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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两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合，说白了就是“红联”想把“革联”打成“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革联”想把“红联”定为“反革命大屠杀和镇压革命人民”的罪魁祸首，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特别是“革联”，此时仗着有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坚决不同意和稀泥。加之杀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扑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9月上旬），6950部队留在麦岭收花生的二营和三营已经完成了生产任务，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万斤花生油，送交广州军区。刚刚忙完，就接到军部命令：全体出动，赴道县及相邻几县制止乱杀风。

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相对动乱时期，为防止意外，团部命令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大炮隐藏起来，留少数人员看管，其他人员随团部赴道县。还有四门122毫米榴弹炮，因体积较大不便隐藏，也随部队带到了道县。并将团部驻扎在道县，以道县为中心，派出人员分赴道县及周围正在杀人的县市开展工作。

由于情况混乱，真相不明，谣言满天，派性斗争干扰特别大，甚至还有某某组织准备抢夺解放军的武器等等传闻传来，团部首长想到一个绝招：命令部队把四门熘弹炮拖到道县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并向全县发出通知，解放军准备试炮，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前来参观。试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试炮开始，只见一条火光从炮口喷出，随着一声轰响，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现出一道浓烟。接着每炮发了两弹，打鼓坪上腾起八道烟柱。参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计，这一炮射出去，少说也有10公里。当时人们把这次试炮叫：炮打阶级敌人。

试炮后，道江镇很快流出一个传言：“哪一派再搞武斗，解放军就用大炮轰他们的总部。”

也许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红联”原准备成立一个500多人的民兵师，于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并让集中在营江的民兵返回各区社。

9月9日，6950部队召集有关人员在县人委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6950部队、县人武部、“红联”、“革联”四方面的负责人。6950部队赵永久副团长主持会议。会议主题是：坚决制止武斗，制止乱抓乱杀，执行中央“9•5命令”（《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共同维护好道县的社会秩序。

会上，“红联”与“革联”达成五点协议。据知情人回忆，协议内容为：一、双方枪支弹药就地封存，听命上交；二、双方不准喊对抗性口号；三、双方不准搞对抗性游行；四、双方不准搞对抗性集会；五、谁先冲击对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谁负责。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协议”。会议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开始，也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不过，两派头头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对制止杀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杀人风”并未停熄，有少数地方甚至加快了杀人速度，类似于祥霖铺区那样要“抓紧时间再杀一批。”

据6950部队团部组织股长吴荣华（现任陕西某部队农场政委）回忆：“我们到道县后，马上组成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国家法令，制止乱抓乱杀行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别是在农村中，经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等凶器对我们进行围攻、威逼、谩骂。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的’，要跟我们‘血战到底’！有一次，我们在蚣坝宣传时，受到围攻长达4个多小时，经反复说理、辩论，才解除了围攻。还有一次在县林业局附近，当时我们宣传队正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看见一伙人背着鸟铳、大刀，捆着两个中年男人，说是要押到祥霖铺区去。我们上前进行制止，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说他们是祥霖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来的，我们无权干涉。被捆的其中一个就是县党校附近的居民。经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力阻止，他们才被迫将二人松绑释放。”

据一营副营长刘福安（现福建省粮食系统退休干部）回忆：“一天下午，我们得到下面的消息，说清塘区的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派我带二连的一些同志赶去制止。到了那里时，天已经快黑了，人也已经杀了，尸体摆在一口井边。几个手持切西瓜用的长刀和鸟铳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们进去。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吃晚饭又没有地方住，就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小卖部的人看见我们，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收起来，不卖给我们。我们拿出钱，问他为什么给钱不卖东西。他说：‘不是不卖给你们，是不敢。大队上讲了，谁给了就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畏艰难，采取各种措施，从屠刀下救出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杀人行动。比如也是在清塘区，我们听到一个村子关了好多人，准备要杀，赶快赶了去。结果走错了路，被一条河隔住了，要过桥就得再转一截很长的路。干部、战士心里着急，干脆就涉水过河，赶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杀，被我们发现制止了……”

据参谋长刘兆丰（现北京某军事院校干部）回忆：“当时的工作非常难做，情况很复杂，杀人的事每天都有发生。有个姓何的人，他的父亲当过伪保长，当时他躲在县城里面。他们大队派了三个人到县里抓他，抓到以后，他拼命喊救命。有人跑来向我们报告。我带了几个战士赶快跑去将人拦下。我问那三个抓人的为什么要杀他？他们说，他是反革命。我问，有什么证据。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说了半天就是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他自己不好好在生产队劳动，在外面打流。我就吓唬他们说，我认为你们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杀呢？三个人吓得跪在地上哭，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是贫下中农，我们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杀了我们，哪个来负担……我说，你们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没有？老实说，你们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们说，不关我们的事，是大队上派我们来的。我说，大队上派你们来也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处理人的权力，只能教育以后，把他们释放了。”

我们在采访期间，听到的关于6950部队制止杀人的故事很多，但道听途说的东西，原则上不能入文。我们且摘录一段比较原始的资料说明之。这份纸张已经发黄的油印资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县下放寿雁区大塘湖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写的，标题是《血泪的控诉》。

……九月九日早晨，我场杀人派头头杜××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会议”，提出杀李加太和曾波涛。因为这两人平时表现较好，大多数人不同意杀，杜××凶相毕露，威胁贫下中农。早餐后，杜××叫××打电话叫东方红农场何××、周××等六个凶手来我场杀人。将曾波涛、莫方义、何婵娟等人捆绑、吊在梁上，用铁棒（约三尺长、锄头把粗）毒打，曾波涛脊骨被打断，莫方义手脚打成重伤，已有六、七个月身孕的何婵娟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嫌不足，又将我和杨忠华、于牛顺、吴迪、义许成等五人捆绑，亦用棒打，并逼问我们是否加入了青年近卫军。在场的几个贫下中农目不忍睹，说了句“参加反动组织也要事实和证据”的公道话，也遭到棒击。吓得在场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把我们饱打一顿之后，将我们五人押至寿雁黄土岭山上。首先，凶手用鸟枪打了曾波涛一枪，又用马刀连砍两刀，血花飞溅，这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接着，义许成又被刽子手们用鸟枪杀了。在暴刑面前，我们只有等死。这时刽子手使出更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们知青周继然亲手杀害其他的知青，凶手威胁说：“你不杀他们，就将你杀掉！”他怎么能忍心杀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这时，有人来屠杀场叫去了刽子手们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人民的子弟兵闻讯赶来了，他们发出命令：严禁乱杀人。我们从“阎王”手里脱身了，幸免一死……

从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6950部队8月29日进驻道县后，杀人事件立即呈现下降态势，并开始缓慢平熄。从某种意义上说，6950部队进驻道县本身就是制止道县大屠杀的最重大举措。

一位因反对杀人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道县当地干部对我们说：“为什么47军进驻之前，道县杀人风愈演愈烈，进驻以后很快就平息了呢？难道47军个个都是三头六臂，我们县里的干部都是草包饭桶？难道进驻之前，群众的法纪观念薄弱，进驻后马上就加强了？难道进驻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帮’给搞乱了，进驻以后马上就拨乱反正了？难道进驻之前，公检法瘫痪了，进驻后马上就康复了？难道进驻之前，阶级斗争形式非常严重，进驻后马上就安定团结了？这其实原因简单得很，道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军一进驻，县里这帮人，还有区社这帮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们一收手，杀人风自然就平息了。”

这话听上去虽然带有很浓的“派性”色彩，但细想一下，确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笔者手头有两份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给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加急电报，从中或可窥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缓慢平息阶段的过程。

九月十五日电报：

据零陵分区武装部、零陵驻军和群众组织报告，该专区部分县的农村中，出现了一股滥杀人的歪风。半月下旬从道县的八区、十区开始，九月初已蔓延到江永、江华、宁远、零陵、新田等六县。据初步了解，目前已杀两千余人。道县最严重，杀了近千人。被杀者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个别的贫下中农和造反派。由于军分区、武装部、政法机关均已瘫痪，当地驻军又少，所以对滥杀现象制止不力。目前除道县、宁远已基本停止外，其余各县还在蔓延。由于大量杀人，当地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大批上山或外逃，未跑的惶恐不安，有的要求到公安局坐牢。贫下中农也是人心惶惶，害怕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

出现这股歪风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调查，现从各地报告的情况来看，主要如下两点：（略）

上述滥杀现象的发生，我们认为是极严重的政治事件，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由零陵军分区、武装部召开了全县性的电话会议、广播会议、区社武装部长会议，立即制止滥杀现象。

二、已责成零陵军分区政委朱奎亲自负责，组织全区驻军、武装部及造访派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一面宣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中央“六•六”通令、以及党的有关政策，一面调查事实真相。

三、准备以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名义，发表一个关于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抓、杀的通告，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并要求各地驻军和造反派一起，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制止打、砸、抢、抓、杀的歪风。

九月二十二日电报：

零陵专区道县滥杀人的详细情况和我们的措施前已上报。现据我部驻道县部队报告，该县滥杀人现象仍未完全停止，十八日还有杀人的。经与各区、社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核实，全县已杀387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四清”下台干部、外流人员、伪职员、小偷小摸及“革联”家属，还有个别贫下中农，农村干部的造反派。全家被杀的已知八区有16户，十一区郑家大队7户。此外，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自杀现象也在发生，据八个区一个公社统计已自杀269人，外逃658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

196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关卡，要立即撤销，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通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6950部队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道县及周围发生杀人事件的县，深入区社，乃至大队宣传通告内容，制止杀人。

10月1日清晨，道县上空晴朗无雾，随着一阵嗡嗡的轰鸣声，一架苏制伊二型飞机从东北方向的一片云层中穿出，猛地降低了高度，在道县上空低空盘旋。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们，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开始还以为是敌特飞机搞空降了，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眯着警惕而又惶惑的眼睛追视阳光下闪闪耀眼的飞机。机身上的红星和字码都看得清楚。是自己的飞机。但，它来干什么呢？为什么飞得这么低？突然飞机尾巴上喷出一片白色的东西，雪片一样漫天飞舞。原来是飞机撒传单。(飞机撒传单的具体时间，由于时隔19年，当年又无具体记录，人们记忆的时间略有差别，但都在9月29日、9月30日、10月1日这三天，我们取下限。)

“飞机，飞机。”

一群小孩在飞机下追逐着，欢叫着，伸手去捕捉那些在空中飘舞的传单。

这是湖南省革筹和47军支左部队为配合6950部队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后，派飞机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据知情人回忆传单内容主要有三条（有说五条）：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准农民进城参与武斗）；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制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

第二天，飞机又撒传单一次。

数以万计的传单，覆盖整个道县以及周边一些县的城镇、村庄、田野，有的甚至没有解散，成捆成捆落在地上。这些传单满地都是，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成捆成捆的传单，被当地农民捡了去卷喇叭筒烟。可是现在想要再找一张却不可得。道县人民政府曾以5000元奖金（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10个月的工资）悬赏征集，一直无果。

一位家在县城附近的农民十分懊恼地告诉我们，当年他捡了好几大摞，晓不得有用，都卷了“喇叭筒”，要是留下来，一张5000元，那几摞至少也卖得几十百吧万元。我们也为他惋惜，如果他留下了那些卷“喇叭筒”的纸，几十百吧万当然不可能，5000元却是一定的，关键是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

进入十月，道县一片宁静。由于四周群山的屏障，道县的秋天来得很晚，金秋的十月尚未退去浓绿的夏装，换上色彩斑斓的秋装。但风变得温柔了，水变得平缓了。文革杀人事件已经渐归平息，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发生了。突然，（1967年）10月17日，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传来一声枪响，大队民兵营长唐桂庭在马鞍桥凉亭屋，用鸟铳将中农社员何余祥打死。彷佛天意一般，下坝祭刀，上坝封刀，随着打死何余祥鸟铳的浓重硝烟，在这湘桂交界的山冲里缓慢散尽，历史的巨手终于为这次震惊中外的文革杀人事件沉重地打下了一个血色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