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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说黑白  
阳光下,证据凿凿﹗林彪坠机蒙古,是谋杀﹗毛泽东搞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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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计!毛泽东的阴谋(1 of X)
   

连环计!毛泽东的阴谋(1 of X)


前言:

走过文革,或是研究文革的人,应该知道“评《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件事都发生于1975年下半年,而且一前一后,接踵而来。接踵,不是偶然。

关于“评《水浒》”,表面上,毛泽东是无辜的。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的说法也把毛泽东放在被动立场。实际上,两件事全是毛泽东主动,毛的阴谋。

一件事是不是阴谋,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动机,搞阴谋,通常有动机,而且动机不可告人;第二,主动权,搞阴谋的人必须要有主动权,如此才能控制阴谋发展,特别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第三,巧合,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巧合的机率很小,阴谋的特色就是巧合过多,尤其是时间上的巧合。

历史回顾,“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批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种种问题的信。毛泽东一口咬定,刘冰的箭头是对着他的。

刘冰的箭头是否对着毛泽东?公道在人心,只有盲目崇拜的愚民才会让毛泽东说了算。

无论如何,刘冰的信,让毛泽东有“机会”一口咬定箭头是对着他的,因而有“机会”批邓小平。。。这些“机会”难道是偶然的?是天上掉下来给毛泽东的?

刘冰前后一共写了两封信。刘冰为什麽会写信?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还是有人设局,刘冰中计?

***

下面是《刘冰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内幕》,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02f7d001010p0s.html):


“文革”中波及全国的最后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从毛泽东给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发迟群的两封信的批示开始的。那么,28年前的这封信究竟因何而写?其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刘冰同志打开话匣,历数当年种种内幕。请看《中华儿女》李静的文章。


迟群,原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年7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7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年下半年,迟群被提升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他早早就投靠了江青,成为“四人帮”的一员干将。 


谢静宜,原是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7月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971年下半年被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同时担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最可信的人之一,具有特殊身份——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


自从迟群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此时刘冰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担任党委副书记的还有惠宪钧、柳一安等。


迟群在清华搞小圈子,排斥异己,而且追随江青干了不少坏事。

1974年1月24日、25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迟群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会后,迟群等人充当江青的特使四处煽风点火。他们掌握的清华、北大“梁效”写作班子,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小平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各条战线拉开了整顿的序幕。从1975年1月至8月,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讲话都谈到整顿问题。


这些讲话提出了:各项工作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派性;要落实党的政策;要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支持和拥护。但是在清华园,迟群却极力封锁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传达。


迟群蛮横地对刘冰说:『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要传达也要先报告我和谢静宜。我们同意了才能传达。』


清华园里怎么能拒绝邓小平鼓舞人心的声音?刘冰感到愤慨。他拿定主意:邓小平的讲话,凡属中央和市委规定要传达的,一定不折不扣地传达下去。


传达邓小平讲话惹恼了迟群。『为什么不经我们同意就传达?』『小平同志是党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刘冰据理力争。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学校教改处的负责人夏镇英找到正在埋头工作的刘冰兴冲冲地说:『刘冰同志,我今天去市委听传达,是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对科技人员的政策。』


『怎么讲的?你详细说说。』刘冰一边示意夏镇英坐下,一边急切地问。


『小平同志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小平同志说得好啊。这对我们学校的工作,尤其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马上传达。』刘冰兴奋地一挥手站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刘冰主持了党委扩大会,夏镇英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刘冰在散会时强调对小平的讲话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迟群、谢静宜经常不在学校,根本无法与他们联系。


第二天上午,刘冰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咣”地一声门被推开了,只见谢静宜满脸怒气地冲了进来,大声喊道:『不是跟你说过吗?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要经过我们同意。你为什么没经我们同意就传达了!』


『小平同志是党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你不知道吗?市委让传达,为什么我们清华例外?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书记难道没有传达的权利和义务吗?』刘冰据理力争。


谢静宜狠狠地瞪了刘冰一眼,气呼呼地扭头而去。望着谢静宜离去的背影,刘冰心绪难平。


晚上,他把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常委吕方正三位同志叫到办公室,告诉了他们上午和谢静宜当面顶撞的事情。


四个人酝酿给毛泽东写信告发迟群已有段时日了。


『顶得好,就要让谢静宜知道,违反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刘冰这样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柳一安首先表态。


『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看来咱们对谢静宜的认识还不够。』吕方正跟着说。


『谢静宜是帮助迟群的。』惠宪钧说。


『干脆给毛主席的信把她也挂上。』柳一安愤愤不平。


『我同意。』惠宪钧也很气愤。


刘冰想了想说:『还是按原来商定的吧,对两个人要有所区别,这封信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这样会好解决一些。』


几个人都表示同意。


给毛泽东写信的发起人是柳一安。他对迟群政治、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社会上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他也听到了许多。在这种人手下工作他感到十分苦闷,1975年6月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睡不着觉的柳一安便经常和平时谈得来的国务院教科组的干部李兆汉、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任彦申在一起聊天,以排解心中的苦闷。


三个人对迟群的看法出奇的一致: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当前两种思想、两种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迟群显然是站在“四人帮”一边,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聊天时柳一安说:『我想找迟群当面谈谈,把社会上对他的议论统统端给他。这样,他会有所收敛。。。』


『不行,不行。』李兆汉打断他,『迟群心狠手辣,他知道你有二心,必然会置你于死地。迟群在清华大学一手遮天,称王称霸,你单枪匹马地和他斗争肯定不行。在清华领导班子内部反对迟群的人是多数,但敢怒不敢言,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迟群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在中央的过问下,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任彦申也觉得李兆汉说得有道理。


7月上旬,柳一安找到惠宪钧、吕方正商量给毛主席写信的事,得到了积极响应。三人都是1968年7月作为工宣队的成员进驻清华的。迟群投靠“四人帮”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大放厥词的事,他们心里一清二楚。

他们感到此事非同一般,应该对同迟群有分歧的老同志刘冰说一下。


7月下旬,柳一安、惠宪钧、吕方正找到刘冰。柳一安开门见山地说:『老刘,我们三个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


『哦!』刘冰一惊。


『迟群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是犯错误,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你是老同志,我们信得过你,想听听你的意见。』柳一安说完定定地看着刘冰。


『好,这正合我意。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来牵头。』刘冰十分爽快。


见刘冰不但支持给毛主席写信,还表示愿意牵头,柳一安等人都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定了信要把握的原则和信的主要内容: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要以迟群为重点;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要抓主要问题,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主要反映迟群的政治野心,没有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问题;要单独写一份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作为信的附件一并呈毛主席。


三天后吕方正将草拟的信的初稿以及《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拿了出来。四个人又一句一词地进行了斟酌,唯恐有什么闪失。


信定稿后如何送给毛主席又成了问题。如果直接寄给毛主席,很可能落入江青手里。

『请小平同志转。』刘冰提议,『邓小平是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只要他能在我们的信上批”送主席”三个字,即使毛远新、江青看见也不敢扣留。』


大家都表示赞成。他们凭直觉认为只要邓小平能看见,这封信就一定会转给主席的。

于是信的抬头写成:“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材料列举了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材料里写道:迟群经常炫耀自己:『我和小谢是毛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装疯卖傻,乱蹦乱跳,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四个人还决定,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也应该报告清华大学的直接领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市科教组,但考虑到谢静宜是市委书记,向市委的报告应放在给毛主席的信发出一周以后。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一个烈日炎炎的星期天下午,刘冰来到时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胡耀邦家。


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刘冰曾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常有接触,对胡耀邦的为人比较了解。他知道胡耀邦很敬佩邓小平,与邓小平来往也比较多。通过胡耀邦把信转给邓小平是有可能的。


胡耀邦热情接待了刘冰。


没有寒暄,刘冰刚在沙发上坐下,水还没喝一口,就急切地说明了来意:『耀邦同志,我们清华的几个人给主席写了封信。』


『什么内容?』胡耀邦刚要点烟的手停了下来。


『是关于揭发迟群的。这次没提谢静宜,实际她也有问题。我们想请小平同志把信转呈主席。您和小平同志比较熟,能不能请您帮忙把信送给小平同志。』说完,刘冰期待地看着胡耀邦。


胡耀邦点燃了烟,吸了一口说:『这两个人太骄傲,太狂。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


看胡耀邦态度如此明朗,刘冰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说:『您看看这封信这样写行不行?』


胡耀邦接过信,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起来。刘冰见他眉头皱了一下,忙问:『怎么?』


『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装疯卖傻”、“乱蹦乱跳”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刘冰解释说:『耀邦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装疯卖傻”、“乱蹦乱跳”不是形容词,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只要符合实际情况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啊。』胡耀邦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接着说:『我支持你们。可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我帮你转信不合适。不过,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直接送去。』

胡耀邦告诉了邓小平家的具体地址,怎么走都详细作了说明。


胡耀邦的支持使刘冰深受鼓舞,刘冰打算按胡耀邦说的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里。


出了大门,坐在车子里,刘冰却犹豫了,这样是不是太冒失?瞬间,他决定还是先回学校。他让司机拐了个弯,返回了学校。


后来在惠宪钧的首长卫戍区部队副参谋长马元清的关照下,通过邓小平住宅的警卫排长将信送给了邓小平。


信送达后,刘冰等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认为毛主席马上就会看到信了,解决迟群的问题指日可待。


一个星期后,刘冰、惠宪钧按照原定计划到北京市委,向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和军代表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刘冰诚恳地说:『这件事对清华大学关系重大,请你们向市委汇报,我们希望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能接见我们。』


肖英也不无诚恳地说:『我们要把记录整理一下,会马上向市委领导汇报的。市委有什么意见和指示我们一定及时转告你们。』


这以后,刘冰等人在盼望毛主席指示的同时,开始盼望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接见。然而一直没有音信。


这段时间,迟群和刘冰等人研究工作越来越少,连正常的书记办公会也不开。有一天他亲自召开工宣队队员会议,没有通知其他书记和宣传队负责人参加。在会上,他傲气十足地说:『现在有人要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会后,迟群的亲信四处散布说:『现在有人反对迟群,大家知道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


刘冰预感到迟群已经知道了他们给毛主席写信的事。


刘冰等人的信如石沉大海。迟群在清华大学继续着他的“表演”。


9月下旬的一天,柳一安找到刘冰,兴高采烈地将一份9月15日邓小平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复印稿递到他的手上:『老刘,你看,你看,邓副主席说了什么?』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地方省、地、县负责人,农业、科技、财贸等许多单位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建设大寨式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等问题。9月15日,会议在山西大寨大队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还讲到整顿的问题。他说:『我们全国现在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军队要整顿,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讲,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


这给刘冰带来了希望。他高兴地对柳一安说:『这是邓小平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讲的话,教育战线要整顿,清华就有希望了,在清华首先要整顿的就是领导班子。』


因为邓小平的讲话不是正式文件,不能给干部传达。他们只能在暗中等待。


10月5日上午,迟群突然通知开书记会。当刘冰等人到会场时,看到的不光是书记,还有迟群的几个亲信。迟群宣布会议开始后,拖长了声音说:『今天的会是要研究一下形势。』


『研究什么形势?』刘冰不解地问。


迟群怪腔怪调地说:『校内校外的形势都可以研究嘛!』


一个亲信忙不迭地发言,口气充满了挑衅的味道:『我看先从学校说起。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党委的领导班子就有问题,有走资派。这种人表面上装着革命,背后在捣鬼,并且越来越不像话,大家要提高警惕。』


刘冰针锋相对:『“刚才有人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我们领导班子里有走资派,确实如此,这是客观存在。所以,我也提醒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新的情况。现在我们班子里的走资派有新的特点:这种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爬上来的;这种走资派用革命的词藻唱高调,讲大话,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走资派用封官许愿笼络人心;这种走资派政治野心勃勃,想掌握大权;这种走资派一直在搞欺骗党的活动。这表明在新的情况下产生了具有新特点的走资派。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识破他们,揭露他们。』


迟群斜着眼睛看着刘冰,目光中透着寒气。


给毛主席的信没有回音,迟群一伙变本加厉。怎么办,经过几个不眠的夜晚,刘冰、柳一安、惠宪钧(此时吕方正已调回部队)反复商量后决定第二次上书毛泽东。他们认为这次信的内容要具体,要把迟群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都写上,要把谢静宜也写进去,揭发她支持、包庇迟群的种种问题。


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由刘冰起草,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转呈毛主席”。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三个人在信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托谁将这封信转给邓小平呢?考虑再三,刘冰决定找抗战时期就熟悉的,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李琦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的领导人比较多,人也很正直。果不其然当李琦知道刘冰的来意后非常高兴地说:『这真出乎意料,没想到清华内部的几位领导起来揭发迟群了。你放心,这封信一定会送到小平同志手上。』


李琦通过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把信转给了邓小平。


在向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刘冰等人还将同样内容的信送给当时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并向北京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艰难而痛苦的等待。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焦急、不安,三个人的神经几近崩溃的边缘。


11月3日,刘冰和柳一安、惠宪钧约好去参观一个展览会。下午两点多钟,他刚要出门,家里的门响了。刘冰打开门,原来是迟群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


『有什么事吗?』刘冰随口问。


年轻人表情很不自然地说:『迟群让我通知您,下午三点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党委扩大会。请您务必参加。进城的车子我已通知车队不用来了。』


『好,我知道了。』


会议肯定和给毛主席写的信有关,但不会有好消息。刘冰想到了。


送走年轻人,他马上和惠宪钧、柳一安通了电话。他们说他们也刚刚接到开会的通知。三个人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党委扩大会和毛主席的信有关,证明毛主席是支持迟群、谢静宜的,否则开会不会搞突然袭击,也不会不和他们商量。


当三人走进会议室时刚好三点钟。


会议室里黑压压一片,一片嘈杂声。刘冰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负责人外,还有许多北大党委的人。看来会议非同一般。


三点一刻,吴德在迟群、谢静宜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的嘈杂声顿时没有了,吴德神情严肃地开始讲话:『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我传达一下主席指示的精神。。。』


吴德传达的毛主席讲话精神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刘冰等人是反对毛泽东的。


会场安静极了,相邻的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刘冰感到奇怪。本是一腔热血,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才给主席写信的呀。怎么变成了反对毛主席呢!他想不通。


迟群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请刘冰把他们给毛主席写的信在这里念一念。』说完他瞟了一眼刘冰,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样子。


刘冰定了定神,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他站起来,拉过话筒,一字一句地读着那封曾寄予他们无限希望的信。他的声音洪亮,语速很慢。他想让会场里所有的人能听清楚迟群、谢静宜存在的问题。


读完信,刘冰还没坐稳,批判就开始了,发言的人义愤填膺,什么 “诬告”,“恶人先告状”,“欺骗毛主席”,“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帽子一起向刘冰等人飞来。显然,这是迟群事先安排好的。


散会后,迟群特意向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刘冰等人失去了自由。


三人走出第二教室楼,紧紧握手互道“珍重”。


11月初的北京,6点刚过,太阳已经西沉,清华园的天空灰蒙蒙一片,北风阵阵,寒气袭人,刘冰紧了紧棉衣的领口,往家中走去。


第二天,第二教室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前者是对着刘冰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的。这以后,迟群、谢静宜三天两头召开“辩论会”,名为“辩论会”,实则对刘冰等人进行批斗、围攻。


11月12日,清华大学召开1700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11月15日下午6点,刘冰参加完批斗会,身心疲惫地刚刚到家又接到了谢静宜的电话。谢静宜让他晚上7点钟在学校西南门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去。


『干什么?』刘冰警觉地问。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到那儿后告诉警卫,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警卫会让你进去的。』谢静宜挂断了电话。


到大会堂后,刘冰被引领进东大厅会议室。厅内几个女服务员正在准备茶水。汪东兴来了,见刘冰在,便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刘冰回答:『清华大学的,我叫刘冰。』


这时谢静宜进来,看了刘冰一眼生硬地打了声招呼:『你来了。』说完就和汪东兴小声交谈起来。刘冰知趣地忙走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找一角落的沙发坐下。在这里听不见他们说话。


过了一会儿,一些政治局委员三三两两交谈着走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和中科院副院长李昌。


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入座后,大家也都在会议桌两旁的沙发上陆续入座,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其他人坐第二排。刘冰也在第二排找了个位子坐下了。


『现在开会。』邓小平呷了口茶,宣布会议开始。


刘冰下意识地看了大厅东侧墙壁上的挂钟:20点整。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从谢静宜通知他到大会堂来的那一刻起,他甚至都想到了会被逮捕。可眼下明明是开政治局会议,叫他来干什么呢?他怎么也没理出个头绪。


邓小平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参加会的人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也参加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他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些指示。


『今天列席会议的几位同志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不是给他们传达一下。』姚文元迫不及待地插话,『你们几位听过主席的批示吗?』他把目光转向刘冰等人。


『我听过,前不久吴德同志到我们学校传达过。』刘冰谨慎地回答。


吴德接过话头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邓小平冲毛远新点了一下头。


毛远新翻开笔记本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表态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点名批评刘冰动机不纯,指出邓小平偏袒刘冰。


刘冰的头“轰”地一下,感到心跳加快,精神恍惚,身上阵阵发冷。


在邓小平宣布讨论后,“四人帮”活跃起来,王洪文首先发言:『我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下面“对周荣鑫意见很大。教育部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背道而驰。』


周荣鑫1975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教育界进行了整顿。


张春桥附和着说:『都是一些旧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也不甘落后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有意见。』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议桌旁来回走动,刘冰隐约听她说了句:『刘冰等人的信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夜已深。时针指向子夜23点。


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明天晚上8点继续。


走出大会堂,刘冰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早已乱成一片。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下意识地作出反应,点点头,竟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等人们都上了车,刘冰才从台阶上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


家里的灯还亮着。他知道是妻子苗既英在等他。当时苗既英在清华大学人事处工作,一股暖意在寒冷的冬季从心中渐渐涌起。


刘冰把参加政治局会的情况和妻子大概说了一下。


他还没说完苗既英就急了:『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成了矛头是对着主席,中央副主席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老人家是不是糊涂了?』她和刘冰生死与共20多年,她是了解刘冰的,刘冰1938年就参加革命,为党勤勤恳恳工作了将近40年,怎么会把矛头对着主席呢?真是冤枉。


『不全是糊涂,主席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看来明天晚上的政治局会上我要作检查了。』刘冰在考虑明天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如何过关。


『没错检查什么?』快言快语的苗既英马上表态反对。


『不管怎么说现在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已经戴上了,再不检查又会被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我怕被开除党籍,一旦被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现在只有检查,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怎么都好说。。。』


夫妻俩一夜无眠。


第二天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冰作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政治局会议之后,“四人帮”的干将迟群等人愈加春风得意。他们宣称:『抓住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他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从清华点火,煽动起全国性的运动。


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北京大学1600多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上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紧接着是被安排好了的“大辩论”。然而辩论的另一方此时却没有在会场。刘冰被安排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一坐就是一天,看管的人连坐向都不让改变。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也被安排在会场以外。


会上,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被戴上“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的大帽子,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


万人大会后,刘冰等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经常被接到各系轮流批斗。在10个月的时间里,刘冰等人先后被批斗达上百次,其中刘冰本人被批斗200多次。在接受批斗的同时,刘冰一次次被迟群、谢静宜组织的人提审。提审时被追问最多的是:你为什么让邓小平转信不找别的中央领导?


无论刘冰怎么解释提审的人都不满意。


清华大学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在批判刘冰等人的同时,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说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相对抗,说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翻 “文化大革命”的案。


迟群还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同时以报告的形式把他们的经验上报中央。


一时间,全国先后涌入清华看大字报,进行所谓参观学习的人达数十万人之多。江青一伙还指使各地党羽大量翻印大字报,四处散发,大字报的内容迅速在各地传布,各地一些学校也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这些都是在“四人帮”一手策划下进行的。批判刘冰、周荣鑫并不是“四人帮”的最终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打倒邓小平。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130多位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要点》中说: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11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使邓小平持续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至此,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刘冰等人写信一事演变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是年5月初,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被专案组先后安排到位于北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劳动,继续接受批判。


。。。。。。


1978年12月,平反后的刘冰出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离开北京是他自己的选择。 (原载青岛新闻网)


***

毛泽东设局,让刘冰“主动地”给他写信,让邓小平转信。。。

这些看起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是毛泽东在幕后操弄。这是毛泽东典型的阴谋设计,他一生反复使用。

若“学者专家”看不出阴谋,只能用毛泽东讥笑北大教授芦荻的话来说明:『你真呆。』

中国,两千年的皇权思想,封建文化,造就了奴才和脑残。读书人只会背书,不会思考,以为背书、认识字就是“读书人”,就是“学者专家”了。殊不知,“认识字”和“阅读能力”天差地别,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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