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荻晚年，關於“批《水滸》”前後種種，是她心中長期的一個結。

　　2015年2月11日午後，蘆荻老師的公子劉恕兄突然給我來電話，告訴我蘆荻老師已於2015年2月3日在京逝世，2月10日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與蘆老師差不多半年未見，1月27日在三聯書店參加作者聚談會，碰到劉夢溪先生時，我們還一起聊到她。劉先生告訴我他念大學時，蘆老師給他們班講授古典文學課，有一年秋冬，因為天冷，他上課時渾身發抖，被蘆老師看到，下節課前，親贈一件她丈夫的舊毛衣給他，令他感念至今，難以忘懷，一直很想能和老太太再聯繫上，看能否為她做點什麼。孰料現在竟奉此噩耗。老太太晚年有諸般心願，比如整理她手頭所藏毛澤東主席晚年關於古文、古詩詞的批註，關於“批《水滸》事件”前因後果重新講一講等，皆因她後三十年來所繫心的小動物保護事業，特別是經歷2011年“高速公路救狗事件”，陷入諸多麻煩，一切未果，令人嘆惜。現僅就我與蘆老師的交往，聽她所述及的往事，憑當日日記、錄音和印象，拉雜成篇，以為懷念。

　　2010年秋冬之際，有一天，北大儒學研究院我的一位朋友王文利忽然找我，和我說：“小孟師兄，你知道蘆荻老師嗎？做小動物保護協會那個。她現在想找一個古詩文功底好的，幫她整理毛澤東主席的一些古詩文批註。我覺得你不錯，挺合適的，你願意去嗎？”我之前很早即知道“蘆荻”這個名字，也知道1975年毛澤東主席眼睛做白內障手術時，她曾一度出入中南海，侍毛讀書。記得大約2005年夏，我去看望我的一位同鄉前輩馬玉田伯父時（玉田伯父是北師大中文系1957級畢業生，畢業後長期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和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同行的林宇兄曾向玉田伯父問起蘆荻的學問如何，玉田伯父當時很肯定地說：“蘆荻的學問還是不錯的。”在這之後，我也曾在一些報刊、雜誌上讀到過蘆老師寫的或別人訪談她的文章，但從沒有想過要去認識她。我告訴文利，“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實在不敢當，但蘆老師是我敬重的前輩，容我想想。

　　這之後不久，我到上苑去看望成復旺先生。談話間，我順口說及此事。孰料成先生聽罷，竟很是意外和激動，馬上問我是否已和蘆老師見過面，並告訴我他和蘆荻老師是很熟的朋友和同事，關係一直極好，勸我一定要將此事應承下來，好好幫幫蘆老師，又向我講述了一些他和蘆老師夫婦交往的舊事。我這時才知道做工人運動史的劉明逵先生，即是蘆老師的丈夫，也方知道蘆老師在被選入中南海之前即很有名，與曾子墨的媽媽趙遐秋，並其他另外兩名“新女性”，為當時人民大學的“四大女性”。我也從成先生處獲悉，當初主席選侍讀之士，原有兩個條件：一、要有一定古詩文修養的，四五十歲中年女性；二、要聽得懂湖南話。蘆老師儘管生在遼陽，但父祖都是湖南人，自是聽得懂湖南話。最後選定的有兩位，另一位是上海某大學的女教授，二人旗鼓相當，衡裁不下，最後交由主席拍板，主席說：“我不喜歡聽吳儂軟語”，最後定下蘆荻。

　　我那天自上苑回來，即告訴文利，我願意和蘆老師見見面，看能幫她哪些，我當盡力做好。

“訪舊半為鬼”

　　記得最早和蘆老師見面已是2011年春，是在海淀“世紀城”一水之隔的時尚小區“碧水藍天”，由文利帶着我。之前已和蘆老師通過數次電話，她問過我一些背景和個人情況，並大略談過將來要做的事。那天見面，她沒有邀請我到她的寓所，事後想想，當是出於禮貌和體諒。她府上因為長年養貓養狗，加上還有一隻狐狸，味道極大，別說進屋，單純從她門口路過，對許多人而言，都需要下很大勇氣，屏息前行。後來和她熟悉之後，我才知道，她將願不願進她門、能不能進她門，當作對方愛不愛護小動物、適不適合做小動物保護工作的最起碼的評判尺度。

　　她那天和我們見面是在她小區旁的一家茶樓，我們等了許久，她才來。那時我還未看到《魯豫有約》採訪她的節目，她的樣貌要比網絡上所見照片更有風采，是一位極有風度的老太太，衣着整潔，頭髮一絲不亂，精神矍鑠，攜着一根手杖，待人接物也極是溫和。——她對風度的注重，一直保持到最後，2012年冬，我帶友人張煥君、劉國華去給她做訪談，她當時身體已不好，我們進門，她即聲明，狀態不好，不願拍照，敬請體諒，自始至終一直帶着口罩。那次見面後，煥君曾和我說：“老太太雖然病體未愈，頭髮稀少而凌亂，但一開口，用詞優雅，音調和美，當年大學講台上的風采仍依稀可見。聊聊生平往事，革命、逃難、家人，還有那些年月常常燃燒的青春與激情，都讓人恍如隔世，遙想不已。”——她又問了我一些個人情況，並問我是否讀過庾信的《枯樹賦》和江淹的《別賦》，對之前見過的歷家注釋怎樣評價。我老實告訴她，《枯樹賦》、《別賦》及江淹的《哀江南賦》之前都曾讀過，有一些句子可以背誦，但沒有下過大功夫；對歷來諸家注釋、解說，雖曾略有涉獵，有覺得未安處，但整體而言，不曾特別留意過。我也告訴她我曾讀過朱永嘉先生談為主席注釋古詩文的回憶文章。她聽罷，擺擺手，不多說，隨即背誦出《枯樹賦》裡的一些句子來：“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郡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告訴我主席晚年很喜歡《枯樹賦》，江青曾在上海組織人為《枯樹賦》作注，並將注文送呈主席審閱。其注文引申了清人倪璠的解說。倪璠在注《庾子山集》時，在《枯樹賦》的題解中說：“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為作也”，注釋者在題解中把此賦的立意概括為“借樹木的遷徙移植，搖落變衰，寄寓自己的悲感”。主席閱後，覺得不準確，曾做批示：“關於注釋問題，請你們仔細的研究。”因此長期以來，她一直有想法，想為《枯樹賦》重新作注，將主席當年的一些談話及她近四十年來的一些體悟都收進去。此話她後來多次和我說起。2012至2013年，為紀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誕辰，張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啟銳先生主編有一冊《想念周一良》，裡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談及當年毛澤東否決上海注本後，“梁效”曾為《枯樹賦》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復經小組討論，最後呈遞上去。周一良先生遺物里，過去也曾見過一冊油印的《枯樹賦》注釋討論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鉛筆所做繁複批點。有一次，吳小如先生讀到宋先生文章後，和我說（此事他也同別的一些先生談過）：事過經年，一切皆應當還原歷史真實，“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說宋先生文章里本該註明的。——為此我也專門問過蘆老師，蘆老師告訴我，事情確實如此，她見過“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預先作注者是吳小如先生。

　　那天接下來，蘆老師向我問起北大中文系她的一些故人的狀況：馮鍾芸教授現在怎麼樣了？林庚先生還健在嗎？陳貽焮先生身體還好嗎？袁行霈先生現在還上課嗎？她姐姐袁曉園你知道她近況嗎？吳同寶先生（案即吳小如先生）你知道他嗎？張少康先生呢？……我告訴她這些先生中有好幾位都已作古，並就我所知，略述情況給她。她聽罷長嘆一聲，說“訪舊半為鬼了”，隨即沉默許久。之後即和我談起這些先生對她的幫助，特別是馮鍾芸“馮大姐”對她的幫助，並問我認識不認識她家人。我告訴她，我和任重先生認識（案馮鍾芸教授是任繼愈先生的夫人，他們的兒子任重先生在北大研究生院工作），她於是托我向任重先生致意，並代問馮鍾芸教授墓地所在，說將來一定要前往祭掃、拜謁。

“雙行小注的小注”

　　談到要我幫忙的工作，她說：早年陪主席讀書時，每次退下來，她即將主席的一些意見、談過的話以蠅頭小楷副錄下來；現在這些稿子，並主席的一些手跡，都在她手裡，這些東西終究是要有交代的，“最後都要移交中央文獻研究室，他們已經派人來催問過好多次了”。她希望我能幫助她在她有生之年將這些東西整理出來。這批東西她後來搬到西三旗“雪梨澳鄉”時，曾給我看過部分，毛式大字本，字裡行間是她用鋼筆副錄的主席意見、談話，密密麻麻，篇幅不少，真是蠅頭小楷，字跡極小而端楷，非輔以放大鏡細辨不辦。我邊看邊和她說，“這真是雙行小注的小注了。”她聽後笑了笑，說，“我現在都驚訝我當時怎麼能寫這麼小的字。現在這些字我都看不清了。”其中一冊《薩都剌詞》，扉頁上有江青1975年6月6日的鉛筆題記，字跡瀟灑俊逸，給人印象極深。

　　初次見面，蘆老師給我的印象除了溫和、儒雅，就是記憶力驚人。我們談話時，順口談及的《枯樹賦》《哀江南賦》等南北朝賦文，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詩文，她都可成章脫口，並輔以案說，邊背誦邊講解，這句主席過去怎麼談，她怎麼理解。言詞懇切，絕無炫耀之嫌。她也告訴我，手頭還有一部未完成的《李白詩歌論稿》，希望我將來也能助她最後完成。我們談話時，不斷有電話進來，許多事都要她拿主意、作裁決，有幾次是對方問某某人和某某處的電話號碼，長串數字，她都是脫口而出，不需查詢。她是1931年生人，虛歲已是八十一高齡，竟還能如此，實在令人驚讚無已！

　　此後，她有時間即給我打電話，召我前往。每次見面都是談詩論文，兼及舊人舊事。小動物保護協會事事要她操心，不是三樓的病貓未能及時餵水餵藥，就是一樓跑來跑去的狗大小便後還未及時處理。工人也不時來問買多少貓糧、狗糧，生病的貓、狗送到哪家動物醫院。我們的談話常被打斷，臨了她總是嘆氣說：“唉！繁之，不好意思，今天你就先回去。你下次來，我們再開始工作吧。”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每次見面的模式都是如此，要我幫忙的工作，除了後來略微整理出的篇目外，幾乎一點都沒展開。

　　我日記里2011年4月28日記：“上午先至圖書館複印王葆玹教授《西漢經學源流》，繼帶冀哲與蘆荻老師見面。中午蘆老師賞飯，在萬柳中路一間上島咖啡店。座中有律師王振宇兄，初次見面。談話時，方知他是許志永博士班的同學，與玉閃亦甚熟稔。午後至漢唐陽光，與尚紅科老師談近日書事，談及蘆荻，尚老師說很想一見。臨別尚老師贈我張木生先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這次見面是因為之前蘆老師給我打過幾次電話，要我介紹一位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女生給她做助理，冀哲那會兒剛自瀋陽大學畢業，抵京不久，遂介紹了她。但冀哲很快他往，於是又介紹了高百卉。這之後不久，我也曾帶尚紅科和蘆老師見過一面，在海淀醫院的一間輸液室里，一起聊一些書裡書外的事和人民大學舊時人事。——我之所以舉這條日記，是因為，蘆老師那時對未來的規劃，還是信心滿滿、雄心勃勃。現今回想，不禁悵然無已。她不止一次和我談過，希望將小動物保護協會之事儘快調整、轉交出去，她好騰出手來回歸學術和書齋，做一些耽擱了許久的工作。

早年的身世

　　我2011年6月22日日記：“蘆荻老師喬遷碧水莊園，約我午後前去見面。一下午聽老人談舊人舊事，老東北大學、老北大故事。也談起她的少年往事，談起她的父親、母親。當問起過去教過她的先生中哪位給她印象最深時，她脫口而出‘馮沅君’，之後談及高亨、錢鍾書二位先生，說五十年代做教員時曾聽過錢先生講課，語言精彩，博大精深，點到為止，沒有廢話，令她印象深刻。”日記所記較簡略。我記得那天當問起她大學時最喜歡的教授是誰時，她脫口而出“馮沅君”，說：“她的課，好得不得了。我後來之所以願意做大學老師，多少也是受了她的影響。”頓了頓和我說：“你知道嗎？高亨先生上課，是盤着腿上課，口若懸河。”我說：“高亨先生研究易學在二十世紀是很重要一家，趙儷生先生曾講過他與金景芳先生研究易學的異同和特點。”她聽了和我說：“可惜我當時沒有好好聽課。”

　　也是這次，我知道了蘆老師早年的身世。她原名蘆素琴，1931年生於東北遼陽燈塔（那天她也說起，她和樂黛雲老師同年）。“蘆荻”是1948年參加革命、逃亡解放區後自行改的名字，之前一度用過“蘆葦”。祖父是湖南人，曾作過遼陽知縣，死於任上，遂以家焉。父親一輩子沒有出來做過事，只是在家裡讀書，蘆老師三四歲時，父親即故去了，由寡母和大哥、大嫂撫育成人。蘆老師那天說：“我一直記得，父親生病時，我父母帶着我在一個菜園子裡住。那時，父親常帶着我給花給菜澆水、施肥，也時常會將我扛在肩頭，看着滿園的杏花、梨花，吟誦詩詞。”蘆老師的母親是山西文水人，父親故去後，由舅舅幫着料理家務。“舅舅真能幹。從舅舅身上，我看到了山西人的精明，會過日子。”蘆老師如是說。入學後，蘆老師受到的是純粹的日本式教育，“冰球打得非常好”，小學畢業時，被評為優級生，要被選送到日本去參加畢業典禮、覲見天皇。“選的也就那麼幾個人，不知怎麼竟把我也選進去了。行程都已安排好，後來因為戰爭情況，計劃取消，沒有去。”“上大學前，我受到的教育，一直認為自己是滿洲國人，家裡人也不說，上大學後，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遼瀋戰役爆發，進關轉到北大讀書後，才知道中國竟有如此之大，歷史有如此之長。”“可惜當時已沒心思讀書，受王朝聞夫人解馭珍的影響，忙着搞革命了。”後來有一次我帶友人朱續和她見面，當她知道朱續也是遼陽人時，再次談起她對故鄉的記憶。朱續為此撰文說：“她的回憶，更多的是中國傳統家族裡的信守，受儒教薰陶下的‘禮樂仁和’。母親帶領大哥、大嫂苦苦支持困苦家境的堅韌；曾經因她不懂事，大哥、大嫂忍受責罵，面對‘不公’的安忍；母親每次墳前祭奠父親時滾落的淚行，有愛有恨更有中國人本質里的大信。”

　　那天我正好帶着一本三聯出的齊邦媛的《巨流河》，拿給她看，她翻了翻說，“書借我看看吧，放我這裡幾天。齊世英我見過，到過我家裡，也和他說過話。”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手跡

改變後半生的一次談話

　　我2011年7月6日日記：“下午，蘆老師往召碧水莊園。在她所租北五環‘碧水莊園’別墅二樓靠北一間裡，她和我談到了晚年的毛澤東。她說主席晚年時常莫名地哭，說她現在也是，每有‘浮萍飄泊，家不知何處’之感。說有一次她陪主席讀書時，主席突然不說話，要她仔細聽，她不知聽什麼，主席問她有沒有聽到外面風吹樹葉的聲音。之後主席突然放聲慟哭。這是她第一次見到主席哭，頓時手足無措，不知怎樣安慰好。她和我說，她現在差不多是當初她遇到主席時主席的年齡，歲月無多，切身體驗到了一個八十歲老人的空涼。”這些話，後來我帶朱續、於思群和張煥君同她見面時，她又多次談起。

　　也是這次，她主動和我談起“批《水滸》”前後的一些事情，說她初到中南海時，因為上面特意交待過，因此一直小心謹慎，不敢亂說，有一次和主席聊天時，因比較愉快，她問了句“主席身邊的是不是都是幹部子弟”，主席當時沒說什麼，事後張耀祠處長找她談話，告訴她談話一定要謹慎，不該問的千萬不要亂問，又告訴她：“幹部子弟是到不了主席身邊的。”此外又有一件事，再次令她不敢多說話。有一次陪主席讀書時，主席突然問她，“北大現在還開古詩詞的課嗎？”她說:“主席啊，您不知道嗎？自從‘文革’開始，所有的課都已停了。”她剛說完，旁邊的張玉鳳狠狠踩了她一腳，令她心頭一震。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除了上面交待下來的事，主席要查什麼古籍，她受命到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查書、借書外（有專車偕同），包括受命回“梁效”參加討論，一直小心謹慎，不敢多問，也不敢多說。在“梁效”開討論會，她也基本不發言，坐靠邊位置。以至於有一次主席接見某國元首時，談到近況時，說從北大請來一位蘆老師幫他讀書，但蘆老師“從不向我問問題”。在這樣的景況下，有次晚上讀書間隙，她問主席：現在外面談《水滸》，有一句“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外面流傳很廣，大家討論得很厲害，您怎麼看？她說主席聽罷，哈哈大笑，頓時像個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告訴她：“這句話是我說的，是在武漢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我問主席：‘《水滸傳》第十九回寫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說“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嗎？像阮小五這樣出身的人，不也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嗎？”’主席聽了，笑我呆，說：‘這決不是阮小五說的話，這是後人加上去的，你讀《水滸傳》要分析。’我問：‘既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麼《水滸傳》還有什麼好的呢？’主席接着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說，‘“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魯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我們接着又談到《水滸傳》的版本，有七十一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是七十一回本。主席說：‘一定要讀全傳’，還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等等。主席說，‘千古儘是不平事。壓迫太深，所以要反抗。’他還特別肯定了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傳》的那段評價，即‘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主席說，‘魯迅講得那麼精彩，可惜學術界沒有引起重視。’還說，‘要重新出版《水滸傳》全傳，而且要貫徹魯迅的精神，把魯迅那段話印在書的前頭。’”（據當日手機錄音，及回家後所整理日記。此次整理，同時參以祝東力先生《毛澤東評〈水滸傳〉的前前後後——蘆荻訪談錄》〔《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3期，21—23轉17頁〕及《毛澤東年譜》第六卷1975年8月14日條。）

　　至於他們那晚為什麼談起《水滸》，蘆老師在1998年2月接受《文藝理論與批評》記者祝東力先生採訪時曾詳細談過，但未曾和我談過，為求其全，及方便讀者，茲迻錄如下：

　　還是在1974年的時候，當年引導我參加革命的解玉珍（孟繁之案：或寫作“解馭珍”）在《北京日報》工作。當時我們正在寫中國古代小說史，解玉珍到北大來，要我們寫評《水滸傳》的文章，她說《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讓我們就按這八字精神寫。我們知道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主席說的話，但問解玉珍更詳細的情況，她不說。建國以來，一直是把《水滸傳》當作農民起義的教科書來看，現在又說它“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我們不得要領，三易其稿，還是沒能通過。

　　我1975年4月進中南海，替毛主席讀書。主席7月22日做了白內障摘除手術，一隻眼睛復明。8月13日晚，張玉鳳同志也在旁邊。我向主席請教關於幾部中國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主席先談了《三國演義》，特別談了理學家罵曹操的問題。主席說，罵曹不始於元，而是始於宋朱熹，罵曹操是“國賊”。這是因為曹操篡漢。其實，漢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黃巾起義”。主席還說，理學家很虛偽，但朱熹是一位大學問家，要讀他的書。又談起《紅樓夢》，我說只讀了一遍半，高鶚的續書不喜歡讀。主席說，我讀了五遍，要讀後來的部分，還特別談了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命運問題。然後又談到《水滸傳》。

　　以上是引述自《文藝理論與批評》訪談的部分。那天蘆老師對我講述完上面的話，頓了頓又說：“當時主席講話發音已很困難，不時有痰，湖南口音又重。平時我們談論詩詞，因為我知道的作品較多，許多可以背誦，所以他一說，我一般都能聽懂。但主席有時怕我聽不懂，就用鉛筆寫，寫在一些紙條上。關於《水滸傳》的批示，是我根據主席的談話記錄整理的。當時主席怕我聽不懂，用鉛筆寫了好幾個字和句子。我整理好後把整理稿拿給主席看，他靠在床上，拿着鉛筆，逐字看了，抬起頭，沖我擺擺手，說：‘好，就這樣！’於是就形成了關於《水滸傳》的批示。這時已經是8月14日凌晨兩點。我到外間房裡幫助寫信封，因為主席批示要發給姚文元，他當時是主管宣傳工作的。很快姚文元辦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並附有姚的一封信，說明要貫徹主席的批示。我發現，姚已經開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對時，發現主席原來寫的‘摒晁蓋’的‘摒’字，被改成了簡體的‘屏’字，就堅持要改回來，認為應當完全忠實於主席的原文，還把主席寫給我的那張字條附在了退給姚辦的信封里。”

　　《毛澤東年譜》第六卷，8月14日條：“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傳達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讓報社組織討論，寫一個宣傳規劃，還要寫社論，強調把小說中的宋江投降，引申到我們黨五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要學會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 同卷，8月20日條：“閱姚文元8月18日報送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關於開展《水滸》評論的規劃，批示：‘同意。’兩報的規劃都從批判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調和論以及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擬出了一些選題。姚文元在送審報告中建議：擬同意他們先這樣。遇問題再商議。” 8月下旬條：“圈閱姚文元8月26日報送的國家出版局關於學習和貫徹毛主席關於《水滸》的重要批示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說：關於《水滸》的出版工作，擬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幾種版本，書前均印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對《水滸》的一段評語，並加出版前言。” 9月2日條：“閱姚文元本日報送的《人民日報》社論稿《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批示：‘送小平、春橋閱。這樣，可不發內部指示了。’社論稿說：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不但對於古典文學研究，而且對於文學、哲學、歷史、教育各個領域，對於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

　　轟轟烈烈的“批《水滸》運動”就這樣緊鑼密鼓開展起來了。這次談話，可謂改變了蘆老師的後半生。蘆老師說：“在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無非是三種結局歸宿：一是像方臘那樣被鎮壓，凌遲處死；二是像宋江那樣被招安；第三就是李逵說的‘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做改朝換代的工具。總之，農民起義在封建社會是沒有前途和出路的。主席當年評《水滸》，現在想來，雖是隨意談及，但也的確有反修防修的政治含義。但絕沒有具體所指，沒有影射某人的意思。”“主席評《水滸》，從今天看，也不失為一家之言，‘四人幫’利用來陷害他人是‘四人幫’的罪行，與主席無關。而事實上後來也是由主席出面制止的。如果冷靜地讀《水滸》全傳，結論大概也只能如此。魯迅、主席認為金聖歎腰斬《水滸》是一種不當的行為，認為這不忠實於原著，這也是只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別上綱上線。”

毛澤東的書房兼臥室

離開中南海

　　“當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開會議。我奉主席指示，到大寨參觀。走前主席和我說，‘你到下面看看情況，回來告訴我。’當時主席年齡大了，總想知道外面的真實情況，身邊的人下去，回來他都要問這問那。他喜歡聽你講所見所聞，不喜歡聽你評論。當時，江青已經在大寨講了評《水滸》的問題。我是後面去的，我們在大寨也討論《水滸》，先是聽江青在大寨的講話錄音。江青說：‘評《水滸》要聯繫實際。評《水滸》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還說‘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據了領導崗位。’江青還說宋江五短身材等等，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所指是誰。聽完江青講話錄音後，就要我們討論。我感到江青的講話同主席的原話有很大出入，我不能歪曲歷史事實，歪曲主席本意，去迎合江青。江青現在這樣亂說，主席聽到，一定會非常生氣。於是要我發言時，我便推說自己坐得靠後，耳朵不好，沒有聽清江青同志的講話。用這種方式委婉拒絕，也是表態。江青後來看到我的發言，這樣我也就深深得罪了江青。”

　　我問：“您之前同江青見過面嗎？” 蘆老師：“見過。在大寨。她見了我和我握手，說，‘哦，你就是蘆老師啊，我知道你，你不就是陪主席讀書的嘛！你怎麼穿身帶補丁的衣服來啦！’我當時聽了，臉一下子燒得不行，很是發窘，她有點讓人下不來台。”

　　我問：“您衣服上有補丁？”

　　蘆老師：“嗨，你們年輕人不大能理解，我們當時都是這樣啊。當時我衣服袖子上有補丁。這也有個原因，一是當時主席說‘你這次要到下面好好看看’，走得急，來不及回北大收拾行李、拿衣服；另外也以為會來大寨參加勞動，因此就比較隨意，當時也沒多想。”

　　我問：“江青是不是待人很苛刻？” 蘆老師：“現在社會上對她有點妖魔化，那不是真實的江青。她平時衣着非常樸素，也穿打補丁的衣服。她講話是有點尖酸，但對身邊的人也還是很照顧的，知道誰家裡有事，她會私下給錢。也喜歡和身邊的人一起打牌，誰輸了誰往臉上貼紙條。”

　　我說：“是。您接着說。”

　　蘆老師：“回到北京後，謝靜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時，張玉鳳便把我攔住了，不讓我進去，說下午西哈努克親王要來，主席正在休息，不能見我。我有什麼事，可去找張處長，張處長會解釋給我的。張處長就是主席辦公室主任張耀祠。後來我去見張耀祠（案系9月24日），張耀祠一見我，就指着我說：‘蘆老師你下去時，我反覆交待你，別亂說，別亂說，你看，現在出事了吧。趕緊收拾一下，回學校去吧。現在這個情況，早點回學校也好。’” 張耀祠也告訴蘆老師：“今天早上江青同志來過兩次電話，主席也說，‘那就讓蘆老師回學校吧！’”

　　接下一段，蘆老師也未和我談過，現再據《文藝理論與批評》訪談補苴如下：

　　我要求在中南海再住三天，張耀祠同意了。這樣，我還是同聯合醫療組住在一起。因為我是主席評《水滸傳》的見證人，所以我有責任把事情說清楚，不能讓事實真相就這樣湮滅掉了。所以，借給醫生們講課的機會，我便向他們講了主席評《水滸傳》的情況，說明原來完全不存在影射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時華國鋒同志已經把江青講話的錄音帶交給了毛主席。主席了解到江青講話的內容，很憤怒，罵江青胡說八道，文不對題，錄音不準放，文章不准發。但此後，我也就離開了主席身邊，回北大了。

　　那天我又問：“您回北大後參加‘批《水滸》’的運動了嗎？”

　　蘆老師：“我離開中南海，回學校後，沒有去上班，找人民醫院一位熟人大夫（據《文藝理論與批評》訪談，為當時人民醫院血液組陸道培大夫，陸大夫後來是工程院院士、政協委員，他的姐夫就是給主席做白內障摘除手術的唐由之，蘆老師和他們都很熟。唐大夫名字，蘆老師晚年談話時不時提起，她晚年雙眼做白內障手術，也是找唐大夫幫的忙。在唐府見到牆上唐大夫同歷屆領導人的合影，曾引她大為感慨。），為我開了張病假條，一直待在家裡，因此躲過了學校里的運動。1976年唐山地震，震後九天，我就被派到唐山救災去了。見到了那麼多的死人，真是人間地獄。當時學校工農兵學員大多都去了，但女教師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主席逝世後，學校來唐山的人都要趕回北京參加追悼會，但不許我回去。我想去悼念主席，手死死扒住要回北京的卡車護欄不放，帶隊的總支書用大皮鞋碾我的手，不讓我去，說：‘你是什麼人？！’我知道‘四人幫’不垮台，江青是不會放過我的。因為我了解事實真相，江青心虛。所以當聽到‘四人幫’跨台的消息時，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可是，粉碎‘四人幫’後，一些不明真相或別有用心的人卻繼續在關於‘批《水滸》’的問題上對我橫加打擊。先是說主席關於《水滸傳》的批示是我炮製出來的。這條站不住腳後，又說是我將主席的評論私下泄漏出來，交給姚文元的。還有人寫文章點我的名，說我是‘四人幫’安插到主席身邊的（2012年春節後，我去看望蘆老師，蘆老師和我說幾天前劉思齊曾經找她，還有幾位，都是主席晚年身邊待過的人，劉思齊問他們主席晚年受誰控制，他們都莫之所對），給我安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學校里也開我的批鬥會，一些人如張××對我拍桌子，指着我鼻子罵，要我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學校差不多有半年多不給我安排工作，我就一直呆在家裡。當時系裡吳組緗先生還勸我，讓我先承認下來，說是自己炮製的，過了此關再說，同時以免有損於毛主席的形象。因為在吳先生看來，主席對《水滸》的評論是完全錯誤的，不利於《水滸》的正常討論。但我不能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我謝絕了他和林庚先生的好意和建議。”

　　“沒有辦法，我就去找當時的中宣部長胡耀邦同志，在他家門口等。耀邦同志回來時，秘書問我什麼事，我把情況講了，並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封申訴信交給他。第二天，耀邦同志就批了，大意是：對待自己的同志應該給予熱情的幫助，應該按黨的政策辦事。這樣，我才恢復了工作，但北大已不能呆，那時人民大學要復校，於是我離開北大，再回到了人大中文系。”“但是，對我的誹謗依然沒有結束。像嚴家其等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信口胡說關於《水滸傳》的批示是我從主席那裡拿出來交給姚文元的。我曾向法院起訴嚴家其，但當時嚴正炙手可熱，法院不敢受理。我又給出版該書的天津百花出版社寫信，指出這是政治誣衊，一不符合歷史事實，二損毀了我的名譽。出版社回信卻說，對嚴家其的書應該支持，裡面關於我的那段不實之辭只是一件‘小疵’，等再版時再修改。”

　　我問：“您是何時自人民大學到北大的？回人大後是不是狀況好了一點？”

　　蘆老師：“我最早在人民大學中文系，是跟着謝無量先生，做他的助教，教古典文學。我手頭現在還有謝先生寫給我的字。你要看嗎？”說着即打開旁邊的柜子，拿出謝先生寫的捲軸給我看。此幅捲軸後來又曾給我看過多次。“我是‘文革’中人民大學停辦時，調到北大去的。到了北大，系裡安排我跟林庚先生學習。林先生對我很好，很照顧我。”“回到人民大學後，是不再開我的批鬥會，但一些活動不讓我參加。第一次申報職稱，也不讓我申報。我問系裡，系裡說你問學校去。我去找校長×××，幾次他都不和我見面。我就到他家裡去等他。他一見我就問我，你怎麼來了？我和他說，‘毛澤東和我沒有任何關係……別對着我罵。我只問你為什麼不讓我申報職稱？’他就是來回地罵，死活不讓我報。我是下一次申報職稱時才報上去的，這樣就老是差了一級，最後離休時，參同社會考評，才最後給的教授。”（她晚年不止一次同我談及這些事，有一次她和我說：“假如當時職稱順利上去了，加上離休的待遇，那麼工資就會比現在更豐裕一些，就可以救護更多的貓狗，雖不能改變現在的窘迫，但起碼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狼狽！”這才是她念念不忘的一個心結。她晚年知道來日無多，為還借來的債，及救護貓狗，解決窘迫，遂有賣房之舉。）

　　前面說過，蘆老師同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討論影響了她後半生。先是不得不離開中南海，繼而北大也待不住，被迫離開；“文革”後高校第一次職稱申報，又不讓申報，影響之後職稱升等。等等之類。特別是她晚年因為小動物保護事業面臨諸多窘境時，思及往事，心潮起伏，每有悔恨之意。和我也曾幾次說過“要是沒有……”之類的話，我也曾幾次見她黯然落淚或放聲慟哭。在她晚年，關於“批《水滸》”前後種種，是她心中長期的一個結，她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將此事詳細敘述一遍，以希有所告慰。

“文革”時期批判《水滸》的宣傳畫

十二次陪讀

　　蘆老師在中南海的時間是1975年5月29日至9月中旬，陪伴毛主席讀書共十二次，據《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現條列如下：

　　【5月29日-9月中旬】因患眼疾，不能看書，請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處讀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選讀《二十四史》、《昭明文選》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詩詞曲賦和魯迅的文章。聽蘆荻讀書期間，不時點評歷史人物和文學作品、歷史著作。5月29日，聽讀庾信的《枯樹賦》、江淹的《別賦》和《恨賦》，以及阮籍的《詠懷詩》後，談到怎樣看待歷史書的問題，說：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麼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裡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裡，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雲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每一部史書，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繫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委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

　　蘆荻為毛澤東讀書期間，曾問：評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麼看？

　　毛澤東說：秦始皇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來評論，要一分為二。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進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統一六國後，喪失進取的方面，志得意滿，耽於佚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遊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對秦的暴政，完全是正義的。

　　蘆荻問：有人說李賀是法家，我想不通，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

　　毛澤東說：誰說的，李賀是什麼法家？

　　蘆荻說：兩校大批判組和上海都有文章，說李白、李賀、李商隱都是法家。

　　毛澤東說：什麼？李白也成了法家？

　　毛澤東問：北京大學開不開詩詞曲賦課？蘆荻回答說：現在這些課都不開了，學生不讀書，想讀也買不到書。毛澤東說：現在沒有書，我們搞一部吧，選他五百首詩，五百首詞，三百首曲，三十篇賦。（586-588頁）

　　【5月30日】讓蘆荻讀《晉書》、《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評論說：我們國家，是世界各國中統一歷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這說明各族人民熱愛團結，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壽，就是傾向統一的，他的父親也是搞歷史的，也是這種觀點。這父子倆的觀點，在李延壽所寫的《序傳》中說得十分明白。（588頁）

　　【6月18日】聽蘆荻讀蘇軾的《潮州韓文公廟碑》。該文稱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毛澤東說：漢武帝以後，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連蘇軾自己在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後來形成三國，還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時候打下的基礎。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係，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這是他的高明處。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大動亂，大分裂，這不好，但當時的另一個方面是，南方的廣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開發，生產技術普遍提高了。這是經濟上的發展。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後，戰亂頻仍，南北對峙，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組合中穩定了，文化也交流了、豐富了。謝安文韜武略，又機智又沉着，淝水之戰立了大功，拖住桓溫也立了大功，兩次大功是對維護統一的貢獻。桓溫是個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當皇帝。他帶兵北伐，不過是做樣子，擴資本，到了長安，不肯進去。苻秦的王猛很厲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發展。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很有名。玄學的主流是進步的，是魏晉思想解放的一個標誌。正因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麼多傑出的思想家、作家。什麼“道溺”！我送那時兩個字，叫“道盛”！蘇軾說那時期“文衰”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把那時的作品擺出來看一看，把《昭明文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拿出來看一看，是“文衰”還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給那時兩個字，叫“文昌”。（591-592頁）

　　【6月24日】晚上，聽蘆荻連續讀兩遍王粲的《登樓賦》。毛澤東評論說：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王粲守着個腐朽的貴族（指劉表——編者注），無所作為，時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卻遲遲無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假高衢而騁力”，干一番於國於民有益的大事業了。“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為無用之人，終生碌碌，無所作為。儒家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王粲就不守這個信條，正因為天下亂，他又處於“窮”境，卻更要出來濟世，這就高多了。知識分子一遇麻煩，就愛標榜退隱，其實，歷史上有許多所謂的隱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釣譽，即使真隱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淵明，就過分抬高了他的退隱。不過，陶淵明倒是真隱了，而且親自種過田，情況有所不同。賦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對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鄉、過去的朋侶，感情總是很深的，很難忘記的，到老年更容易回憶、懷念這些。寫《到韶山》，就是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往事，對故鄉是很懷念的。寫《答友人》，說“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就是懷念楊開慧的，開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現在有的解釋不是這樣，不符合我的思想。

　　最後，毛澤東問蘆荻，會不會背李商隱的《安定城樓》，蘆荻說不會背，毛澤東自己背了出來：“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背完後說：這也是年輕人的登樓之作，也是有抱負而不得施展。中間還用了王粲寫《登樓賦》的典，值得一讀。

　　蘆荻走後，毛澤東睡不着覺，接着讀《楚辭》。（598-599頁）

　　【8月14日】同蘆荻談話。蘆荻請教《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傳》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在毛澤東談了其他幾部小說後，蘆荻問《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句話是不是主席說的？毛澤東說是自己在武漢講的。蘆荻問：既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麼《水滸傳》還有什麼好的呢？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602-603頁）

　　《毛澤東年譜》第六卷，7月23日條，記主席左眼接受白內障手術時說：“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受左眼白內障手術。周恩來、鄧小平在門外守候。手術大夫是北京廣安門醫院眼科專家唐由之。毛澤東被扶進手術的房間時問：音樂準備了沒有？手術中播放岳美緹演唱的岳飛《滿江紅》崑曲。手術後約兩個小時，在臥室寫下魯迅《到楊銓》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並簽上名字送給唐由之。” 蘆老師告訴我，手術是在主席住處進行的，當時她和張玉鳳等人也守候在門外，“總理到了，挨個和我們握手，送我們每人一小塊蛋糕，令人非常感動”。

　　這次是毛澤東第二次做白內障手術，第一次做的是右眼，這次做的是左眼。《毛澤東年譜》1975年2月條記：“1975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接受醫療小組對眼部、部分腦幹神經系統和心肺系統進行檢查診斷，診斷認為目前主要症狀為白內障導致視力下降，說話不清。眼科專家建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看書和批閱文件，並實施摘除白內障的手術。毛澤東同意先治右眼，以留出病狀較輕的左眼堅持閱讀和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聽取醫療小組匯報毛澤東的病情和治療方案後，由周恩來、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葉劍英五人聯名將討論意見報告毛澤東。報告說，‘完全贊成主席先治眼病的決定’。毛澤東圈閱了這個報告。”附記於此。

毛主席讀書的篇目

　　2012年冬，我帶友人張煥君去看蘆老師，問她：“當時陪主席讀書，主要讀哪些？”她說：“哎呀，他自己興之所至，也沒有一定的範圍。當時北大黨委成員謝靜宜帶我去中南海，車都開到西單了，才告訴我去看毛主席，要我多準備詩詞歌賦。我也不知道具體內容，這方面毛澤東比我們都懂得多。最初交談的幾次，主要是談魏晉南北朝，他很關心這一段，也不知為什麼。就從東漢末、建安時期談起，一直到兩晉南北朝。他讓我讀《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尤其是《晉書》。這一段的人物，像謝安、左思、陸機，以及此前的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孫權、阮籍、嵇康，都要注意。他很少談正史，主要說的是作家，文體主要談賦，譬如說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劉宋之後的作家，他對謝靈運、謝玄暉談的比較多，對陶淵明略有微詞褒貶。對田園詩派、隱士也有評價，哎呀，這個他談得特別多。”又說：“想起毛澤東叫我用功讀書，我現在很理解他。他如果不讀書，腦子就會想別的事情。老人家固然是平生嗜學，愛書如命。但在他晚年時，病痛纏繞，國事紛繁，頭腦很亂，又不能親自出去了解。這個時候，就只有讀他喜愛的古人古書，能暫時占領他的領域，不想那些事情。這是我最近才理解到的。所以他那時候，無論什麼書，拿起來就讀，讀一會兒書，可以暫時忘記一切，忘記現實中令人煩擾苦惱、舉棋難定的那些大事。他平生喜歡國學，視之如命，讀起來精神會得到一種空靈，得到一些安慰。只是因為他那時眼睛不好，所以才找人給他讀書。”

　　她同主席所讀書，據她手頭資料，及一早期打印件，經我同人民大學兩名學生（一男一女，男生叫余國煌）之手整理出篇目，計劃要以主席談話、批註為基礎，重新注釋的賦文、詩詞有：

　　宋玉《風賦》《登徒子好色賦》

　　枚乘《七發》

　　王粲《登樓賦》

　　左思《三都賦》

　　陸機《文賦》

　　謝惠連《雪賦》

　　謝莊《月賦》

　　江淹《別賦》《恨賦》

　　庾信《枯樹賦》《小園賦》《哀江南賦》

　　王勃《滕王閣序》

　　杜牧《阿房宮賦》

　　《毛詩序》

　　《詩經·大雅·雲漢》（整理這些目錄時，見到一字條，上寫：“譬如他特別看重《大雅》裡的《雲漢》。《小雅》很多都是揭露時政的詩。《大雅》裡的《雲漢》值得一讀，是寫當時的一次重大的旱災的，這對於我們了解歷史的自然災害的情況，很有價值。接着主席讓我翻讀了《雲漢》，他講解了《雲漢》。”

　　《楚辭·離騷》

　　《古詩十九首》之四〈今日良宴會〉（關於劉大傑先生）

　　曹操《龜雖壽》

　　曹丕《燕歌行》

　　阮籍《詠懷詩》（阮籍、嵇康詩之評述）

　　左思《詠史》

　　謝靈運（謝靈運開闢了山水詩派、田園詩派）

　　陶淵明（歷來捧陶，因為隱逸；知識分子的隱逸；仕途捷徑）

　　李白《蜀道難》

　　杜甫《秦中雜詩》（郭沫若題寫杜甫詩）

　　白居易《白居易集》

　　李商隱

　　李紳

　　聶夷中

　　李煜〔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

　　歐陽修〔歸自謠·離人幾歲無消息〕

　　范仲淹〔漁家傲·秋思〕（將軍白髮征夫淚）

　　洪皓〔江梅引〕

　　張元幹〔賀新郎〕

　　李清照〔聲聲慢〕、〔醉花陰〕

　　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懷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陳亮

　　蔣捷〔江城梅花引·荊溪阻雪〕

　　岳飛〔滿江紅·寫懷〕

　　薩都剌〔百字令〕

　　湯顯祖〔牡丹亭·遊園驚夢〕

　　王世貞

　　龔自珍

　　所見蘆老師一手跡：

　　毛澤東談《詩經》，和我們現在學術界對《詩經》的評論，相差不遠。他說：“十五《國風》不能否定，《伐檀》《碩鼠》寫的是奴隸制，罵的是奴隸主。就是罵地主也可以嘛！陳涉、吳廣就罵地主。陳涉還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伐檀》在形式上和《楚辭》是一類的。”

　　但是，他的着眼點和我們不盡相同。恩格斯談論巴爾扎克的時候，曾說：“我從這裡（筆者註：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2-463頁）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看文學作品、談詩，往往注意到作品是否反映了社會生活和社會事件，即恩格斯所說的，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資料，往往超過了當時的經濟學家。所以毛主席當時特別提到了《大雅》中的《雲漢》。這是我們一般都不太注意的一首詩。按舊說，這首詩是周宣王向上天訴說旱災的詩，詩中描寫了當時給社會造成巨大災難的一場旱災，“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1），如霆如雷。周余黎民（2），靡有孑遺（3）。”“旱既大甚，滌滌山川（4）。旱魃為虐（5），如惔如焚（6）。”因此他說，《大雅》《小雅》也不能否定。《頌》是祭祖宗的，沒多大意思，但也有些史料。

　　我也問起過蘆老師在中南海時的情況。她告訴我每晚宵夜很不錯，“你可以想象，非常豐富。”“我和張玉鳳、唐由之大夫我們幾個住一個三層樓，樓里就我們幾個。主席臥室外面有給我的一個辦公桌，我每次陪主席讀書之後，都要在這裡將主席的意見、談話副錄下來，之後才能回去，往往都已是天亮了。這時我經常看到張玉鳳在水房裡洗衣服，一邊洗衣服，一邊抹眼淚。”那天聽她談到此處，我問她：“為什麼，這是？”她說：“當時主席身邊離不了人，張玉鳳很少能回家，家裡孩子由婆婆幫着帶，但婆婆年紀大了，帶了孩子，就沒有精力做其他了，因此孩子的尿布、髒衣服等，隔幾天就會打包寄到中南海，由張玉鳳洗了再寄回去。”

蘆荻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已完全陷入小動物的世界裡。

晚年操心動物保護

　　有一次和蘆老師忽然聊到余英時先生，我說余先生最初是在東北中正大學，其父親余協中曾任中正大學校長。她聽到“余協中”這一名字，眼睛一亮，告訴我，“我原先就在東北中正大學，余協中余先生是我們的校長。”這時我才知道，她最初就讀於東北中正大學。余英時先生是1930年生人，算算時間，他們當是同學，或許還同屆。他們都是遼瀋戰役爆發前轉入關內的，余先生去了燕京大學；蘆老師則附讀於北大。

　　我2011年11月6日日記：“午後朱續兄約去見蘆荻老師。有一陣子沒見了，蘆老師看上去面色有些蒼白。問詢之下，才知道她近期去同仁看眼睛，往復九次，一隻眼睛最初做時不知何因，白內障僅取一半，重新做後，現在已經近乎失明，還在交涉中。亦談起她孤身一人跋涉醫院，打車出租車司機都不願意拉，怕負責任的情景。皆不勝唏噓。”她那次眼睛做手術，先找的唐由之，是由唐大夫介紹往同仁醫院的，沒有做好，遭了不少的罪。事後她女兒問她：“為何之前不去送禮？”她和我說：“我活了一輩子，送禮怎麼送我都不知道，怎麼去送！” 蘆老師晚年與我述及當年伴毛讀書情形，人大、北大早年舊事，包括與吳小如、張少康等先生的恩怨，皆能作持平之論，令人感佩。她曾托我代她向一些先生問好，語甚真摯，不摻假（吳小如先生在電話里及事後見面，均和我談起不少細節）。老一代人先後作古，他們人品、學行，皆值得後輩學習、思量、踐行。

　　蘆老師查出癌症後，至一年多前不大能走路，“不良於行”，每天皆奔走、操心動物保護事業。無論何時接到有虐狗、傷狗的電話，哪怕是半夜或凌晨，都要找人找車過去營救。我在她府上第一次見到那樣多的傷殘動物，有的被戳瞎眼睛，有的被割掉舌頭，有的腦袋被砍裂，有的腿被打折，心下非常震驚。在她府上，我也生平第一次見到給貓狗輸液、輸血。她晚年為營救更多貓狗，徵得兒女同意，毅然將世紀城旁“碧水藍天”的房子賣掉，自己賃屋居住（她為救護貓狗，還拖欠的動物醫院的債，處處化緣，曾找過首善曹德旺等，但處處碰壁，故最後有賣房之舉）。她身邊貓狗最多時，租的別墅里，第一層約有四五十隻狗，外加一隻狐狸；還有一隻鸚鵡。原有三隻猴子，陸續死去，其中一隻是身量極小的葉猴。第二層是生育期的貓狗，一個個鐵籠，大大小小有近二十隻，有貓狗約四五十隻。她臥室里還有二十幾隻常隨在身邊的極小的小狗，食宿和她在一起。2012年冬我帶張煥君、劉國華去給她作訪談時，談話間，她寬大的衣服里鑽出兩隻小狗。那次她說，“我自幼喪父，母親是佛教徒。父親是個讀書人，他死的時候，我只有三歲多，虛齡。父親得的是肺病。他教我讀了一些很簡單的古典詩詞，就像駱賓王的《鵝》這一類的東西。他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養病期間離開祖宅，在菜園子邊上蓋了幾間房。父母帶着我住在那兒，周圍種了很多樹木花草，花木蔥蘢。母親還養了很多小動物。因為離開大家庭，很自由，我就每天在泥土裡面跟小動物玩，而且養成喜愛花的習慣，杏花、梨花、臘梅，我都很熟悉，到今天仍然如此。因為住得偏僻，沒有什麼玩伴，那些貓啊狗啊就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這影響了我一生。”她公寓的第三層，是貓的病房，缺胳膊斷腿的貓約有七八十隻，場面極慘，請了專人餵藥餵水。此外她還租有一個基地，貓狗上千，都是生病、殘疾或被打壞的貓狗。她說自己已經完全陷入小動物的世界裡，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有一點力量，一點辦法，就要為這些生命去掙扎！

　　蘆荻老師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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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毛澤東“評《水滸》”內幕

2012-02-08 09:08 作者：馬濤來源：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網站

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情況，毛澤東在1975年7月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在這之前，毛澤東已經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說，提倡讀《紅樓夢》、《水滸》。

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於1975年8月就《水滸》這部小說發表評論。對此，北京大學古典文學教員蘆荻進行了整理，8月14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即成為關於評論《水滸》的批示。批示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本來是一場文藝評論，但是它最後又怎麼演變為愈演愈烈的政治運動的呢？隨着對文革檔案的逐步披露，這場運動的內幕終於被揭開，種種謎團有了答案……

（一）

1974年8月，毛澤東被醫生診斷患了“老年性白內障”，讀書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消除毛澤東不能讀書的煩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張耀祠為他尋覓了一個“講史”的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女教師蘆荻。

1975年8月14日凌晨，蘆荻接到毛澤東秘書的電話，讓她過來陪毛澤東讀書。

那天，毛澤東與她聊的是古典文學問題。當毛澤東談到《水滸傳》時，蘆荻猛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74年時，她聽說毛澤東認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她想，何不向主席問問，那八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說：“主席，聽說你講過《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毛澤東點點頭，說道：“那是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時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為了引起大家的重視，他引用了《水滸傳》的例子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

蘆荻向毛澤東提問時，張玉鳳也坐在一旁。她插話道：“去年在武漢時，我正讀《水滸傳》。主席見了，對我說過，‘宋江是投降派’！”

於是，蘆荻請毛澤東詳細談談應當怎樣讀《水滸傳》這部書。她後來回憶說：“主席講《水滸傳》時，談笑風生，和藹幽默。就該書主導的政治傾向問題，他反覆舉例，細緻地進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魯迅，每次談話，都要提到他。當他聽我說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說史稿時，便說：魯迅評小說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他更盛讚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傳》的評論，稱讚魯迅對金聖歎的批判。他對《水滸傳》研究中長期沒有貫徹魯迅的評論精神，對金聖歎的腰斬《水滸傳》和大量發行這一腰斬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滿……

毛主席說，應該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門印行。他說，印行百回本，讓讀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漢們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面目，讓讀者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談話中，張玉鳳問：“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滸傳》印出來？”

毛澤東點點頭：“好。”

張玉鳳便對蘆荻說：“蘆老師，你把主席的指示，寫一下吧。”

毛澤東又補充道：“要不要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書的前面？”

蘆荻明白他的意思，又在記錄上加了一句。寫完後，蘆荻把記錄遞給張玉鳳，張玉鳳趕緊把它遞給毛澤東。毛澤東看畢，微微點點頭，表示同意。蘆荻見毛澤東累了，便起身告辭。

張玉鳳卻叫住她，說：“蘆老師，請你在書房裡等一下。”蘆荻從毛澤東的臥室退出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坐在書桌前。一會兒，張玉鳳進來了。她對蘆荻說：“蘆老師，剛才我問主席，除了把魯迅的評語印在各種版本的《水滸傳》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對《水滸傳》的意見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蘆老師，請你把主席對《水滸傳》的評語馬上整理出來。”

於是，蘆荻就在毛澤東的書房裡，很快整理出了剛才的談話記錄。全文如下：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

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份談話記錄會在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

（二）

就在毛澤東談《水滸傳》的那份記錄整理出來的當天，“四人幫”就提出了“貫徹”毛主席指示的“辦法”。

姚文元看到談話記錄後，立即寫信給毛澤東說：關於《水滸傳》的評論，“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為此，他還向毛主席提了三點宣傳建議。

秘書給毛澤東讀了這封信，毛澤東大悅。他沒有發現姚文元的險惡用心，姚文元的建議迎合了他始終倡導的文化批判，當即揮筆寫下批示：“同意。”

有了毛澤東的批示，姚文元當即開始發揮他的政治才能和搞陰謀的本事，夥同其親信開始秘密炮製黑文章。經姚文元親筆修改的《紅旗》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中，別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話，以暗示評論《水滸》的政治性質。在9月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更別有用心地提出“這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號召廣大幹部群眾都要積極參加對《水滸》的討論和評論，以此來掀起一個全國性的“評《水滸》運動”。

從1975年9月起，短短幾天，全國就掀起了“評《水滸》”的浪潮，報刊上批《水滸》、批“投降派”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

當然，很多幹部群眾並不知“評《水滸》”的真正意圖，只有江青、姚文元等幾個陰謀家明白其用意。

早在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大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鄧小平、江青、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這次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強調整頓。

江青在會上卻強調“評《水滸》”。她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歷史，對當前也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

“所以不要看低了評《水滸》這件事，說它是文藝界的事情。不是那麼回事。批《水滸》就是要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我們黨內的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幹的事情是公開的，敵人做不到的。”

她還影射說：“他（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樣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據了領導的崗位。”“他有一個‘潛’字，潛藏他的爪牙。他說，上梁山是要潛伏，像一隻老虎，潛伏起來，躲起來，藏起來，就是把他那個兇惡的面貌藏起來，一有時機他就要出來。”“你看嘛，主席對學馬列的指示，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剛才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貢獻發展，有的人就膽敢刪掉。這你們就可以識別了吧，你看宋江怎麼樣處心積慮地排斥晁蓋、架空晁蓋……”“要看到我們黨內有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

1975年9月17日，江青又趁熱打鐵，召集寫作班子和電影界、新聞界一百多人講話，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還說：“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江青還要求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稿。

毛澤東知道以後，憤怒地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還說：“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政治局）沒有多少人信她的。”

　　當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向毛澤東請示如何處理江青的要求時，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毛澤東對江青這套政治陰謀的反感，也打擊了“四人幫”的反動氣焰。

（三）

“四人幫”評《水滸》矛頭之一就是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

“四人幫”與周恩來之間的矛盾，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開始了，但那時的“四人幫”對周恩來還是存些忌憚的，還不敢公然冒犯。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某些不滿意，客觀上為“四人幫”向他發動進攻提供了膽氣。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住處召見王洪文、張春橋。毛澤東表達了他對外交部的不滿，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憑着敏銳的嗅覺，王洪文和張春橋明白，這明擺着批評的是周恩來。王洪文和張春橋很得意，看來扳倒周恩來也非難事。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這次會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召開的。毛澤東聽了翻譯的話，認為周恩來在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會談中犯了右的錯誤。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表現得特別激憤，指責周恩來“是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

姚文元也跟着這樣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按當時的說法，黨的歷史上有過十次路線鬥爭，其代表人物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而黨內路線鬥爭按性質說是你死我活的。

毛澤東後來說：“這次會開得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在這裡，毛主席說的“他”是指周恩來，“她”是指江青。由於沒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幫”對周恩來的這次攻擊只好偃旗息鼓。

“四人幫”終於等來了第二個時機，那就是“批林批孔”運動，他們藉此機會虛晃一槍，把矛頭直指周恩來。

“一·二五”大會，江青一夥借“批林批孔”向周恩來發起了又一次猛烈的攻勢。周恩來並沒有讓江青的如意算盤得逞。大會當夜，他就讓秘書整理好大會上的發言，第二天就將發言連同他寫的信一起派機要通信員交給毛澤東。果然，毛澤東看到這份材料後大怒，當即通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江青私自召集“一·二五”大會的問題。江青只好勉強承認錯誤。

繼“批林批孔”之後，“四人幫”對付周恩來的又一利劍是批大儒。1974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唐曉文的文章《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麼》中說，“孔丘擔任了魯國管理司法、刑獄的司寇，並代行宰相職務”，把孔子寫作“宰相儒”。從此，江青一夥便開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來。他們布置“梁效”寫《孔丘其人》和《從〈鄉黨〉篇看孔老二》兩篇文章。直接控制“梁效”的遲群和謝靜宜秉承江青旨意，反覆對寫作班子強調，寫《孔丘其人》要有“針對性”和“強烈的現實感”，寫孔丘要“虛構，不要太實；掛林彪，不僅僅是林彪”。要在“其人”上把文章做足，畫好某一個人的像。《孔丘其人》發表在1974年《紅旗》雜誌第4期，孔子被描繪成“71歲、重病在床”，“還拼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並用“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兇狠殘暴的大惡霸”、“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到處碰壁的喪家狗”這些最污穢的語言影射攻擊周恩來。

197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四人幫”對周恩來進行圍攻，還是毛澤東嚴厲批評才平息下來。

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使“四人幫”又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們利用毛澤東的話，提出批投降派，並翻出歷史上的伍豪事件，再一次欲置周恩來於死地。就像江青說的：“……用三路向周恩來進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計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讓他累得筋疲力盡；三、加上病。”

“四人幫”曾多次利用“伍豪啟事”向周恩來發起進攻，但都沒能得逞。但這次，他們覺得利用“評《水滸》”批投降派，利用“伍豪啟事”誣陷周恩來為投降派，真是再好不過了，打倒周恩來也是指日可待。於是，江青指揮手下的一些御用文人，對周恩來進行了瘋狂的誣衊和進攻。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進行第四次手術。就在要上手術台前，他在一份手寫稿件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了一行字：“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

這份文件是周恩來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陷、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周恩來簽署的這份手寫稿件，就是這個報告的記錄稿，是他委託鄧穎超親手根據錄音記錄整理的。

周恩來知道，江青一夥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時候沒有被打倒，死後那些人也不會放過他。而“伍豪啟事”問題就是他們握在手裡的一枚炸彈，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就會把這枚炸彈投向他。所以，在手術前，他要把事實真相可靠地存放起來。一旦他離開人世之後，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啟事”陷害他的時候，這些材料就可以為他作證。

對於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就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所作的報告，毛澤東和政治局曾提出將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存檔，但是會後卻被擱置下來未辦。而且到了7月間，王洪文還叫人從上海檔案館尋找“伍豪的材料”。

　　周恩來是懷着滿腹委屈和憂愁進入手術室的。在進入手術室時，他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對於江青一夥借“評《水滸》”來攻擊他，周恩來只有用這種獨特的方式予以回擊。

（四）

“評《水滸》”運動也是“四人幫”對文藝調整的一次反撲。

隨着全面整頓工作的進展，文藝整頓也被提上日程。這次文藝整頓是毛澤東啟動的，而真正的執行者卻是鄧小平和黨內一批代表正義的力量。這時，鄧小平在黨內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軍內，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在政府內，是代行總理職務的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工作。

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文藝蕭條的現狀，毛澤東在1975年提出了要調整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1975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務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他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

7月初，毛澤東與剛剛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談話時，也談到了文藝工作，他對文藝工作的現狀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提出了批評。他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毛澤東的這些話，為鄧小平開展文藝整頓提供了契機。

也許是為了減少文藝整頓工作的障礙，7月中旬，毛澤東又與江青進行了一次談話，話題就是文藝調整問題。他說：“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他還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毛澤東既是在批評江青，也是為以後的文藝調整指明了方向。鄧小平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把文藝整頓一步步深入下去。

當然，調整工作遇到的困難和阻礙很多，鄧小平深知這一點。他決定從調查研究入手，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剛剛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政研室負責人召開了會議。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從“三突出”問題入手。鄧力群對大家說：現在的文藝評論文章，都把京劇“革命樣板戲”的“三突出”原則，說成是適用於一切藝術形式的創作原則，是不妥當的，勢必阻礙“百花齊放”。我們的調查研究就從這個題目開始。

於是由王子野、鄭惠等人開始仔細翻閱報刊。從1969年“九大”以後查起，重點翻閱被“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和上海的《文匯報》。在查閱“三突出”原則時，王子野、鄭惠有了意外發現——那就是“四人幫”擅自篡改毛澤東的文藝創作原則，毛澤東向來倡導的“百花齊放”不見了，只餘下“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是1951年春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親筆寫的題詞。1956年4月，毛澤東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促進文藝繁榮和科學進步的方針。1964年9月，毛澤東在對中央音樂學院學生陳蓮來信的批示中指出，在借鑑古代和外國藝術問題上，必須實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這以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四句話就連用在一起，作為發展與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方針。沒想到，“四人幫”膽大妄為，竟敢砍掉“百花齊放”，閹割毛澤東的文藝方針。

當王子野把整理的材料交給胡喬木時，胡喬木為之一震，他覺得這份材料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它不僅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幫”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本質，而且表現了他們從理論到實踐抗拒毛澤東的文藝方針，割裂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四人幫”總是把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扣在異己的頭上，現在這份材料證明，真正反對毛澤東文藝方針的是“四人幫”！

胡喬木立即把這份材料送給了鄧小平。之後，他又翻查資料，試圖找出閹割毛主席文藝方針的始作俑者。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胡喬木即查出，那個膽大妄為的傢伙正是“四人幫”中的文化棍子——姚文元。胡喬木把這一新的發現也報告給鄧小平。

揭發“四人幫”的機會終於來了。

1975年10月4日，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插話，運用這個材料，對“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行徑進行了批評和揭露。

鄧小平說：“我總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林彪主張就學‘老三篇’（後來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澤東思想。……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譬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志說，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

這對“四人幫”是一次猛烈的打擊，迫使他們在“百花齊放”口號等問題上只好作暫時退卻，暗中卻布置親信，把過去劇組所寫文章中刪掉“百花齊放”的地方再版時“要加上去”。他們打馬虎眼，欲矇混過關。

就在鄧小平調兵遣將調查“四人幫”的時候，“四人幫”也正在尋找時機，組織力量隨時準備“反撲”。鄧小平一直也是“四人幫”的眼中釘，他是“四人幫”政治陰謀得逞的又一大障礙，其影響力不亞於周恩來。

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四人幫”好像抓到了一株救命稻草，於是，他們決定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評《水滸》”運動，既可以打擊周恩來，又可以攻擊鄧小平，捎帶着還可以影射那些老幹部，可謂“一箭三雕”。

當江青在大寨大造輿論，說《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以及受“四人幫”操縱的《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報刊也紛紛刊登評論以同一個論調提出“架空”說的時候，鄧小平明白，這是對他的影射、攻擊。他立即想辦法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以便使毛澤東能夠了解“四人幫”的陰謀，了解“架空說”的真相。

鄧小平挫敗了“四人幫”的政治陰謀，但並沒能改變他第三次被打倒的命運。

　　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的病情逐漸加重。此時的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視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與創立新中國並列的兩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同時他又迫切地想扭轉自從“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社會上出現的混亂局面，希望實現社會安定，加快經濟發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卻與安定團結、經濟發展存在着根本對立的矛盾。

他支持鄧小平搞整頓，希望鄧小平在不改變“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針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旦這個前提被否定，他對鄧小平的支持也就不再存在。

“四人幫”深知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態度，他們就決定從這一點上打開突破口，爭取到毛澤東的支持，從而把復出的鄧小平重新整下去。

但“四人幫”也知道，此時毛澤東對他們已失去了信任，毛澤東對他們的多次批評也使他們長了經驗，於是他們在輿論界不斷煽風點火的同時，又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即由他們的親信、毛澤東的親人毛遠新向毛澤東“進言”，這一次果然奏效。

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說，現在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凶些。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成績是七，還是錯誤是七，有分歧。

毛澤東在不斷聽到並感到鄧小平的全面整頓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時，他的態度變了。他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不過，他仍然對鄧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內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希望能夠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作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

鄧小平的答覆是：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言詞雖然委婉，卻是柔中寓剛。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倔強和執拗終於忍無可忍，最後失去了對他的信任。不久，在全國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被打倒了，全面整頓工作陷入癱瘓。“評《水滸》”運動進一步升級，江青一夥更加公開地、明目張胆地“批鄧”了，並藉此欲打倒一大批黨、政、軍要人。

（五）

毛澤東評《水滸》，初衷究竟是什麼呢？究竟是有所指，還是“四人幫”借題發揮呢？欲弄清這個疑案，我們須從毛澤東歷次對《水滸傳》的評論說起。

毛澤東對《水滸傳》這部小說的閱讀和評論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經常引用《水滸傳》中的故事教育後人，也用以自省。在青年時代，即主持新民學會期間，毛澤東就向他的會友建議，讓他們讀一讀《水滸》；在大革命時期，他引導農民運動的時候，也談起過《水滸》和宋江的造反；在長征途中，儘管條件非常艱苦，他仍然沒有忘記讀《水滸》。據傳說曾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長征途中剛剛打下一座縣城，毛澤東沒等安頓好，就急着讓警衛員找《水滸》，以至於警衛員錯會意，誤把《水滸》當成“水壺”，急匆匆抱來一隻水壺，以解“燃眉之急”，足見毛澤東對《水滸》的偏愛。

1975年那次關於《水滸傳》的談話，據當事人蘆荻講，毛澤東做的完全是文學評論。她說：“毛主席評《水滸》，完全是針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並沒有別的意思。”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也說：“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3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表了這一番言論。有人借這些做文章，想搞陰謀。”

事實上，毛澤東對《水滸傳》的這段評論，也非即興之論。這與他晚年的特殊心理背景——發動“文化大革命”，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提倡“繼續革命”有關，但也絕非有所指，絕非如“四人幫”所鼓吹的那樣，是什麼“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

對於此事件，胡喬木後來回憶說：“不要把歷史看成一個平面的問題，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的問題放在一個水平去觀察。”“農民戰爭同無產階級革命不是一回事。農民起義中有革命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國農民戰爭史很長，從長期的農民戰爭經驗中吸取教訓，是很需要的。”“斯大林關於皇權主義的話，要作正面的批評”，“農民戰爭也有不同情況。有擁護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綱領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統治重新建立一個地主統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來概括。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是農民的局限性。”“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後本身變質，不是投降。”

　　胡喬木又說：“梁山這是個悲劇，但並不是不可理解的。我們現在就是從多方面來吸取教訓，來對付內部、外部的敵人。”他確定文章的題目為《宋江的投降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要求由《水滸》的評論批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總的歸結到努力提高階級覺悟，提高識別能力。這就是我們學習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根本意義所在。”至於對“宋江架空晁蓋”的提法，胡喬木說，用不着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馬克思批評過的不應把歷史和現實作一種“膚淺的歷史對比”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總之，他們力求寫出一篇能夠正確闡述毛澤東關於《水滸》評論的學術論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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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水滸》情結

2015年05月06日15:30 新浪歷史作者：虞雲國

閱讀中的毛澤東 (文/虞雲國)

　　新版電視劇《水滸傳》對經典小說《水滸傳》頗有與舊版電視劇不同的解讀，從而印證文學評論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話：“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過，似乎還可以翻用那句話：“一個人眼中未必只有一個哈姆雷特。”即如毛澤東，在其前期與晚年，對《水滸傳》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讀，就大相徑庭，判若兩人。

　　一、

　　毛澤東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107頁)。就普及率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也許要超過《紅樓夢》——《紅樓夢》畢竟有點貴族化與士人化——成為人民大眾的社會歷史教科書。相對而言，《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具平民化的特點。

　　自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愛讀《水滸》，到老興趣不減。他曾經指出：“《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終其一生，他確實始終是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的。

　　據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小學時代，他就“瞞着老師”，在課上眈讀《水滸傳》，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齡段。李銳認為，《水滸傳》對少年毛澤東的最大影響，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現有秩序的精神”(《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19頁)。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係，後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斯特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4頁)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大說：“《水滸》裡面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擊。(《憶董老》第2輯67頁)”重慶談判期間，他回擊陳立夫：“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陳晉《毛澤東之魂》147頁)為此，毛澤東由衷激賞：“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頁)。他還對薄一波說：“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統帥得很好。”(《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

　　1939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列舉了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農民革命戰爭，推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而宋朝就舉了宋江與方臘。若以規模論，方臘與宋初的王小波李順以及稍後的鐘相楊麼，史學界稱為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宋江還不足以充當代表。他之所以舉宋江，恐怕還是受《水滸傳》渲染有關，但宋江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的歷史地位，也由欽定而無非議。

　　1944年，毛澤東看完新編平劇《逼上梁山》，“十分高興”地馳函編導，表示祝賀，還“希望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滸英雄逼上梁山相號召，鼓動全國民眾推翻舊秩序。潛台詞也不言而喻，聖地延安就是梁山，而他統帥的正是“眾虎同心歸水泊”的偉業。

　　新政權建立後，在外交場合，毛澤東不止一次宣傳他的“逼上梁山”論。他對越南戰友胡志明現身說法：“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沒有準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澤東讀<水滸傳>》111頁)類似“逼上梁山”的話頭，他對其他外賓也一再說過。毛澤東還以“逼上梁山”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及其正當性進行辯護：“共產是逼出來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澤東外交文選》225頁)

　　總之，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無論思想觀念，還是路線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水滸傳》都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也從中汲取了諸多的營養。例如，他就毫不掩飾地承認：

　　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快吃肉，酒肉哪裡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 (陳晉《毛澤東之魂》373頁)

　　有西方研究者從《水滸傳》對毛澤東的這些影響，推論他領導的革命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是否如此，暫不深論。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將《水滸傳》作為可資參考的革命教科書，宋江也其心目中是“統帥得很好”的革命領袖，則毫無疑義。

　　二、

　　1949年以後，在新政權建設中，毛澤東一如既往，從《水滸傳》中借鑑思想、方法、知識與靈感，嫻熟運用到政治工作、經濟領域與文化戰線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贅舉。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儘管已升格為大國領袖，但國家實力仍處於弱勢地位，遠不能與美蘇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論推廣到國際關係中。

　　1964年，針對當時西方陣營的頭號大國，毛澤東對斯特朗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現在，美國正弄得柬埔寨人民無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親王起而反抗。”(《毛澤東交往錄》422頁)

　　而在國際共運領域，毛澤東向蘇共領導權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滸》作譬道：“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動公開論戰，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面鎮着的108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108將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這個洪太尉放出來的妖魔鬼怪。”(吳冷西《十年冷戰》737頁)

　　是否可以說，無論在國內鬥爭中，還是國際角逐中，當自知處於弱勢時，《水滸傳》對毛澤東說來，就是革命的教科書，他在其中讀出的，都是梁山好漢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將的正面領袖。

　　三、

　　1965年，就在中蘇論戰方酣之際，毛澤東與各大區第一書記有段談話：“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我們搞的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陳晉《毛澤東之魂》132)其時，赫魯曉夫已經下台，毛澤東這裡所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邊赫魯曉夫”的問題。這次談話，儘管還襲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讀取徑，卻可視為毛澤東對《水滸傳》總體解讀開始轉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詮釋《水滸傳》的後期思路漸次成型。1973年歲末，他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已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162頁)在武漢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提到《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毛澤東評<水滸傳>的前前後後》)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與蘆荻談話中指出：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57頁)

　　蘆荻先是強調，毛澤東這些評論“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沒有別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報》專訪《在毛主席身邊讀書》)；後又指出，毛澤東關注的是“梁山好漢們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面目，讓讀者知道壁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讀講詩文的蘆荻》，載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不論怎麼說，在毛澤東的解讀里，《水滸傳》已從革命的教科書變為修正主義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農民革命的領袖打成了搞修正主義的投降派。

　　當天，姚文元聞風而動，在起草的《關於開展對<水滸>評論的報告》中稱：“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修正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的真面目”，這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澤東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決策從“思想路線教育”高度，發動全民評《水滸》運動的。

　　當年9月，在昔陽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大講“評《水滸》要聯繫實際，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來與鄧小平。文革結束後，有人根據毛在鄧匯報時說江青“放屁！文不對題”，把評《水滸》運動說成是受“四人幫”的利用。對照在姚文元報告上的明確批示，毛澤東不滿江青的只是“文不對題”地幫倒忙，因為“那是學大寨，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毛澤東傳(1049－1976)》下冊1751頁)，而決不是否認評《水滸》運動是他的戰略部署。

　　四、

　　就小說而言，毛澤東的評《水滸》運動，其鋒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蓋，這屬於組織路線層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即招安投降，這屬於政治路線層面。

　　不能不佩服毛澤東讀《水滸》，目光如炬，心細如髮。未經金聖歎腰斬的《水滸傳》確有兩個主題，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題，二是後半部的招安主題，而架空晁蓋正是兩大主題暗轉的關鍵性伏線。馬幼垣有一本《水滸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蓋》篇認為，這條伏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

　　《水滸傳》確有蛛絲馬跡的細節反映了宋江上山後，與晁蓋在領導權上的矛盾與爭奪。及至曾頭市誤中毒箭，晁蓋當着眾兄弟，對宋江說出臨終遺言：“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滸論衡》評曰：“晁蓋一聲保重，然後指明繼任人的先決條件，等於委宋江以選人的監察任務，也就是說這把首席交椅與他無關了。晁蓋已在彌留之際，哪容宋江、吳用等跟他辯，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許的繼任立案程序。晁蓋此舉，全不以公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還會有什麼別的意圖可言。”

　　在“架空晁蓋”論上，馬幼垣說毛澤東“本末倒置”，理由是晁蓋死後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後的總人數，說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當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來就談不上屏與不屏。” 這是過於拘泥小說的邏輯而未能參透毛澤東的心結，在“理解的同情”上未達一間。

　　實際上，毛澤東晚年心心念念關注的就是自己身後的蓋棺論定，他與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有一次談話：

　　“人生其實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他回顧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創立新政權，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越到彌留之際，後者在其心目中份量越吃重，因為直接關繫到對他的“蓋棺論定”。他說：

　　這事(指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1781－1782頁)

　　結合這段話，就能明白，毛澤東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蓋”上大做文章，有兩層考慮。一是遺產交接的考慮，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這一遺產上，讓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線；二是蓋棺論定的考慮，他最擔憂的就是“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結局。在他看來，晁蓋即便歸了神位，也應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這才是毛澤東“架空晁蓋”論的內心糾結。

　　馬幼垣認為，以小說研究的文本闡釋而淪，“架空晁蓋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水滸》的本質和探索它的演變原委。但若政治掛帥，另懷目標，這種討論很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毛澤東把晁蓋、宋江說成一正一邪，分別代表革命與反革命，如同他發動的批儒評法運動一樣，用意是將晁宋鬥爭對應儒法鬥爭。

　　然而，正如李銳指出：“說宋江搞修正主義云云，是超過歷史可能去要求《水滸傳》，本身也就離開馬克思主義觀點了。”(《毛澤東早期讀書生活》21頁)其結果只能像馬幼垣所說：“古典小說如此捲入後世政治漩渦，古今中外大概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適《紅樓夢》事件差可比擬。”但這次“態度更狂妄，政治目標更明顯，更不試圖利用學術討論的幌子去作起碼的掩飾，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遠遠超過對一本古典小說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實際上，魯迅對《水滸傳》的解讀，也不是一維單向的。他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詮釋，主要集中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而他從社會政治角度對這部名著的解讀，則散見於雜文中。即就後一層面言，魯迅既有關於《水滸》“不反對天子”、“終於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評《水滸》運動中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那段話)，也有關於中國還盛行“水滸氣”的反思(時下頗有文章批評《水滸傳》宣揚濫殺無辜、劫富自享、女人禍水等錯誤傾向，正是這種釋讀的延伸)，更有“《水滸傳》裡有革命精神”的讚許(《魯迅全集》第7卷202頁)。

　　毛澤東自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71頁)，他在號召“《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時，就進而指出：“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地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在鼓吹《水滸傳》的革命精神上，毛魯兩人無疑是同調。當然，持此說者還大有人在，連言情小說家張恨水也說過：“中國從來無鼓吹平民革命之書，有之，則從《水滸》始。”(《水滸人物論贊》)所以，我們不必因毛澤東發起評《水滸》運動，而抹殺其關於《水滸》論述中那些合理性的東西。

　　毛澤東認為：“金聖歎很講究文章的提筆”。因而不妨重溫金聖歎提筆評《水滸傳》時的那段話：

　　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

　　毛澤東所告誡的“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與金聖歎“亂自上作”與“亂自下生”的論斷，也堪稱是隔代知音，對任何時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為一種發聾振憒的提醒與警示！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5-06/1530119717.shtml

毛澤東身邊最後一位女侍講蘆荻的結局

2016-8-26 15:33:43 來源：紅潮

毛澤東身邊最後一位“女侍講”蘆荻的結局蘆荻與毛澤東談《水滸》引發出政治運動

【】導讀：在新中國說來似乎沒有侍講這個職位，但在毛澤東晚年又實實在在有這樣的角色，最後一位能和他談古論今的還卻是一位女侍講。她不僅不遜色於古代封建王朝翰林院的侍講學士，而且在同毛澤東的侍講之中，還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的政治運動。

晚年蘆荻

蘆荻：和晚年毛澤東談古論今的女人

1974年春天開始，毛澤東的視力明顯減弱了，被醫生診斷為老年性白內障。但毛澤東素來手不釋卷，尤為愛讀古代的詩、文、史。因患眼疾，機要秘書可以讀文件，可是為他講史論文就勉為其難了。於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張耀祠，委託當時的中共北京謝靜宜從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選。

沒幾天，謝靜宜送來北大中文系幾位教師的檔案，毛澤東說：就讓蘆荻來吧！

毛澤東緣何要讓蘆荻當他的侍讀秘書？毛澤東是博覽群書著名，他的記憶力又極強，唯獨他讀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歷代文選》，很喜歡其中的《觸讋說趙太后》、《別賦》、《滕王閣序》、《別賦》、《滕王閣序》，蘆荻則是文章的選注者，記憶力甚強的毛澤東，當時便記住了文章選注者蘆荻的名字。

蘆荻，原名蘆素琴，祖籍湖南，1931年出生於遼陽的，書香門第，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抗美援朝期間，她跨過鴨綠江，做起空軍。朝鮮戰爭結束後，1954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文革期間調往北京大學中文系，著名學者、教授，畢生從事古典文學教學與研究，對中國古代文學史及唐詩、宋詞頗有研究，造詣深厚。

1975年5月23日，謝靜宜來到三里河蘆荻家，她給蘆荻說：26日，我要帶你去見毛主席！

蘆荻瞪大了眼睛：什麼？見毛主席？

謝靜宜說：是。

是嗎？蘆荻遲疑地反問。

謝靜宜說：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我們派你去給毛主席講詩、詞、歌、賦。

蘆荻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對中國古典文學深有造詣，怎麼會要她去講詩、詞、歌、賦？

初見毛澤東，讓蘆荻格外吃驚

1975年5月26日，謝靜宜親自送蘆荻進入中南海，第一次見中國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

晚上10點半左右，我隨張玉鳳進入一個大廳，地面上鋪上紅地毯，排滿一圈沙發，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再進入一個擺着一張大床，類似書房的房間。蘆荻看見沙發上坐着一位老人，穿着一件白色針織圓領汗衫睡衣，腳下的褲腳都是紮起來的，穿一雙黑色的布鞋，面色蒼白，頭上稀稀疏疏的，有一點灰白的頭髮。

張玉鳳說：主席，蘆老師來了。

蘆荻這才知道是主席，但是，蘆荻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這就是當年在天安門檢閱，神采奕奕，聲音洪亮的毛澤東，兩目呆呆地前視，茫然得很，沒有任何表情，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只是一副比較高大的瘦弱身軀，蘆荻百感交集，這就是主席，這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神？

蘆荻站在那裡，始終不能肯定眼前的這位老人就是她心中的最偉大領袖，直到毛澤東開口說出第一句話，蘆荻才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這時候，四周幾乎掉一根針在地上都能聽的到聲音，蘆荻在想，我正是挨着批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有一種像見到至親一樣，站在那裡，淚水充盈眼眶，不斷抽泣。

就在這時，毛澤東說：你喜歡秋天嗎？一個人突然在這種場合被問這木頭木腦的話，真覺得在做夢，這是什麼意思呢？蘆荻不能回答，沒有吱聲。

毛澤東笑了，又問：會背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那首詩嗎？神情高度緊張，愣愣地站着的蘆荻，對唐詩倒是真熟悉，她說，我會背。

毛澤東說，那你背吧。

蘆荻開始吟誦起來：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獲秋。盧荻背到最後一句，才明白毛澤東是用這首詩的最後一句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盧荻秋來說自己的姓名，意識到毛澤東為什麼問她喜歡秋天嗎？。毛澤東說，那你怎麼叫蘆荻的名字？蘆荻笑了，覺得很自然，哎呀，這麼回事，主席。

蘆荻緊張的心情，在談笑中開始放鬆。毛澤東指了指自己的雙眼，說是患目疾，要請她代讀中國古文，蘆荻這才明白了請她來此的用意，鬆了一口氣。

毛澤東跟她聊起了劉禹錫。他很喜歡劉禹錫的作品，欣賞那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他會背劉禹錫的《陋室銘》、《烏衣巷》、《竹枝詞》、《楊柳枝詞》等許多作品。

毛澤東興致很高，從唐朝的劉禹錫，談到了三國時的阮籍，又忽地提及了北周文學家庾信。他見蘆荻在一邊只是聽着，笑道：該輪到你講了，就講講庾信的《枯樹賦》吧。

蘆荻毫無準備。她憑着自己的記憶背誦起《枯樹賦》，邊背邊講解，毛澤東聽得很有興味。接着，又談起了那位江郎才盡的江郎江淹的《別賦》以及《觸說趙太后》。

毛澤東大約很久沒有遇到這樣可以談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對手了，顯得異常興奮。他下了床，在屋裡緩緩踱起步子來，一邊踱，一邊嘴裡哼詩誦詞。他緩步在寬大的房間裡踱了三圈。這樣從夜裡10時18分，一口氣談到凌晨l時。大夫考慮到毛澤東正在病中，勸他早點休息。毛澤東談興正濃，又談了約1小時，大夫下了命令，非要毛澤東休息不可。

這時，蘆荻趕緊站了起來，向毛澤東告別。張玉鳳送蘆荻離毛澤東住處很近的一幢樓里住了下來。除了她以外，底樓還住着好多位為毛澤東治病的大夫。謝靜宜則住在二樓。從此，蘆荻終日在中南海住着，不能回家。她的生活規律不得不作很大的改變：她上午睡覺，下午閉門看書，為講讀做案頭準備；深夜至凌晨，她來到毛澤東那裡，為他讀講詩文。

http://www1.hjbju.com/33qsfs2/4615.html

蘆荻追悼會今日舉行遺照上的她仍懷抱小狗

她愛動物勝過愛自己(圖)

2015-02-10 13:40:00　來源: 法制晚報(北京)

法制晚報訊

　　法制晚報訊 (記者楊京瑞汪紅)今天上午，諸多親友趕到現場，參加蘆荻女士的遺體告別儀式發攝/法制晚報記者付丁

　　為了收養動物，她變賣了自己的房產；因鄰居們的不理解，她被迫輾轉搬家多次；因拖欠動物醫療費，她也曾被訴上法院。作為國家一級社團—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的負責人，她的聲望超過了協會的聲望。2015年2月3日，86歲高齡的蘆荻因病在北京去世，今天上午，她的追悼會在八寶山殯儀館文德廳舉行。

　　悼念遺照上的她仍懷抱小狗

　　今天上午，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終身榮譽會長蘆荻女士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文德廳舉行。蘆荻女士的兒女、親戚、生前好友、她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的同事前來為老人送最後一程。

　　告別現場兩側擺放着親友們送上的花圈，花圈上的輓聯記錄下蘆荻老人令人感動的大愛和仁慈，也表達着送別者對老人無限的尊敬。告別現場正中間擺放着蘆荻老人生前的彩色照片，照片是親友們專門挑選的，照片上的老人懷抱着雪白的小狗，小狗貼在老人的臉上，親密無間。

　　蘆荻的外甥女李女士專門從天津趕來，老人去世前的幾天她一直陪伴在老人身邊。她眼圈紅着對《法制晚報》記者說：“我老姨特別善良，對我們這些晚輩特別疼愛，本來一個大學教授退休後錢也不少，兒女又都在國外，她可以生活得很好，可為了這些小動物，她幾乎傾家蕩產，親人們不理解，後來有些人都和她疏遠了，她犧牲太大了！”

　　得知母親病危從美國趕回國的蘆荻的女兒劉女士告訴記者，老人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那些救助的小動物，現在光在家裡的小動物就有二三十隻，他們必須要安排好這些小動物，好能讓母親能夠安心地離去。

　　生平

　　年幼吟誦詩詞晚年種樹賞花

　　蘆荻曾經說，自己走上文學這條路，是在父母的引導下，儘管在她3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但是父親是清末的讀書人，很小就開始培養孩子們的文學素養。那時，父親會將蘆荻扛在肩頭，看着滿園的杏花、梨花吟誦詩詞。

　　小小的蘆荻自幼就打下了紮實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晚年的蘆荻在自己的住所也種下杏樹，每當開花的季節，她就打開窗子，讓那綻放的花枝伸進屋子裡來。

　　文學是蘆荻的摯愛，是她一生追逐的夢。為了小動物，她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可是在閒暇的時候，偶爾也會想起久違的詩詞，不禁熱淚盈眶。想起自己家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日子。

　　如今，這些朋友大都遠離了她。他們不能接受眼前這個頭髮凌亂、面容憔悴，拖着一條殘腿，衣服上沾滿貓毛和狗毛的蘆荻，他們心中的她應該是沉穩儒雅、悠遊閒適，在古典文學方面建樹頗豐的大學教授。

　　“可是，如果我放棄了它們，還有誰來照顧它們”，幾次曾經想要放棄的蘆荻最終還是聽從心的召喚，決定為了這些弱小的生命付出一切。

　　為動物賣家產天天為錢發愁

　　為了救助流浪動物，1992年，經蘆荻多次呼籲並多處奔走，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終於在農業部和民政部批准下正式成立。

　　協會雖然成立了，但救助流浪動物的資金仍然沒有着落。蘆荻仍舊一如既往地將她的退休金、子女給她的生活費、變賣家產的錢全部用在了小動物身上。不同的是，給她打電話送流浪動物的人越來越多。

　　在她位於人民大學靜園的家門口，經常是她一開門，就會看到一個紙箱子，裡面放着一隻奄奄一息的小動物。

　　幾十年與小動物為伴，蘆荻學會了如何照顧它們。她的家裡時常養着十幾隻小貓和小狗，她每天很早就起床查看生病小動物的身體狀況，給它們身上抹藥、打針、打點滴、用針管往嘴裡餵藥。

　　每天忙碌到深夜，她幾乎是圍着動物轉。因為鄰居們的不理解，她輾轉搬家多次；因拖欠動物醫療費，她也曾被訴上法院。

　　在海淀西玉河的一個村子裡，一位佛教徒為她租了幾畝空地，用來飼養協會救助的流浪動物。蘆荻帶領着幾個工人蓋起了幾排狗舍，此外還有工人的宿舍、辦公室等等。

　　到了2013年，陸續救助到這裡的小動物達到了近千隻。一位富有浪漫情懷、退休金不低的古典文學教授，在晚年為了從事流浪小動物救助工作，卻變成了一位天天為錢發愁的老人。

　　人物

　　蘆荻，原名蘆素琴，祖籍湖南，1931年出生於遼陽的書香門第，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參加過抗美援朝。朝鮮戰爭結束後，於1954年起於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文革”期間調往北京大學中文系。

　　晚年愛是生命的主題

　　2013年，經常感到胸悶和頭痛的蘆荻被查出罹患肺癌，並轉移到了頭部。這個結果對於已有80高齡的老人來說無疑是致命打擊。至此，蘆荻無奈停下了每天忙碌的腳步，奔走於醫院和家之間，但只要精神稍好，她還要去基地，看看那些每一隻都叫得上名字的狗狗們。

　　在這一年，蘆荻為了看病和支付基地的開支，賣掉了位於海淀區巴溝某小區一層的單元房，儘管在房子後面那不大的小院兒里，還有她親自栽種的杏樹和海棠樹。春天，她總是喜歡折下一枝杏花，帶着早晨的露珠將它插到玻璃瓶里，一直到開敗。

　　如今，那杏花不知還在否？蘆荻卻永遠也看不到杏花開了。

　　2014年11月開始，蘆荻的病情加重。2015年1月中旬，她住進北京市海淀醫院。2月3日，蘆荻與世長辭。

　　蘆荻的腦海中一直醞釀着幾本有關古典文學的書籍，而為了這些小精靈，不得不擱置下。

　　對於保護動物的宣傳工作，蘆老師尤其重視對青少年的教育。她希望青少年對於動物保護，關注的不只是善款的多少和是否參加過類似的社會實踐活動，更多的是希望青少年對周圍的事物多一份愛心，學會珍愛身邊的一切，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所以，她堅持不讓學生看到過多血腥、殘忍的畫面，站在一個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角度考慮，用行動證明着她生命永遠不變的主題—“愛”。

　　故事

　　曾為毛澤東的陪讀老師

　　1975年，時為北京大學講師的蘆荻被聘為毛澤東的陪讀老師。

　　原來，毛澤東自1974年春天開始，視力減弱，被醫生診斷為“老年性白內障”。毛澤東素來手不釋卷，尤為愛讀古代的詩、文、史。於是，當時有關部門從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選。沒幾天，就送來北大中文系幾位教師的檔案，毛澤東說：“就讓蘆荻來吧！ ”

　　原來，博覽群書的毛澤東，讀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歷代文選》,很喜歡其中的《觸讋說趙太后》、《別賦》、《滕王閣序》。記憶力甚強的毛澤東，當時便記住了文章選注者蘆荻的名字。

　　當蘆荻第一次來到毛澤東身邊時，毛澤東十分高興，並親切地問她：“你會背劉禹錫寫的《西塞山懷古》這首詩嗎?”蘆荻隨口背出了這首詩。毛澤東也很快地背出了這首詩。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毛澤東背完最後一句“故壘蕭蕭蘆荻秋”時，蘆荻頓時明白了，原來這是主席借這首詩的最後一句，幽默詼諧地將自己的名字說出，蘆荻看到主席的緊張情緒逐漸平復了，對他的靈活思維和淵博知識也愈發佩服了。

　　“那時的感覺就像見着了至親啊，反正我不知道我那種感受，就哭起來了，就在那兒站着流眼淚，當時也不敢大聲哭，我就一直抽泣。”蘆荻一生中經常回憶起進入中南海的過程，那令她終生難忘。

　　蘆荻說，在她有生之年其實還有個小小的願望，希望出幾本關於毛澤東與文學的專著，然而，羈絆太多，這個願望一拖再拖。

　　儘管蘆荻與毛澤東的見面僅有12次，但她卻因此成為毛澤東身邊最後一個陪讀老師。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病逝。此時的蘆荻，已經回到北大繼續過着屬於她的平靜生活。

　　本版文/記者楊京瑞汪紅攝除署名外/記者付丁作者：楊京瑞汪紅

http://news.163.com/15/0210/13/AI3KEICI00014Q4P.html

杜修賢拍攝的晚年毛澤東

1974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了來華訪問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博士。

正談話時，毛澤東突然抬頭發現電影機、照相機都對着他，就衝着黑森森的鏡頭喊：

“出去！” 攝影 / 杜修賢

Image result for 衰老的毛澤東

蘆荻：初次見面毛澤東的衰老讓我吃驚

魯豫有約 2008-09-01 16:24:00

http://v.ifeng.com/his/200809/b45db761-bf02-4c36-bbc1-f847ac34e96a.shtml

我那令人心酸的阿姨：蘆荻 2009/12/10 08:35

http://bbs.goumin.com/thread-599700-1-1.html

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個阿姨，十多年前的時候。每當太太提起，總是一片唏噓。很多年前的很多年前，她和太太的舅舅是戰友，一起奔赴解放區，又一起跨過鴨綠江，以空軍記者的身份衝上了朝鮮戰場的前線。戰爭結束後，她拿起中國人民大學的教鞭，最後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成了一名資深的教授。

因為與舅舅的關係，她很早以前就成了太太一家的朋友，兩家做了親戚。記憶中，太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往她家送糧票，當時她家因為小動物已經是入不敷出。唯一能讓當時才八九歲的客人高興的，就是從桌下或者電話機上隨手抱過來的小貓塞進小姑娘的懷裡。。。

我太太告訴我，她的名字叫蘆荻。

這個名字，我是非常熟悉的。。。熟悉這個名字是十多年前民間流傳的一本書，名字叫着《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名字叫蘆荻。

昨天（05年10月29日），夜色已經悄悄降臨，坐在蘆阿姨那實在不像書房的書房裡，我悄悄地問起這段經歷。已經74歲高齡的老太太靜默半響，輕輕撫摸着懷裡那隻患白內障的臘腸，思緒好像回到了幾十年前的那個夜晚。。。

那是1975年，晚年的毛澤東患了眼疾，酷愛古典文學的他要中央辦公廳遴選一位熟悉古典文學的大學教師，為他侍讀古籍。中央辦公廳從北大中文系初選出四位，其中就有蘆獲。聽完介紹，毛澤東選擇了她，原因很簡單：毛主席曾經讀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歷代文遜》一書，該書由馮其庸、劉乙萱、蘆荻等人選注。毛澤東很喜歡其中的《觸龍說趙太后》、《別賦》、《滕王閣序》，很巧，這幾篇文章的選注者正是蘆荻。記憶力甚強的毛澤東，當時便記住了蘆荻這個名字。

5月29日晚，蘆荻第一次走進了中南海。談話中，毛澤東突然問了個問題：“你大概喜歡秋天吧？”"

蘆荻一時詫異，不知如何做答。毛澤東開懷大笑：“你為什麼叫蘆荻？會背劉禹錫寫的《西塞山懷古》這首詩嗎？最後一句：故壘蕭蕭蘆荻秋，裡面不是有你的名字嗎？”

蘆荻頓時放鬆，燦然一笑。就這樣，蘆荻在中南海工作了前後四個月，為毛澤東侍讀古文，與主席評古論今，經常一聊就是三四個小時。在主席的晚年，很少有人能夠這樣經常跟毛澤東長談的。毛澤東有一段很著名的論斷就與蘆荻有關。那天晚上，毛澤東談起了《水滸》。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毛澤東說話時，蘆荻按她的習慣，在筆記本上作了記錄。本來，這只是毛澤東跟蘆獲的私人談話。但機要秘書張玉鳳非要她整理出來，並報送當時分管出版部門的姚文元。江青得知後，即藉此開展了評《水滸》的大運動，希望藉此打倒鄧小平。。。此為後話。

和“滴答”約好，下午三點，我第一次走進了阿姨在碧水雲天的家。未進家門，我心裡滿懷愧疚。阿姨在電話中無數次對太太提起我：“小三（我太太排行老三）結婚了嗎？阿姨為你高興！你先生是鍾老的弟子？那我更要見見了。。。小三生孩子了？把孩子帶來我看看吧。。。”最後一次電話：“小三，你伯伯去年走了。。。”泣不成聲。

如今的狗媽媽

忙亂的“狗窩”

永遠忙不完的工作，永遠操不完的心

我的許多學生、朋友、親人，那些熟悉我的、愛我的我也愛的人，都希望我回到我的專業。我自己又何嘗不希望？

　　但看着小動物一雙雙哀哀無告的眼睛，我就想：我不能拋棄它們，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有一點力量，一點辦法，我還得為這些生命去掙扎！———蘆荻

可是，我卻從沒有進過阿姨的門。原因說起來更是慚愧，就因為她家實在是不能進門。據太太說，她家的味兒會讓你無法忍受，新裝修的三居室擺滿了籠子，裡面全部是殘疾貓狗，滿屋子都是缺胳膊短腿的小動物，很多流着膿長着瘡，虱子跳蚤成片。。。阿姨以小動物保護為生命，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了流浪貓狗的救助上,並成立了由民政部審批，中國唯一以“中國”為字頭的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當年，我的惰惰無處可去時，曾經想過送給她撫養。阿姨至今也還記得，問我：惰惰呢？

世界真的很小。前幾天在論壇的一個帖子裡，看到“滴答”問“早早”的一句話：能把同學們捐助的東西分一部分給蘆老師嗎？我心裡突然一驚，跟了一個回帖：你說的蘆老師叫什麼？“滴答”回覆：蘆荻。

我驚喜。和太太一商量，就有了這次周未的造訪。

雖然心裡已有所準備，但走進家門還是讓我很感吃驚。一股臭味迎面撲來，幾隻貓和狗隨之奔過來迎接我們。雖然家裡裝修不算不豪華，但昏暗的室內卻是一片狼跡。幾張大桌拚在中央，看上去是工作檯，台上擺滿了各類藥品和協會記錄本，桌上還有一隻大狗（據太太說是伯伯生前養的，守在自已房門口不讓其他貓狗進入），幾隻小貓也在文件堆里散步。屋裡四處擺滿了紙箱，還有好多舊報紙，舊紙板，幾無下腳之地。一個佝僂着腰的老太太慢慢走過來，拉着我太太的手，嘴裡叫着“小三，小三”，又把有些昏澀的目光轉到我身上，接過我遞過去的前不久剛出版的一本我的著作，再轉到我兒子身上，感嘆說：”這是你兒子啊。。。小三，我認識你時你也就是這麼高的一個小姑娘。。。“眼睛中隱約可見傷感的淚花。

我仔細端詳着老太太。看上去，她比我從網上搜到的照片要蒼老許多，白髮中夾雜着黑髮，頭髮顯得那麼地凌亂。面容憔悴，有些浮腫。一件黑白相間的格子背心隨意地套在白線毛衣上面，顯得非常鑞蹋。我心裡不由感嘆：這哪是博士生導師，人大中文系著名的離休教授啊！

阿姨陪我們在書房坐下來。。。這能叫書房嗎？進門，一隻貓站在齊我身高的柜子頂上，貓臉離我不足半尺，嚇我一跳；房內四處鋪放着小墊，上面躺着好多隻明顯殘疾的貓狗，走路需要時刻留心地面，因為冷不防就會鑽出來一隻貓或者狗，不小心就會踩着它們。窗台上是幾個筐子，裡面躺着幾隻懶洋洋曬太陽的白貓。。。屋裡散亂不堪，書桌筆筒里放着吃剩的月餅，沙發上滿是狗毛，坐都坐不下去。只有貼牆放着的書櫃和櫃中擺滿的書籍，線裝書，古籍善本，《二十四史》，還有滿滿一櫃的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能看見一絲書房的影子。。。不過，這與她在人大靜園的房子比較起來，已經是天堂與地獄之別了。因為要去郵局取全國各地會員們寄來的捐款，我開着車陪老太太去了一趟人大，走進了太太8歲時就常去的靜園的那個家。。那還能叫家嗎？三居室夠大的了吧，裡面陰暗，潮濕，堆滿了舊桌子，舊沙發，廢報紙，硬紙板。太太描述的幾十隻貓狗早已搬到基地，只剩下剛救助來的幾隻大狗，其中一隻少了條腿，另一隻骨折，一隻瞎眼。骨折的那只是被扔下後仍然跟着主人奔跑而被打折的；瞎眼的那隻因為生病連肉都吃不了，只能吃老太太嚼過的肉沫；一隻跟着老太太十多年的猴子（名叫昌昌）孤獨地在陽台上散步，那是老太太從官園裡搶出來的，當時它被十多個人追打已經半死；還有一隻躺在尿窩裡的母狗，身邊擠着幾隻剛生下來的小狗。屋裡最難受的，是那股臭，用“惡臭”這個詞都不足已表達。我進門時差點吐出來，到現在還覺得肺里難受。我在這房裡只呆了不到半小時，可阿姨呢？她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幾十年啊！

三點進門，晚上八點離開，五個小時的時間，可我們沒能好好說幾句話。因為她太忙了。。。一隻貓病了，需要打針，老太太自已開藥（去醫院開處方太貴了），讓“嘀答”開車送去了醫院；不時有協會會員來訪，老太太自已收款自已登記；不時有全國各地的電話打過來，老太太匯報着貓狗的情況。老太太不停地忙碌，根本沒有時間照顧我們。。。可能是覺得心裡不安，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掏出幾個水果硬塞給我兒子，上面也沾滿了狗毛。。。

阿姨沒時間陪我，太太自然成了主人，輕輕跟我介紹老太太的歷史。

老太太是1972年開始救助流浪小動物的。當時家裡有一隻小貓失蹤，她帶着還幾歲的兒子和女兒四處尋找，結果發現滿世界都是流浪的貓狗，心疼不已就帶回了家。這下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她的生活立馬變成了另一個世界。阿姨的歷史以72年為界，可謂是涇渭分明。之前，她是一個學者，生活得清閒而高雅，用她自已的話說：“我常常坐在窗明几淨的教室里，泡一杯清茶，自由地讀書、備課、寫作。當時我被當成‘小資’的典型。”而72年之後，她變成了一個鄉下老太太，不修邊幅，身軀佝僂，面容憔悴，拖着一條摔斷的殘腿，身上臭氣哄哄。從1988年開始籌備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1992年協會正式成立，十餘年的時間裡，她和協會共救助了1000餘只小動物，目前，她的家和協會的基地還收養着500多隻狗、100多隻貓，還有猴子、兔子、鷹、野鴨、天鵝……這些小動物要麼是被人遺棄，在大街上流浪，要麼是被人殘害，被打傷、燙傷，眼睛被弄瞎，四肢被砍斷。阿姨說：“在他們哀哀無告的眼神背後，是一個悲慘的世界。很多人就沒有把它們當成生命，喜歡時就呼來喚去，不喜歡就遺棄、殘害。它們也是生命啊，它們的生命也只有一次”。阿姨一隻只地收留它們，給它們治病，給它們打針，給它們蓋房，給它們買食。這些小動物們一個月的花費就需要2萬多元，最早全靠她的2000多元工資和兒子從美國寄來的500美金，這自然是遠遠不夠，阿姨只好舉債度日，弄得親戚朋友看見她就躲得遠遠的。這倒也沒什麼，最讓她難受的是周圍人的不理解。“老太太瘋了！”所有人都這麼說。一隻貓不小心出了門，回來時尾巴被剁掉了，老太太哭了幾天；鄰居天天上訪，抱怨貓狗的叫聲，老太太只好關緊門窗，屋裡的臭味無處散發；老太太很少出門，因為一出門就會有人指着鼻子罵髒話，老太太陪着笑臉，一個勁兒地道歉；新居室的鄰居和小區物業一起將老太太告上法庭，告老太太吵擾居民生活，好像官司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我陪着老太太在人大取款、買狗食、進家門時，老太太會時不時把食指摁在嘴上，她是提醒我小聲一點說話，否則馬上就會有人圍攻，髒話百出。而同時，郵局和超市的服務員一看見她，馬上滿臉尊重，不約而同地輕輕問候：蘆教授你好！為了這些小動物，阿姨已經是傾家蕩產。雖然兒女從美國不斷地給她寄錢，很多人給協會捐款，但依然是入不敷出，

她不得不變賣了父親、母親留下的字畫、明清時期的家具，甚至

要變賣毛澤東給她留下的書信及各種手跡。“可是，革命文物不

讓出國，捐給國家，只給不到二萬，不夠我的貓狗吃一個月啊！”

路上，老太太這樣對我感嘆。我無言。說到這裡，她的眼睛裡又充滿堅毅：“雖然現在我債務累累，但我不會欠人家一分錢離開這個世界的。所有的債務我都會還清。”

　　也許一個人的選擇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但卻往往要為這個選擇付出沉重的代價。面對着家庭的四分五裂，面對個人財產的大量支出，面對生活環境的惡劣，面對着漸漸遠去的學術專業，面對着家人的無奈，面對着鄰居的責難，面對着自己身體的每況愈下，阿姨選擇的是“堅持”和“沉默”。“我可以活得很好。”阿姨對我說，“我一個月有三千多元的離休工資，我兒子每月寄給我一千美金，我是一個教授，還帶着博士，今年已經和幾家出版社簽定了幾部著作合同，我一直想寫一個毛澤東系列——《我所見到的晚年的毛澤東》、《毛澤東和詩詞》、《毛澤東和戲曲與小說》、《毛澤東和文賦》，還有《毛澤東和中國古代哲學》。可是現在，這些都太遙遠了。可是你不知道，小**（我的名字），看着它們那可憐的眼睛，我心酸啊，我沒法不去救它們，它們也是生命啊！不怕你笑話我老太太，我好多次想到過自殺，我已經沒有人樣兒了，我跨進了地獄啊。為了它們，你伯伯是含狠去的啊，你的哥哥和姐姐也不在國內，我一輩子都沒有好好照顧他們，他們受不了我啊，我的家已經不是家了。。。現在就剩下我一個孤老太太”老淚縱橫。“可是，我不能放棄它們，它們那麼愛我、信任我。生命是至關重要的，活着的總是可貴的。我對動物的救助，難道只是小人物的悲憫嗎？不是，我是靠理性在做這件事情。凡事都有先行者，後人會理解我的。”

看着老太太忙前忙後，我困惑不已。以老太太人大代表的身份，和政府哪個部門不可以接觸啊？而且老太太還有協會，完全可以以協會的名義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甚至獲得商業利益，以維持小動物們的生命，協會也會有很多工作人員，怎麼能讓老太太既做會長，又做普通辦事員，七十多歲的老人怎麼能過這樣忙碌操心的生活呢？

老太太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訴我說：協會發展的模式完全走的國際慣例，不從事任何商業經營，完全靠社會捐助和公益活動來維持發展。協會與美國、德國等十多個國家的動物保護協會都有友好關係，也接受來自國內國外的慈善捐款。但這些捐款仍然遠不足以維持協會生存，這些倒不算重要，重要是沒人能夠理解。不說別的，我們國家還沒有小動物保護法，我在人大會議上已經多次呼籲制定相關法律，現在正為這事兒奔走；協會的日常工作我也實在忙不過來，基地的工人都是農民工，他們到北京來是為了掙錢，不是為了養狗，他們剋扣狗糧，把狗悄悄掐死，或者把狗糧偷出去賣；協會有很多會員，北京就有三千多名，他們經常到基地做義工，可都只能是義工，大家都有自已的工作，我和協會的另兩名工作人員實在照顧不過來，比如周未吧，他們休息了我就上班，我離不開啊。。。在阿姨家裡一直呆到晚上八點，她沒能吃上一口飯，只是在人大商店買狗糧時順手帶了一盒一元錢的豆腐絲，這可能就是她的晚餐了吧。"

“可是阿姨，”我努力把語氣變得婉轉，“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未來，這些小動物怎麼辦呢？”

阿姨沉思半響，說：“我現在最缺的就是沒人接我的班，我不知道將來這些可憐的小傢伙們會怎麼樣。。。”

從阿姨家出來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家家戶戶的燈光都溫暖地亮了起來，可就在這燈光群里，有這麼一個家，一個家徒四壁的家，一個滿是殘疾貓狗的家。家裡，有一個孤獨的年過七旬的老人，正為那些流浪的小動物們憂心忡忡，為她未競的事業老淚縱橫。

給張志新割喉管的劊子手死了 作者：姜萬里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瀋陽市大南街154—28號樓有一個老人死了，

時年79歲，後事處理低調。

張志新是敢於公開反對毛澤東文革暴政的共產黨員。

1975年4月被毛遠新下令槍殺，刑前飽受凌辱割喉而死。

此人的死，在鄰裡間引起小小的轟動。他就是強行給張志新烈士割喉管的劊子手：王其鎬（音：Wang qi gao ）

1975年2月26日，中共遼寧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批准對張志新執行死刑。

1975年4月4日上午，在瀋陽市第二監獄女監大操場上舉行“公判大會”，到會服刑男女犯人約2000餘人，接受震懾教育。筆者目睹了張志新等五名死刑犯被拖拽着從女監管教幹部辦公的小洋樓跑向宣判台前的過程，曾着文描寫當時的情景：“……眾人大約等了一個小時，正在我們納悶為甚麼還不開會，突然聽到右後側小洋樓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腳鐐撞擊聲：稀里嘩啦，稀里嘩啦，稀里嘩啦……，把我驚得回頭一望，只見幾撥人急速地從小樓前門出來跑向主席台，他們一共是五撥，每一撥都是由二名軍人左右夾着一名雙臂反綁、下戴腳鐐的囚徒飛快地跑，那些囚徒根本不會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人一樣，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腳鐐的撞擊聲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從小樓門口到主席台前，約100米的距離只約一分鐘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徑賽場上的速度。這樣的陣勢給我們囚徒造成極大的驚駭和壓力。”

1979年3月26日，中共遼寧省委宣布為張志新烈士徹底平反昭雪，並廣泛宣傳她的事跡，這時她在臨刑前曾遭受非人的割喉管酷刑真相才得以曝光天下。毛澤東發動並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政受到普天下人譴責。

但是，人們長久以來追問：是誰下令給張志新割喉管？執刀割喉管的劊子手究竟是誰？

其實，1979年張志新平反後，瀋陽市大南街常春里一帶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劊子手：王其鎬，當時他受到留黨察看三年處分，平時離群索居，左鄰右舍很少看到他。鄰居們說，他是瀋陽市公安醫院的一把手。公安系統內部人稱“笑面虎”。

王其鎬從1975年4月4日執刀強行給張志新割喉管，曾一時得到上司賞識，到1979年3月受查處，僅僅張狂了4年，此後直到2015年4月17日病死，

在人世間猥猥瑣瑣地又苟活了36年。

因為其所作所為違背人性、違背天理良心，留下的是千載罵名。而張志新堅持說真話，贏得萬代美名。

如今，執刀的劊子手已明確，但是決策割喉管者究竟是何人？還是王其鎬自作主張？仍有待考證。

姜萬里於瀋陽市家中 2015年5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