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是大学时代我们年级的政治指导员，我们当面叫他高指导，背后就叫他高老头，虽然他并不老，顶多三十五、六岁。

            高老头是复员军人，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只身一人住在学生宿舍楼里。政治指导员，顾名思义就是对学生管头管脚的人，自然不受欢迎。加上高老头出身农村，从口音到衣着都透着土气。为人老实木讷，不善言辞，做起思想工作来也显得生硬死板，所以经常是学生在背后嘲笑的对象。

            当然年少气盛的我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浅薄的，也从未从他的角度想一想他的工作是多么难做。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正是八十年代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校园里的气氛非常活跃，每周都有青年讲师和研究生举办的各种讲座，其中以介绍西方哲学如尼采、存在主义之类最为热门，常常是一座难求。在那种氛围的影响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都与高老头他们很不相同了，在许多问题上都是谈不到一起去的。在自以为是的我们眼中他就是个“老古板”，而我们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在他看来也是荒诞不经的。要他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真是勉为其难了。

            其实男生还好对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些也罢了。对付女生就更难了，何况外文系的女生总显得更时髦和前卫些。大学四年，高老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和我们交流的好方法。对于我们，他基本上是敬而远之，有时有事来女生宿舍通知，他总是站在门口，背书似地把要说的话说完了，也不管我们的反应，转身就走。当然这又免不了招来一阵哄笑。

            大学里的政治课，教的是党史。其实非专业课的大课，都不太受学生的重视，加上党史老师的教学方法实在不敢恭维，照本宣科，干巴巴的，一点儿也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所以逃课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一次，应该六、七十人的课，只去了十二个，连老师正好凑了个“最后的晚餐”的数，气得老师摔门而去，闹到了系里。系主任转手就把整顿自由散漫风气的任务交给了高老头。高老头立即行动起来，年级里谈，班级里谈，宿舍里谈，个别谈。谈了一圈还不够，高老头决定要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由他来教，每个宿舍派两名代表参加。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学习小组碰头的时间定在每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 -- 那可是约会和舞会的时间啊! 结果是谁也不愿参加，代表都是抓阄产生的，那些不幸被选中的人个个叫苦连天。于是就有几个男生密谋要让学习小组办不长，把学习变成辩论，把高老头驳倒。男生中不乏几个能言善辩、强词夺理之人，有两个还自称通读了资本论原著的，高老头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辩论结果可想而知。到最后，高老头的脸憋得通红，半天只说出一句话来：“歪理一千条，真理只有一条! 共产党就是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学习小组最终没办下去。大家一哄而散，高老头的威信彻底扫地。

随后就发生了“六四”。短短几个月里，我们好像经历了许多、成熟了许多。

            “六四”以后，原以为象高老头这样的人可以大展身手了-- 正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嘛。却迟迟不见他的动静。后来听说他在一个会上说错了一句话，被认为立场不鲜明，从此不被重用。他说的是：“学生们瞎闹是不对的，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动用军队。毕竟是些孩子啊!”

            那以后很久我都会想起高老头的那句话。想起我们年少无知的种种顽劣，我们对他的看不起和不尊重，他应该是能感觉到的，但他每次都忍过了，是不是也因为我们“毕竟是些孩子”而宽恕和原谅了呢？

            出国后，有一年一位前室友来美出差。欢聚一堂之际，说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她给我们讲了高老头后来的际遇。我们毕业后，高老头一直不得志，农村的老婆孩子没能调入上海，他那点儿政治指导员的工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一家两地的生活。在经过痛苦的思索后，高老头的思想终于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 他辞职下海了。仗着会几句俄语，他与人合伙去俄罗斯贩滑雪衫。谁知第一次去就在俄罗斯境内遇到了土匪。土匪抢了钱和货物后，见他能听懂俄语，怕他报警暴露了他们的首尾，竟将他杀害了! 同去的人却因为不懂俄语而捡了一条命。

            听了室友的讲述后，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有人重重地“唉”了一声，此后便是长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