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是用錢可砸出來的

資中筠，湖南耒陽人，中共黨員、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專業方向為國際政治、美國研究。專業之外旁涉中西歷史文化，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着作多種。

現在有些人以為財大氣粗就行了，似乎什麼都可以用錢堆出來，包括所謂“軟實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說，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錢買的。按照他的說法，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與人才相結合就能產生奇蹟。所以高薪聘請“海歸”是否就意味着能創新？除了要看聘請來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還取決於能否有所作為的環境和條件。

近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文，題為“真正的美國夢之隊”，說的是美國真正的競爭力在於人才，與筆者多年前發表的意見不謀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開頭說他出席了一場隆重的晚宴，緊接着列舉了一連串出席嘉賓的名單，從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數是華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說，讀者不要猜錯，這不是中印友好協會的聚會，而是2010年“英特爾科學傑出人才獎”進入決賽的40名中學生參加的頒獎晚宴。從這些中學生中挑選10名上台講述他們的發明方案，和成長的小故事。然後再選出冠軍，獎金10萬美元。這些多半屬於亞裔的才華橫溢的中學生談起他們的科學創意時眼睛發光，意氣風發，儘管外行的聽者不見得能聽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動。

弗里德曼自稱是“狂熱的移民支持者”。他認為美國保持領先於中國的關鍵，就是要確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斷流入本國，因為所有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與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一旦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魔法效應”。因此他敦促美國改進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競賽中總能保留第一輪的優先選擇地位”。

他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於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於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因為你的孩子個人想象出的東西能夠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遠、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諸實施。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現在有了一種新的創意，我可以在中國台灣找到設計者設計出方案，在中國大陸找到工廠製造模型，然後到越南批量生產，用Amazon網站訂貨，還可以通過freelancer網站招聘人員為我做網頁和後台管理。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以極低的價格做到。只有一樣東西不可能，也永遠不會成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爾晚宴，就是我們最優秀的思想火花迸發者。”弗里德曼的結論是，只要美國保持大門打開，美國就能無往而不勝，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夢之隊”。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將近20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話，那是針對上世紀80年代後期保羅·肯尼迪的《大國興衰》一書問世後掀起的“美國衰落”說而發的。當時此說頗為盛行，其依據是美國GDP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例比戰後最高水平下降，同時日本經濟正蓬勃發展，特別是出口旺盛，於是有日本將取代美國之說。喊聲最響的是美國人自己，確有危機感，還有知名東亞專家寫出《日本第一》一書，風靡一時，猶如今之“G2”之說。

本人當時頗不以為然，特別是認為日本絕對不可能取代美國。其他論點此處不贅述，只引上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拙着《戰後美國外交史》“緒論”中的一段話。由於這本書已經絕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個常為論者所忽視的方面，就是美國的人才優勢。如果說今後國際競爭主要是經濟實力之爭，而經濟實力又取決於高科技和各種管理人才的話，美國吸引人才和發揮人才作用的優勢仍將是一大強項。美國是移民國家，從一開始就有其獨特之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是從已經具備一定勞動力和技能的青壯年開始的。他們出生、成長的‘賠錢’階段是由別國支付，而把最富創造性的年華和辛勤勞動貢獻給建設美國。不僅是在立國初期和‘拓邊’時期如此，這一進程貫穿於每個歷史時期，至今方興未艾。蘇聯解體後，美國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發一筆意外之財，其深遠影響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國際化的今天，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國。只要這種情況不改變，就說明美國的社會機制相對說來更能提供發揮創造力的條件。大批移民當然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但美國可以通過調整移民政策來進行擇優。人才狀況不是孤立的，它預示着未來的競爭潛力，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的相對實力。因為人才流動不可能強迫。一個對人才有如許容量和吸引力的國家很難說已經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這段話與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現在時過境遷，美國又經歷了金融危機，“美國衰落”之說又起，這回與之相對應的國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崛起”。我仍然堅持，從長遠看，衡量發展走向的主要標準還是人才流向。不過與我20年前所依據的形勢已有一些變化。我當時鑑於80年代出國潮中，“文革”後第一批脫穎而出的大學生、青年學者赴美一去不返，為之痛心疾首，所以認為各國（特別是中國）為美國付基礎教育學費，美國“白撿”優秀人才。以現在的情況看來，尚未切中要害。

如果說，當年像楊振寧、李政道他們是在中國小學到大學打下基礎，到美國進一步深造的話，現在中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制已無法提供那樣的基礎教育，問題不是中國培養出優秀的種子到美國開花結果，而是同樣智力的兒童在中國的學制下“學傻了”，創造力、想象力尚未發芽就被扼殺，而在美國的學校中卻可以培養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種“眼睛發光”的中學生。

中國家長有一句常用語：“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實際上中國當前的教育體制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那些在美國得獎的華裔學生大約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們的父母不論是何職業，猜想多半都很重視子女教育，不過在美國教育子女是適應美國的教育方法，與在中國適應圍繞升學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寫到這裡，又碰巧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則報道：被譽為“高中諾貝爾獎”的“全美西門子科學競賽”2009年度競賽獲獎名單中逾半數為華裔。這一獎項與弗里德曼說的不是一件事，美國大公司設的此類獎項大概不止一個，而這一個名單，碰巧又是華裔學生領先。如果承認“書香門第”有一定的文化傳承的話，中國近代史上名人的後代遍布新大陸，不知有沒有人做過統計，有多少書香之家、名門後裔百年來為美國的智力資源做出多少貢獻？當前舉家向國外移民潮方興未艾，目標國家也很分散，但是從總的趨勢看，高層次的科學、文化人才主要還是流向美國，或者較易在美國立足。

誠然，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把吸引“海歸”作為一項國策，而且近年來各高等院校以及企業、政府中也的確有不少“海歸”。特別是最近美國經濟發生問題，就業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國人，到中國來求職。國內可以給出的薪酬，已經與上世紀不可同日而語，某些職位的待遇在國際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過這種現象被媒體大大誇大，有不少人其實是由跨國公司或國際機構派到中國任職的。從總體上講，中國人才的流動還是大大出超的，特別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續也待觀察。

更重要的是，吸引創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於是否提供“創新”的條件。中國號稱“世界工廠”，也就是還處在為他人的創意加工的低端，離自己出思想找別人加工還差得遠。現在有些人以為財大氣粗就行了，似乎什麼都可以用錢堆出來，包括所謂“軟實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說，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錢買的。按照他的說法，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與人才相結合就能產生奇蹟。所以高薪聘請“海歸”是否就意味着能創新？除了要看聘請來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還取決於能否有所作為的環境和條件。

我忽發奇想，國人寄希望於“海歸”的，首先不應該是立即有所發明創造，而應該是為改造環境和條件做出貢獻，使之適宜於創新和培養能迸發思想火花的人才。“海歸”如能為向這方面推動做些事，則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歸來，以適應本土條件為名，與種種陳規陋習“潛規則”同流合污，甚或為之唱讚歌，則不論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國在深層次的創新思想競爭中要扭轉頹勢恐怕還很遙遠。

資中筠，財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