑定的結果，卻與孔老的觀點相左。2008年底，為曹雪芹紀念館拍攝專題片的攝影師王全利，把公安部物檢中心專家李虹介紹給曹雪芹紀念館。作為筆跡鑑定專家，李虹曾為許多刑事案件作過鑑定。曹雪芹紀念館把題壁詩原件、《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的雙鈎摹本和張行家書箱“五行書目”的原件都提供給了李虹。經過幾天的鑑定，李虹給曹雪芹紀念館出具了鑑定意見。鑑定稱：正白旗39號題壁詩所有詩文，皆為一人所書，不存在多人並書的情況。正白旗39號“題壁詩”、兩隻書箱“五行書目”和《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三者筆跡一致，為一人所書。（請參見本人在萬維的前兩篇博文） 
1984年，關於“正白旗39號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爭議雖然還在進行，但在胡德平、海淀區委和北京植物園的努力下，“正白旗39號”老宅整修完畢。工作人員不但按照正白旗營房原有的規制，用老料把“正白旗39號”重建了，而且把鏟掉的字也按照原來的大小位置重新復原了，但到了為紀念館題名時，卻出了一個小插曲。 由於當時白明跟溥傑關係不錯，所以大家委派他去找溥傑題字。白明記得，擺好了筆墨紙硯後，溥傑題寫了“曹雪芹”三個大字。可寫完這三個字後，溥傑坐在椅子上抽起煙來。當時還是毛頭小伙兒的白明納悶地問：“二爺，您怎麼不寫了？”溥傑若有所思道：“歇會兒。”歇了一會兒後，溥傑把煙一掐，把寫好的“曹雪芹”三個字團了，重新鋪上紙，大筆一揮寫了“曹雪芹紀念館”六個大字。白明回憶說：“我一看就傻眼了。大家讓我來求的是‘曹雪芹故居’，這怎麼成‘紀念館’了？我說，二爺，這我沒法交待呀！可是溥傑什麼也沒說。” 果不其然，一同為籌建“曹雪芹故居”忙活了好幾年的嚴寬等人一看“曹雪芹紀念館”幾個字就不幹了。他們埋怨白明說，“故居”和“紀念館”可不一樣，紀念館建在哪兒都行，故居就這一個呀！白明感到沒完成任務，又找到溥傑。溥傑對白明說：“我不是紅學家，我沒有權力寫‘故居’，請體諒我這份擔當。” 1984年4月22日，曹雪芹紀念館舉行了開館典禮，幾乎當時所有的紅學家都參加了典禮。雖然他們對於“故居說”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為曹雪芹建一座紀念館，大家都舉雙手支持。 四十五年過去了，“正白旗39號”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爭論還在繼續。但不管怎麼說，“正白旗39號”的發現，為紅學研究打開了一扇窗，也重新點燃了人們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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