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53)

譚合成

卷六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粉碎四人幫以後，道縣大屠殺被害者遺屬數千人次到長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訪上告，數以萬計的控訴書、告狀信雪片似的飛向地區、省、中央三級政府部門。控訴書和告狀信中，遺屬們眾口一詞地把熊炳恩稱為道縣大屠殺的總指揮、總後台、“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總院長，要求對他進行懲辦。在這些控訴材料中，指控的還有原縣委組織部長王安生、原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原六區武裝部部長鄭有志、紅聯頭頭張明恥、賀霞等人。

處遺工作組對此十分重視，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查清了一些事實，但對熊炳恩直接“指示殺人”始終沒有找到強有力的證據，或者說熊炳恩始終沒有直接作“殺人的指示”。時任零陵地委書記的鄧有志同志還專門親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對立面原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談話：“黃義大同志，你對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情比較了解，我要聽你一句實實在在的話，熊炳恩到底指示殺人了沒有？”黃義大回答道：“我與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麼個謹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話不說，過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作為縣委主要負責人，沒有制止殺人，反而支持殺人，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策劃和指示殺人。當時，他站出來工作，主要是分管生產，大權實際上還不在他手上。”

但是，問題接踵而至，道縣大屠殺如此整齊劃一，步調一致，迅速鋪開，沒有一個統一的策劃布置可能嗎？

通過中間人溝通，我們採訪了“革聯”總指揮、道縣武鬥的“罪魁禍首”、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先生。對他進行採訪，無疑有極大的敏感性和風險性，但為了對歷史負責，也就別無選擇。採訪之前，我已了解到，劉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坐了七年牢，差一點判了死刑，後又長期監督勞動改造。我們擔心他畏畏縮縮，不敢講話，及至見面馬上發現所有的擔心純粹多餘，這絕對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條漢子。他個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雙眼睛和嘴邊的法令紋，眼睛又明又亮，特別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筆者有些發悚；嘴邊的法令紋（俗稱騰蛇）又深又長，麻衣相書云：“騰蛇入口，餓死他鄉。”劉某的騰蛇有驚無險地緊貼着嘴角而過，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極其精明強幹、固執而又自負的人。我不由在心裡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採訪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萬不要被他牽着鼻子走。劉香喜是道縣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貧農，小學文化程度。1951年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宣化通信學院第一期。在部隊歷任文書、無線電班長、軍官學校學員，無線電排長，軍、師、團、司令部通訊參謀等職。因軍訓中，腰部負傷致殘，於1966年2月轉業下地方，回到道縣工作。回來不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時間太久了一點，他的語言和思維方式都還停留在文革初期那個年代，他自稱是毛主義革命造反派戰士，而將文革中的對立面 “紅聯”稱為“反革命殺人派”，將熊炳恩稱為“道縣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劉家住在縣糧食局裡，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陳設老舊，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狀態有相當程度的窘迫。比較有特色的是，客廳里掛滿了條幅，都是劉本人的墨寶，內容也都是他本人的詩。劉從牢裡放出來以後，就開始練字，據他自己說，為的是修身養性療傷，他在牢裡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傷，雙臂幾乎殘廢。看得出習的是顏體，雖然功力尚嫩拙，卻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七律“文革”浩劫

(原文如此。看得出劉香喜對中國古典格律詩詞還缺乏最基本認識，把幾首打油詩認作“七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小學文化程度。)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關；

縣中被困難防守，

“革聯”智退殺人狂。

槍林彈雨“八·三○”，

“紅聯”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擊一小時，

生俘賊兵三個連。

反動暴亂“九·二三”，

衝進縣中要搶槍；

破壞中央“九·五”令；

賊心不死更猖狂！

這三首打油詩說的是道縣文化大革命史中，“紅聯”和“革聯”的三次大武鬥。劉香喜便是因此被定為“打、砸、搶分子”的。其間充滿了戲劇性，但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此便不橫生枝節。

我們採訪到劉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聽一聽他，確切的說是想聽一聽，“紅聯”的對立面“革聯”對道縣大屠殺的說法。

看得出來，劉香喜對於我們的採訪充滿了高度的戒意，也難怪，他兇險多舛的人生經歷早已教育他，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第一個不可以輕信的東西。

我們的採訪，嚴格地說是對話，圍繞他在文革中的遭際小心翼翼地展開。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縣文革殺人的問題。以他的精明不會不明白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雖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點我很自信，我們想要的，正是他特別願意提供的。果不其然，當我提到文革殺人的問題時，劉香喜深沉地一笑說道：“你們算是找對了人，我就是道縣大屠殺的一個‘活化石’，你們想要什麼，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寫的對道縣文革大屠殺的揭發材料給我們看，但不准帶走，要我們當場閱讀，也允許適當地做一些抄錄。這份控訴材料的最後一段赫然寫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實，甘願砍頭示眾！”我們仔細地看過了這份材料，憑心而論，拋開觀點不言，所述基本事實與處遺工作組的查證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處遺工作組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觀一些，當然也更權威一些。

劉香喜說：“道縣文革大屠殺以後，‘紅聯’殺人幫由於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廣大受蒙蔽的幹部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革聯’這一邊，只有鄭有志等少數頑固派，跑到月岩林場，負隅頑抗。1968年初，道縣成立了47軍6950部隊、革命領導幹部和我們‘革聯’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6950部隊的孫政委兼任革委會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縣委黃義大書記，我被任命為革委會常委，負責財貿口的工作。革委會成立以後，不到一個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隊和縣革委的主持下，我們在縣三糧庫，就是原來的縣委黨校，舉辦了一個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關於這個“揭蓋子學習班”，筆者將在後文中重點講到。有人說，如果不是因為它的存在，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道縣大屠殺的真相天知道會被歪曲成什麼樣子。”)，參加的人有各單位的領導，‘革聯’還有‘紅聯’的代表，還有與殺人問題有牽連的人員，一共250多人。這個學習班開了有21天，對大屠殺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揭發交代和對質。當時我們派人深入各個區社，反反覆覆，几上幾下，調查取證，工作做得非常紮實。我們搞了一份調查材料，還有一個花名冊，都是鐵證如山的。我記得，這些材料，我們當時打印了幾十份，地區、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張福山手裡，他也是‘革聯’的一個頭頭，東北人，現在已經調回東北去了。本來道縣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已經一片大好，大屠殺的內幕也已經水清見底，當時我找到黃義大書記，建議他趕快把材料整好，報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惡極的傢伙殺幾個，關一批。可是黃義大這個人太過於心慈手軟，說什麼‘不要着急，留到運動後期處理。’‘材料擺在這裡，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結果留着這些傢伙來搞反革命復辟……

“那個時候，林彪反黨集團為了反革命政變的需要，要把湖南作為他們的戰略基地，當時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就是林彪的一個黑幹將，他們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這個戰略基地，把47軍排擠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縣支左的6950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連個招呼都沒跟我們打，就撤走了。6950部隊一走，縣裡武裝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權，就跟還鄉團回來了一樣，一下子天又翻過來了，‘紅聯’那幫殺人狂又再次掌權。這些傢伙對我們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方設計，捏造罪名，把我，還有黃義大書記，還有我們‘革聯’的其他幾個頭頭，統統抓起來關進牢裡，捆綁鬥打，進行殘酷的迫害。張福山也被關進了牢裡，他被抓以後，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冊也不知了下落。

“因為我反對他們胡亂殺人，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們進行堅決地鬥爭，被他們看成眼中釘，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先後兩次被他們抓入牢房，整整關了四年。當時只喊要判我的死刑，聽說向上報了好幾次材料，都沒被批准。我劉香喜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一身正氣，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於死地，也沒有那麼容易。從牢裡出來的時候，兩條胳膊幾乎已經殘廢，我沒有別的辦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個就是練字，天天鍛煉，用這個辦法來治療。無論如何，我不能讓自己的胳膊廢了。他們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們鬥爭一天，我不相信這世界就沒有天理了。這幫殺人狂的主子林彪說過一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這話我也信，總有一天他們也會像他們的主子一樣得到報應的。”

當我們問及：“據你所知，道縣大屠殺，縣一級的策劃部署者是誰？”

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熊炳恩！”

“證據呢？”

“當然有證據。第一、他的8.5講話和8.11電話會議指示，就是道縣殺人的總動員令。”

“但是——他在講話中，沒有明確指示要殺人呀？”我質疑道。

“你一個當記者的，怎麼對中國的事情這麼不了解？哪個當領導的作指示，會把話講得那麼明白？要靠下面理解執行。哪一次不是領導發話，下面層層加碼？”

“當時講這種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人呀！就是當時被打倒的石秀華書記都說過，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們要殺得他一個帶路的都沒有。”

“那要分時間、地點、對象，熊炳恩是什麼時候對什麼人講的？區武裝部長、公安幹部，這些人是幹什麼吃的？”

“那好，請說第二條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東門公社馮家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譽院長’，殺人的時候積極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頭上吧？”

“怎麼不能算到他頭上？如果他不主張殺人，他老婆會那麼積極？這就跟貪污受賄一樣，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點小九九我還不清楚。”

“請說第三條。”

“第三條最重要，殺人期間，他的秘書王××，多次給下面打電話，了解殺人進度，督促殺人。”

“但是，王××不會同意你的這個說法。當時正是雙搶時節，熊炳恩分管生產，他的秘書打電話給各區社了解生產進度，順便關心一下殺人的情況，這和指示督促殺人不能劃等號吧？”

看得出劉香喜有些急了：“你怎麼連這點都不明白？有些話只要把個別字眼變一下，意思就都變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當然會幫着他說話。熊炳恩當時是一縣之主，一縣之主支持殺人就是指示殺人!”

“話雖然這麼說。但是必須要有證據才行。再說了，事情已經過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談何容易。”

“談何容易？讓我來查試試看，一個月之內，保證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組織策劃殺人的，一個也跑不脫！乖乖地都得給我交代出來。”

我看了劉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難怪他們要判你的死刑。”

劉香喜說：“他們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們。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們的死刑。我不像黃義大他們心慈手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把黨紀國法拿出來一條條套，套上哪一條就辦到哪一條，沒客氣講！為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早就作好了跟他們血戰到底的準備。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他們又把我關了三年，無罪釋放那一天，我衝到縣委，抓住縣專案辦主任楊××這個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門河裡餵王八。”

臨告辭時，劉香喜突然說：“再給你們提供一條線索，你們可以找賀霞採訪一下，這傢伙是個黑秀才、理論家，他手裡有證據。”

“你是怎麼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賓館辦學習班，處遺工作組廖部長、郭校長、陳書記等三位領導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他囂張得很，說手裡有原始記錄，現在不得交，什麼時候抓他什麼時候交。結果，到現在不敢抓他。為什麼？就是怕他手裡的那個東西。你們可以找他要這個東西。”

“他連處遺工作組都不肯交，還肯交給我們？”

劉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劉香喜說的這些，我們在處遺工作組的材料上都看到過，憑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縣殺人事件的總指揮，證據顯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殺人的證據非常多，但反映他直接指示殺人的證據很少。老實說，從內心深處，我們也曾隱秘的希望熊就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頭號人物。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了，罪魁禍首也找到了，來龍去脈也查清了，可以向社會向人民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了。當時，熊炳恩已經調離道縣，在零陵地區任副專員。我們希望能夠採訪他，聽聽他本人的說法，但他拒絕了。我想，他大概以為我們是把他作為道縣文革大屠殺的總後台來採訪的，如果真是這樣想，那就真的想岔了，我們不會，至少不會允許自己帶着任何框框條條區採訪任何一個人，不論是處遺工作組的成員、被害者遺屬，還是殺人兇手和殺人事件責任人。我們只是認為，如果他願意開口說話的話，一定會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更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