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言解（2）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篇）字面含義是：到了寒冷季節，才知道松樹和柏樹是最後凋謝的。

“松柏之後凋”是有關松和柏的一種知識——松樹和柏樹是最後凋謝的（樹木）。詩之所以是詩，在於它不是提供純粹的知識，而是隱含對知識的愛或恨。要想形成這樣的知識，首先需要我們有眼睛等感覺器官，以便感知到松和柏等事物；要想形成這樣的知識，還需要這個世界上有某種豐富性，譬如這個世界上除了松和柏還必須有其他的各種植物；要想形成這樣的知識，還必須存在寒冷的季節——在熱帶地區就難以形成這樣的知識。總之，知識來之不易。

“知識”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字面含義是：我沒有見到過像喜愛美女一樣喜愛道德的人。

我想看見“好德如好色者”，我因此而觀察過若干人，甚至是許許多多的人，最終卻沒有看見這樣的人，表明我的願望落空了，我失敗了。但失敗有失敗的價值，失敗的價值甚至是無比巨大的，因為失敗可以為我們帶來這樣的啟示：人與人都是一樣的，不要指望一個人與其他人有所不同，認識了一個人也就等於認識了所有的人，所以，認識人類的捷徑是認識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也是一個人，是我們最容易觀察的那個人。失敗可以讓我們變聰明。

“失敗”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子路）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篇）字面含義是：子路說：“請問‘死’是怎麼回事？”孔子說：“不知道‘生’，又怎麼能知道‘死’？”

在子路提出“敢問死”的問題之後，孔子做了一個判斷：子路“不知死”。孔子回答不了子路的問題，或者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但又不能直接拒絕這個問題，於是，通過解釋而把問題推回給了子路：你子路之所以“不知死”，是因為你“未知生”，所以，你應該首先去知生。如果子路緊接着來一句“敢問生”，想必孔子會說“未知死，焉知生”——這仍然是在使用解釋。總之，通過解釋，我們既能讓自己擺脫問題的糾纏，又能讓有疑問的人永遠不喪失解答問題的信心。

“解釋”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有的哲學史研究者認為，孔子的這句話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實用理性”——注重現實生活，避開惱人的玄奧問題的人生態度。或許，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這麼一個實用理性，但孔子這句話是詩，與這個實用理性無關。從流溢着神奇意味的詩句中抽象出任何思想，是對於詩的大材小用。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篇）字面含義是：孔子說：顏回不是對我有幫助的人，（因為）他對我說的話沒有不喜歡的。

一個人對我們說的話“無所不說”，這通常會引起我們的成就感，因為挑剔，我們就沒有沉醉於這一成就感，而是保持冷靜，超出了常人的境界。

“挑剔”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篇）字面含義是：葉公對孔子說：“我那裡有一個直率的人，父親偷羊，他去告發。”孔子說：“我那裡直率的人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直率就在其中。”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被說成是一種“直”，這個直在此指的是說出事實；“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也被說成是一種“直”，這個直在此指的是隱瞞事實。說出事實和隱瞞事實是正好相反的做法，卻都被說成是直，可見直是一個大家都喜愛使用的所謂好詞（時髦話）。好詞終將成為矛盾的聚集地、藏污納垢的垃圾桶。

“好詞”受到了隱秘的否定。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篇）字面含義是：孔子說：“君子表現不出仁是有的，沒有小人能表現出仁。”

“仁”在這個世界上是比較稀有的東西，因為連君子也不是總能表現出仁，小人則完全不能表現出仁，物以稀為貴。其次，仁有助於我們辨別一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如果這個人表現出了仁，則這個人一定是君子。

“仁”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篇）字面含義是：古時候的人為了自己而學習，現在的人為了別人而學習。

這兩句話呈現出知識的外觀，揭示就“古之學者”和“今之學者”各自的性質，前者是“為己”，後者是“為人”。知識來之不易，想要形成這樣的知識，我們必須對古之學者和今之學者都有廣泛而深入的了解，這項工作的難度或許接近於不可思議；知識還是有用的，這樣的知識有助於我們判斷一個學者到底是古之學者還是今之學者。

“知識”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篇）字面含義是：只有最高的智慧和最嚴重的愚蠢是不可改變的。

“上知”和“下愚”是智力上的兩個極端，相差懸殊，我們通常只注意到這兩者的差異，其實，它們也有自己的一致性——同為“不移”。最能影響我們心情的，是各種極端。如果我們自己屬於上知，我們容易洋洋自得，現在，我們知道在“不移”這一點上，上知與下愚沒有什麼兩樣，這樣一來，我們的興致被潑了冷水；如果我們自己屬於下愚，我們容易沮喪，現在，我們知道在不移這一點上，下愚與上知沒有什麼不同，這樣一來，我們的沮喪緩解了。總之，一切激情，例如洋洋自得和沮喪，都是我們不明白“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這一真理的結果，也就是我們無知的結果。

“激情”受到了隱秘的否定。

歷代的解釋者根據此名言而給自己形成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說上智與下愚是不可改變的？歷代解釋者把此名言當作哲理，繼而竭力證明此哲理的真理性。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緊跟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後。朱熹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這個性“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現在，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卻又說：“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四書集注》耗費了朱熹大半輩子的心血，是修改了又修改的產物，朱熹似乎無視這一顯而易見的自相矛盾，一會兒鼓吹“習”的偉大功能，一會兒指出“習”的無能為力。朱熹不明白這些名言本質上是詩。

“子曰：‘予欲無言。’自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

“天”有偉大的才能——它讓“四時”運行，讓“百物”生長；它不言語，不是因為天沒有語言能力，天創造的一隻麻雀尚且一天到晚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說天沒有語言能力便是不可思議的，天有語言能力卻不使用此種能力，這靠的是意志力，天有語言能力卻又一萬年都不說一句話，一個人一天不說話就會自言自語起來。總之，天既有驚人的創造性又有驚人的意志力。

這個“天”就是今天所謂造物主。“造物主”受到了隱秘的肯定。

如果此名言裡沒有“天何言哉”，則剩下的部分的意思只是孔子從“四時行”、“百物生”這些現象里頓悟到了“天”的存在。孔子此名言是哲學（頓悟）基礎上的詩。

孔子因為天不言而說自己“欲無言”，偉大的天提供了某種了不起的做法，成了人類的一種神聖價值。這就是宗教了，宗教是神聖價值的總和。

從孔子此名言，我們可以看出哲學（頓悟）、詩和宗教的關係。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字面含義是：祭祀那些不應該祭祀的鬼，是因為諂媚；應該行動而沒有去行動，是因為沒有勇氣。

“非其鬼而祭之”是讓人厭惡的現象，這種厭惡之情讓我們痛苦，但我們終於發現，諂是此現象的根源，就像燃燒是光和熱的根源，這樣一來，我們似乎不再厭惡“非其鬼而祭之”，不過，我們的厭惡之情並沒有消失，而是從對“非其鬼而祭之”的厭惡，變成了對諂的厭惡。這是“厭惡的轉移與守恆定律”。對於諂的厭惡照樣會讓我們痛苦，照樣會讓我們把對諂的厭惡轉移到對於它的根源的厭惡，以此類推，至於無窮。就“見義不為，無勇也”來說，也是如此。厭惡會讓我們無窮無盡地厭惡、無窮無盡地去轉移厭惡、無窮無盡地痛苦。

“厭惡”受到了隱秘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