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洋案想到德雷福斯案*

　　1898年1月11日，埃斯特哈齐在法国被判无罪，而无辜的德雷福斯却被流放到魔鬼岛。

　　2016年12月23日，北京检方宣告：不起诉雷洋案中涉嫌的五位警方人员，雷洋走在去往天国的路上。

　　1898年1月13号，著名作家埃米尔 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法国总统菲利 福尔的公开信《我控诉》，你一个普通公民的身分愤然指控：这是国家在犯罪!是国家强权对一个个体尊严的侮辱!如果一个个人的尊严不能得到保护的话，何以谈到国家的尊严呢?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左拉为德雷福斯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争取尊严。

　　2016年12月30日，明镜新闻报导了陈小平对人民大学雷洋案公开信签名发起人，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之女谢小玲的采访。谢小玲表示：雷洋案虽然家属已和警方和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们有责任向人大常委会等国家机关表达我们的不满，我们不能生活在"无限的恐惧"之中，不能任由恶警践踏我们的法律!我们要以雷洋案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在中国推进民主法治的事实实施。以免我们的国家发生更多的雷洋案而去尊严。

　　在整个德雷福斯案的审理过程中，左拉还发表了《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并因此而被定罪流放，在法庭上左拉说："……能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雷洋案和德雷福斯案比较起来就更加的悲惨了，法国当时虽然民主还没有那样完善，但在新闻媒体上，言论自由基本上还是得到了保证，这也是左拉这些文章可以发表的现实依据。然而雷洋案，我们看到的只是媒体和警方拙劣的表演，却没有看到任何主流媒体的真实关注报导，也没有像佐拉这样大牌的作家出来背书，大批民众的怨愤主要体现在网络媒体上，而那些能够在网络上持续流转的，多半都是较为温和的意见，因为有大批的网军在紧紧的盯着雷洋这个敏感的案件，凡有把矛头指向了警察体制、民主法治、直至政府等关键问题的，都会被清除屏蔽的。

　　在德雷福斯案，左拉也并非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战斗，其实在左拉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左拉们，如作家法朗士、报人克列孟梭等，他们不但有和左拉一样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族精神，在反抗强权暴政上，他们还能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他们不在沉默不再掩饰，面对"国家主义"者们的挑衅，他们也以具有鲜明特征的表达方式与以强烈反击，《知识分子宣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

　　有幸的是，我们在雷洋案件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以人大校友群为主体的，清华、北大等多个高等院校的应届和往届毕业生群体，纷纷站出来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人大校友余礼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会因为雷洋家属放弃诉讼就停止我们的呼声，雷洋案件是具有公共性质的一个典型案件，它涉及到所有人"免于恐惧的自由"，在雷洋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星期四，人大校友们发表声明，继续坚持："要起诉，要公审，要真相"。

　　任何一个认为雷洋案件已经嘎然而止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近些年，有些知识分子出来写文章，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脊梁。这个论断的偏颇，是失去了"客观环境是创造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考量，知识分子也是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必然躲不开社会各种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但当一种恐惧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知识分子就会较先的运用他(她)的知识，出来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全体民众。纵观社会各种变革，古今中外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先锋。我敬仰你们：中国知识分子!

　　今天，是12月31号，中华大地还包裹在寒冷之中，北京的"雾霾"依然笼罩在人们头上，然而，在这黑暗中，有多少人在坚守;有多少人在期盼;也有那么多的人在挥舞着双手，蓦然间，只见一道光束划破了黑暗，顿然引来一片爆炸的声响，2016年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还会远吗?

　　李江 12-31-16。于西雅图

　　(德雷福斯案，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一起著名案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以泄密罪被判处终身流放，1896年情报机关以查出真正嫌犯，但扔以维护国家军队名誉的原因，判处真正的嫌犯无罪，在左拉等知识分子持续的反抗斗争下，直到1906年冤案才获正式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