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53)

谭合成

卷六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粉碎四人帮以后，道县大屠杀被害者遗属数千人次到长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访上告，数以万计的控诉书、告状信雪片似的飞向地区、省、中央三级政府部门。控诉书和告状信中，遗属们众口一词地把熊炳恩称为道县大屠杀的总指挥、总后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总院长，要求对他进行惩办。在这些控诉材料中，指控的还有原县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原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原六区武装部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张明耻、贺霞等人。

处遗工作组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查清了一些事实，但对熊炳恩直接“指示杀人”始终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或者说熊炳恩始终没有直接作“杀人的指示”。时任零陵地委书记的邓有志同志还专门亲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对立面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谈话：“黄义大同志，你对道县文革杀人的事情比较了解，我要听你一句实实在在的话，熊炳恩到底指示杀人了没有？”黄义大回答道：“我与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么个谨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话不说，过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县委主要负责人，没有制止杀人，反而支持杀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策划和指示杀人。当时，他站出来工作，主要是分管生产，大权实际上还不在他手上。”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道县大屠杀如此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迅速铺开，没有一个统一的策划布置可能吗？

通过中间人沟通，我们采访了“革联”总指挥、道县武斗的“罪魁祸首”、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先生。对他进行采访，无疑有极大的敏感性和风险性，但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就别无选择。采访之前，我已了解到，刘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坐了七年牢，差一点判了死刑，后又长期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担心他畏畏缩缩，不敢讲话，及至见面马上发现所有的担心纯粹多余，这绝对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条汉子。他个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双眼睛和嘴边的法令纹，眼睛又明又亮，特别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笔者有些发悚；嘴边的法令纹（俗称腾蛇）又深又长，麻衣相书云：“腾蛇入口，饿死他乡。”刘某的腾蛇有惊无险地紧贴着嘴角而过，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精明强干、固执而又自负的人。我不由在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采访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刘香喜是道县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贫农，小学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宣化通信学院第一期。在部队历任文书、无线电班长、军官学校学员，无线电排长，军、师、团、司令部通讯参谋等职。因军训中，腰部负伤致残，于1966年2月转业下地方，回到道县工作。回来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时间太久了一点，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还停留在文革初期那个年代，他自称是毛主义革命造反派战士，而将文革中的对立面 “红联”称为“反革命杀人派”，将熊炳恩称为“道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家住在县粮食局里，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陈设老旧，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状态有相当程度的窘迫。比较有特色的是，客厅里挂满了条幅，都是刘本人的墨宝，内容也都是他本人的诗。刘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就开始练字，据他自己说，为的是修身养性疗伤，他在牢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双臂几乎残废。看得出习的是颜体，虽然功力尚嫩拙，却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七律“文革”浩劫

(原文如此。看得出刘香喜对中国古典格律诗词还缺乏最基本认识，把几首打油诗认作“七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小学文化程度。)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关；

县中被困难防守，

“革联”智退杀人狂。

枪林弹雨“八·三○”，

“红联”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击一小时，

生俘贼兵三个连。

反动暴乱“九·二三”，

冲进县中要抢枪；

破坏中央“九·五”令；

贼心不死更猖狂！

这三首打油诗说的是道县文化大革命史中，“红联”和“革联”的三次大武斗。刘香喜便是因此被定为“打、砸、抢分子”的。其间充满了戏剧性，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便不横生枝节。

我们采访到刘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听一听他，确切的说是想听一听，“红联”的对立面“革联”对道县大屠杀的说法。

看得出来，刘香喜对于我们的采访充满了高度的戒意，也难怪，他凶险多舛的人生经历早已教育他，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第一个不可以轻信的东西。

我们的采访，严格地说是对话，围绕他在文革中的遭际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县文革杀人的问题。以他的精明不会不明白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虽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点我很自信，我们想要的，正是他特别愿意提供的。果不其然，当我提到文革杀人的问题时，刘香喜深沉地一笑说道：“你们算是找对了人，我就是道县大屠杀的一个‘活化石’，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写的对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揭发材料给我们看，但不准带走，要我们当场阅读，也允许适当地做一些抄录。这份控诉材料的最后一段赫然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甘愿砍头示众！”我们仔细地看过了这份材料，凭心而论，抛开观点不言，所述基本事实与处遗工作组的查证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处遗工作组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观一些，当然也更权威一些。

刘香喜说：“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后，‘红联’杀人帮由于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广大受蒙蔽的干部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革联’这一边，只有郑有志等少数顽固派，跑到月岩林场，负隅顽抗。1968年初，道县成立了47军6950部队、革命领导干部和我们‘革联’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6950部队的孙政委兼任革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是县委黄义大书记，我被任命为革委会常委，负责财贸口的工作。革委会成立以后，不到一个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队和县革委的主持下，我们在县三粮库，就是原来的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关于这个“揭盖子学习班”，笔者将在后文中重点讲到。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存在，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道县大屠杀的真相天知道会被歪曲成什么样子。”)，参加的人有各单位的领导，‘革联’还有‘红联’的代表，还有与杀人问题有牵连的人员，一共250多人。这个学习班开了有21天，对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揭发交代和对质。当时我们派人深入各个区社，反反复复，几上几下，调查取证，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搞了一份调查材料，还有一个花名册，都是铁证如山的。我记得，这些材料，我们当时打印了几十份，地区、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张福山手里，他也是‘革联’的一个头头，东北人，现在已经调回东北去了。本来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一片大好，大屠杀的内幕也已经水清见底，当时我找到黄义大书记，建议他赶快把材料整好，报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杀几个，关一批。可是黄义大这个人太过于心慈手软，说什么‘不要着急，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材料摆在这里，不怕他们飞上天去。’结果留着这些家伙来搞反革命复辟……

“那个时候，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要把湖南作为他们的战略基地，当时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就是林彪的一个黑干将，他们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这个战略基地，把47军排挤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县支左的6950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连个招呼都没跟我们打，就撤走了。6950部队一走，县里武装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权，就跟还乡团回来了一样，一下子天又翻过来了，‘红联’那帮杀人狂又再次掌权。这些家伙对我们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方设计，捏造罪名，把我，还有黄义大书记，还有我们‘革联’的其他几个头头，统统抓起来关进牢里，捆绑斗打，进行残酷的迫害。张福山也被关进了牢里，他被抓以后，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册也不知了下落。

“因为我反对他们胡乱杀人，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们进行坚决地斗争，被他们看成眼中钉，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后两次被他们抓入牢房，整整关了四年。当时只喊要判我的死刑，听说向上报了好几次材料，都没被批准。我刘香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于死地，也没有那么容易。从牢里出来的时候，两条胳膊几乎已经残废，我没有别的办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个就是练字，天天锻炼，用这个办法来治疗。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自己的胳膊废了。他们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们斗争一天，我不相信这世界就没有天理了。这帮杀人狂的主子林彪说过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这话我也信，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像他们的主子一样得到报应的。”

当我们问及：“据你所知，道县大屠杀，县一级的策划部署者是谁？”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熊炳恩！”

“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第一、他的8.5讲话和8.11电话会议指示，就是道县杀人的总动员令。”

“但是——他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指示要杀人呀？”我质疑道。

“你一个当记者的，怎么对中国的事情这么不了解？哪个当领导的作指示，会把话讲得那么明白？要靠下面理解执行。哪一次不是领导发话，下面层层加码？”

“当时讲这种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人呀！就是当时被打倒的石秀华书记都说过，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杀得他一个带路的都没有。”

“那要分时间、地点、对象，熊炳恩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讲的？区武装部长、公安干部，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

“那好，请说第二条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东门公社冯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誉院长’，杀人的时候积极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头上吧？”

“怎么不能算到他头上？如果他不主张杀人，他老婆会那么积极？这就跟贪污受贿一样，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点小九九我还不清楚。”

“请说第三条。”

“第三条最重要，杀人期间，他的秘书王××，多次给下面打电话，了解杀人进度，督促杀人。”

“但是，王××不会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当时正是双抢时节，熊炳恩分管生产，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各区社了解生产进度，顺便关心一下杀人的情况，这和指示督促杀人不能划等号吧？”

看得出刘香喜有些急了：“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明白？有些话只要把个别字眼变一下，意思就都变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当然会帮着他说话。熊炳恩当时是一县之主，一县之主支持杀人就是指示杀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必须要有证据才行。再说了，事情已经过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让我来查试试看，一个月之内，保证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组织策划杀人的，一个也跑不脱！乖乖地都得给我交代出来。”

我看了刘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难怪他们要判你的死刑。”

刘香喜说：“他们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们。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们的死刑。我不像黄义大他们心慈手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党纪国法拿出来一条条套，套上哪一条就办到哪一条，没客气讲！为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早就作好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的准备。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把我关了三年，无罪释放那一天，我冲到县委，抓住县专案办主任杨××这个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门河里喂王八。”

临告辞时，刘香喜突然说：“再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你们可以找贺霞采访一下，这家伙是个黑秀才、理论家，他手里有证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宾馆办学习班，处遗工作组廖部长、郭校长、陈书记等三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他嚣张得很，说手里有原始记录，现在不得交，什么时候抓他什么时候交。结果，到现在不敢抓他。为什么？就是怕他手里的那个东西。你们可以找他要这个东西。”

“他连处遗工作组都不肯交，还肯交给我们？”

刘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刘香喜说的这些，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上都看到过，凭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县杀人事件的总指挥，证据显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杀人的证据非常多，但反映他直接指示杀人的证据很少。老实说，从内心深处，我们也曾隐秘的希望熊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头号人物。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罪魁祸首也找到了，来龙去脉也查清了，可以向社会向人民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了。当时，熊炳恩已经调离道县，在零陵地区任副专员。我们希望能够采访他，听听他本人的说法，但他拒绝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们是把他作为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总后台来采访的，如果真是这样想，那就真的想岔了，我们不会，至少不会允许自己带着任何框框条条区采访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处遗工作组的成员、被害者遗属，还是杀人凶手和杀人事件责任人。我们只是认为，如果他愿意开口说话的话，一定会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更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