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选择我们将如何死去

约翰·卡赫, 克兰西·马丁 2016年12月27日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227/looking-death-in-the-face/

Tony Comiti/Sygma, via Getty Images

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也被称为拉美西斯大帝(Ramses the Great)，他出生于大约3000年前，被普遍视为古埃及帝国最强大的法老。希腊人称他为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公元前1213年去世时，他在从叙利亚直到利比亚的广阔土地上留下众多寺庙与宫殿，以及无数雕像和纪念碑，纪念他那令人赞叹的统治。到了19世纪欧洲殖民势力抵达埃及时，大部分雕像已经消失了，仅存的那些雕像也遭到了毁坏。1816年，意大利考古学家乔瓦尼·贝尔佐尼(Giovanni Belzoni)发现了一个拉美西斯半身像，并为大英博物馆买下了它。从某个方面来说，奥兹曼迪亚斯的生命此时才算真正开始。

《奥兹曼迪亚斯》创作于1817年，或许是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he Shelley)最著名的一首十四行诗，那一年，这尊著名雕像的残余部分被缓慢地从中东运到英国。雪莱想象一个旅行者在遥远的沙漠之中描述自己的旅程。和贝尔佐尼一样，雪莱笔下的人物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半身像，半埋在狂风吹扫的砂砾之中。残骸旁边是这座纪念碑曾经的基座。石板上浅浅地刻着文字：“朕乃奥兹曼迪亚斯，王中之王也/功业盖世，料天神大能者无可及！”当然，正如雪莱的诗所告诉我们的，这位王中之王的功业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砂砾。

这首诗传递的信息是永久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很快告终，比你想象的要快。名望伴随着一道阴影，那就是不可避免的陨落。2016年发生了一系列的死亡，刺激着人们，提醒人们这种不可避免：王子(Prince)、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大卫·鲍伊(David Bowie)、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戈迪·豪(Gordie Howe)、默尔·哈格德(Merle Haggard)、帕蒂·杜克(Patty Duke)、约翰·格伦(John Glenn)。当然，这一年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帝国，与此同时还有末日灾变的幽灵。在今年结束之际，是时候思考王国的建立，也是时候思考王国的败落何其迅速。这是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安然接受生存的脆弱，我们在清醒的时间里总是忽视它，然而甚至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人也必须面对它。

我们倾向于推迟思考生存或是死亡的问题，直到太晚才去回答。这可能是关于死亡最可怕的事情：用梭罗(Thoreau)的话说，就是死到临头才发现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活过。

不过，直面死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避免去面对它，因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更容易把“垂死”(dying)当作形容词而不是动词，比如“一个垂死的病人”或“一个人的垂死之言”。这让我们可以假装死亡是发生在某个遥远的未来，发生在其他的某个时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不是现在。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下周，甚至也不是下一个十年。寿命从现在才开始计算。

当然，“垂死”正好同与我们所谓的“活着”(living)相应。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说我们“在坟墓之上分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对生存的认识似乎属于年迈或重病的人。认识到时间宝贵的老人，可以眼睁睁看着年轻而健忘的人们虚度时光。

当垂死终于把我们带到那个意外而又必然的结局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我们要经历这么艰巨的考验是有道理的。为某个东西而死，这就像是一道英雄的光环。但这真是世上最简单的事，与名望和财富毫无关系。当你醒来，吃着烤面包时，你正在为某个东西而死。当你开车去上班时，你正在为某个东西而死。当你与同事做着无意义的愉快交谈时，你正在为某个东西而死。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人类正在为某个东西而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宝贵的一年时间过去了，为某个东西而死的关键是选择正确的东西。这是非常困难的，决不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理解得没错，困难在于――从我们成为清醒的成年人起，或许甚至在这之前，我们就得选择自己将会如何死去。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患上癌症或者会不会被巴士撞上（虽然确实有些选择可以令这些可能性变大或变小），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是相对幸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环境或我们无法控制的恶意力量而丧失自由），我们有相当大的余地去选择该做什么、该思考什么和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选择自己如何生活，这意味着我们有相当大的余地去选择我们将如何死去。选择同人生终点一样，最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是我们要独自面对的。这就是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死亡是我们“最本己的可能性”(own-most possibility)：和自由一样，死亡属于且仅属于我们自己。

想想所有那些去世的英雄与朋友，以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能会试着真正去理解死亡正在到来，并且感到害怕。“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斯宾诺莎(Spinoza)的名言说，“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进行“生的沉思”，我们并没有真正去想，直到我们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尽最大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到死亡。到头来，也许我们不是那么害怕死，更害怕的是不能继续活下去，怕的是不能好好死去。

日常生活中不乏供我们浪费时间的东西：追求金钱、智慧、美丽、权力、名望。我们都能感受到它们的诱惑。但是让人感到不舒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真相是，为金钱或权力这样的东西而死，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在追求财富或名望中死去只是我们的“默认设置”而已。问题不在于我们选择为错误的东西而死，而在于我们实际上没有去选择。我们选择让其他人代替我们活着。我们允许自己留在心理陷阱之中，无法看到在自己生活中可能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样做的时候，根据华莱士的说法，我们冒着这样的风险――“使（我们）舒适、富足、可敬的成人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无知无觉，在日复一日间让我们臣服于自己的头脑，臣服于自然（为我们）默认设置的那种独特、彻底、威严的孤独。”我们可以称之为奥兹曼迪亚斯陷阱――功业盖世，料天神大能者无可及――并且要小心自己别落入这个陷阱。

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全心全意地完成这项从奥兹曼迪亚斯陷阱中脱身的英雄任务。另一些时候，我们害怕自己会遭到悲惨的失败。抱着每一天都是人生最后一天这样的念头去爱，这是不现实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停止假装自己会永远忍受下去。

在托尔斯泰的名作《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中，垂死的主人公不情愿地接受自己的死亡，虽然只有一次，但他再也不能回避真理：

这不是阑尾或肾脏的问题，而是生命和……死亡的问题。是的，生命就在那儿，现在它要消失了，消失，而且我不能阻止它。是的。为什么还要欺骗自己呢？我就要死了，这不是很明显吗，除了我所有人都看得见……可能这一刻就会发生。那儿曾经有光，现在漆黑一片……当我离开了，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什么都不会有了……

伊凡·伊里奇不能假装自己不会死。他认识到拉美西斯二世显然没有认识到的东西：随着他的死去，他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任何证据，他无法留下任何证据，他要去的地方没有纪念碑。对于自己将会死亡这个事实，他一生都在对自己说谎。

最后，伊凡从他的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可以摆脱这种妄想。就是今天。就是现在。

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可能会发现，直面人生无常这个事实可以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效果――可以从本质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约翰·卡赫(John Kaag)是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的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一个爱情故事》(American Philosophy: A Love Story)。克兰西·马丁(Clancy Martin)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的哲学教授。

翻译：晋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