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直盘算着，进入2013 年，周老有光先生就是茶寿之年了。一元复始之际，登门拜望。周老坐在斗室书房里，背后是书，左手处暖气片和窗台堆着书，面前小桌上还是书。右手边，书橱延伸到门口，接着是书架，挨到门框，都是满载。 话题从读书开始。
晚年主要读历史和文化 周老说：再过几天，阳历1 月13 日，我就一百零八岁了。这个岁数上，我每天时间用得最多的事情，还是读书。 我是八十五岁以后离开办公室的。从那时候起，就停止了专门研究，不大读专业书了。这二十多年里，主要读历史、文化，关心的是国家、世界。 我看的书很多，很杂。既看新书，也看古书。古人思想很高明，书也写得好。了不起。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了不起！现在往往强迫大家去相信一种理论，不知也要装着知道，这不科学。外来教条本来不合国情，却强行灌输，只能激起人们反感。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如果科学，如果先进，自然能得人心，还用去强迫吗？过去我们熟悉的所谓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形态分出了五个阶段，根据阶段论预言社会发展结果。那是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按照那样预言的样子发展。但是现在实践证明，那样的预言失败了。苏联撑了七十年，最后垮台了，事实摆着，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们不是曾经很熟悉那样的预言吗——社会生产越发展，工人阶级就会越壮大，还会联合起来，直到夺取全世界。他没有想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来，整个世界变了。现代产业一大特点，是自动化生产线，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动生产线上，连一个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阶级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慢慢发生变化。敲敲电脑键盘，就把钢铁炼出来了。产业的概念都变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等等，也就没有了。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而且见证的基本是全过程。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无字大书，很真实地发生，很值得读。当然书里也有历史，但是有些书里面的历史不真实。 德国有个《明镜》周刊，大家都知道。这家杂志连载了文章，公开了东德、西德时期的一些档案，说明俄国历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相，俄国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俄罗斯已经出了一部书，叫《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历史真相说了出来，但是还没有翻译出来，据说连英文译本都还没有，所以一般读者还看不到。里面说到了俄国革命是被德国皇帝操纵的，有史料证明。德国特务机构写报告给德国皇帝说，那里发生的被称作“十月革命”之类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档案来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情，与过去的说法构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要恢复历史真相。中国读者有一天知道这些，会觉得震惊，是因为过去长期被假历史蒙蔽。 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基础。对苏联，我们曾经“一边倒”，受它影响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经历了。比如，它的集权、专制、暴政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它搞冷战，我们也参加进去，形成长期的冷战思维，到现在都还有表现。所以，这种影响表面是政治上的，实质深入到了文化深层，伤到骨子里。十年动乱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统统不要了，现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现了文化荒原的情况。一个文明古国搞到这个样子，到现在反思得也很不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历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读。我读过的苏联历史著作已经有十多种，还作了札记，就是在思考怎样以苏联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最近有本书叫《走读周有光》 108 岁的老人了，说话还是中气十足，思想仍然敏捷清晰，不见半点犹疑。 询问他现在写什么。很多读者都在等着读他的新作，希望了解这位人瑞的思考进度。 周老拿起桌上一本台湾版新书说：要了解我的情况，最新的书是这一本，叫《走读周有光》，台湾先出的。大陆后来也出了。什么叫走读呢？凡是我走过的地方，作者都会去走一遍，走到实地去看，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作者能拍照，会画画，文字也好。为了这个走读，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了几百张照片。你看，他还比着张允和的照片给她画了素描像。这个像画得好，很有味道，有点像蒙娜丽莎。 资中筠来看我，我们聊天。她说她很悲观，因为问题很多，很严重，却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观我当然理解，但我倒是乐观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我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国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我还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有学者研究过，满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现在执政党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说初级阶段最少一百年吗，加上中级阶段一百年，高级阶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顺应世界潮流，不尊重规律，即便繁荣一时，最终还是有衰败的危险。 现在讲的忧患意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清朝康雍乾时代强不强？盛世嘛！怎么强盛的？靠改革、改良嘛。可是最后顽固守旧，故步自封，那就等着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进步。在现代社会讲进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过渡。和平过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总之是要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这么变，哪有我们在这里说话聊天？ 中国人要紧的是要跟得上变化。看来一代人不行，要好几代才行。好几代这样的人从哪里来？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成问题。按道理说，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他本来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说一个《群言》里的故事。一个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家建设的学者，把女儿送进大陆的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老师让同学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后感，他的女儿写了，说安徒生笔下的悲剧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中。这个话没有错，和邓小平说过的话是一个意思。甚至从邓小平的原话里就可以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可是，老师为他女儿的作文画了零分。家长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就是要教育引导孩子这样想问题，也只能让他们这样去想。不能有违背这样观点的想法。老师的话和做法如此没有道理，这还叫教育吗？最后，这位学者还是让女儿回美国念书去了。我们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很晚才离开教育工作，最后是在清华讲课，给香港高级公务员讲中国语言文字。清华来人说，香港来听课的都是博士，大官，高级公务员，需要真正的老先生给他们讲。我讲的东西中，有传统文化，有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些收进了《朝闻道集》。这本书出版后，火得不得了。经常有大包大包的书拿过来让我签名。这说明老百姓是聪明的，是懂道理的，是知道好坏的。他们平常没有发言权，但是心里清楚。我有个亲戚，入了比利时国籍。回来探亲，从机场到市区，出租车司机一路发牢骚。大概意思是穷人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公平。 大家都要过好日子，这里真是过不上，就去别的地方找。我的楼上，全家人在澳洲。楼下一家人到了欧洲。都是往外走。我当年在外国银行，待遇很好。后来出来，为国家效力，很艰苦，却乐意。为什么？爱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心里有动力，愿意出力。美国这么发达，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希望，都有动力。
思考“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聊天时间超过了预期，怕周老累着，表示早点告辞。老人家看着钟表说：不急，我又不累，聊得高兴，再说一会儿。 既如此，就请他说说现代媒体。周老说：从前我们联系比较多的时候，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个时候还不怎么用手机，手机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普遍。现在手机能做很多事情，也能阅读，但是读起来很不舒服。网络再发达，也有局限性。手里捧一本书，坐着能看，床上躺着也能看。一页一页翻着，很舒服。开始我在网络上看东西，就觉得不舒服。找到想要看的也是先下载，打印到纸上再看。 一岁一岁不觉得，实际上变化很大。我的变化，别人不大看得见。比如，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瞎了。我是允和去世第二年换的人工晶体，一直不错。每天很多时间用来看书，长时间看也不觉得累。现代科技很厉害，耳朵有助听器，眼睛换的人工晶体效果很好。对面楼上邻居家里的花儿我都看得清楚。但是毕竟老了，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世界变化这么大，个人哪能不变？ 我这窗子外面也变化很大。原来有大树，有树就有鸟儿。那是鸟儿的世界。每天这个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它们就飞回来了。鸟儿叫得很欢乐，我听着心里也高兴。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确实很好。可是现在没有树了，也没有鸟儿了。这是小变化，又是大变化。自然生态变化了。 人文世界也有大变化。世界上本来有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多时候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剩下了三个。朝鲜、古巴和中国。古巴和朝鲜都穷得不得了，贫困，落后。从四十多个减少到三个，事实证明，这条路很难走通。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国家走哪条路，世界范围内试验，结果也出来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着辩论。我们中国最终能不能走通，现在下结论还早，需要更长些的历史实践来检验。所以邓小平主张不争论，让实践说话。苏联垮台前搞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的时间还长些，最后还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实很简单，违背规律了。 最近我的儿子到欧洲旅游，经过了许多国家。到了过去苏联管理的国家，那里的旅游过程简直成了反苏宣传。老百姓对苏联恨透了。苏联现在没有了，回到了过去的俄罗斯。看来有些东西是要回去的，因为回去才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我们也有东西要回去，比如传统文化。孔孟之道是好的，几千年过来，思想和社会那么稳定，有道理的。它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我最近写了《儒学的现代化》，美国已经翻译发表了。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的好东西，那是真正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现在很多大学里搞的所谓国学，不是本来的意思，是表面热闹。孔孟之道里面的基本道理是符合本性、尊重人性的。可是过去把孔孟之道统统打翻，现在要真正恢复，还缺少社会心理土壤，得慢慢来。 美国朋友问我：连我们都为你们着急，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着急？我说：你们才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孟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现在虽然很多人没有了是非之心，但是还有些知识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说出来，敢怒不敢言。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下一步，政治也要随着改变，适应文化发展要求。何方是张闻天的首席秘书，曾经真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转了一个大圈子，碰了不少钉子，后来发现不是当年想象的那样。现在他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传出去。党内有这样的人，还是有希望。碰了钉子，就会引发思考。自然规律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进化，就淘汰。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就像一个大运动会，有的跑在前边，有的落后。很正常。我们也曾长期领先，只是现在落后了。知耻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对，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国会进步的，慢点罢了。只是心里要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是要文化更新。 对周老说再见时，话题回到读书。他的桌上放着一张纸，一支笔，意思是必要时用笔交谈，却一直没有用。临别，在纸上写：“您手边有没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弯曲的脊梁》两本书？”周老看了，说没有。即约定，生日当天一定会送上。下次听他谈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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