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近年來，您提出社會發展的三大規律：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文化，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在您看來，現階段的中國經濟處於什麼階段呢？ 周有光：在經濟方面，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工業化是廉價勞動和外包經濟，這是低水平的工業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工人一個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幾百塊錢，生活都不夠，工會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國工業發展史，富士康這樣的企業跟英國最落後時代的血汗工廠差不多。 至於信息化，我們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羅斯福講四大自由，現在我們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網絡自由。 網絡自由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國還沒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來“四大自由”都沒有，第五大更談不上。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反對透明化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財經》：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這兩年不斷有人鼓吹“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榜樣。您怎麼評價所謂的“中國模式”呢？ 周有光：據我看到的資料，關於“中國模式”國內外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中國模式。中國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後來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於是經濟就發展了。還有人想模仿我們，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種講法，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國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國的模式起來了，大國崛起嘛。這種說法鼓吹說，將來世界中國模式代替美國模式。那麼我就找一找，哪個國家學習我們？沒有。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 中國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經很滿意了。外國人研究中國的社會，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簡單來講，就是“半封建半資本”，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發展經濟。 《財經》：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夠發展經濟？ 周有光：可以發展經濟。歸納起來，有幾種社會轉型的現象是相似的。第一種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四大財閥壟斷了日本的資源。第二種是蘇聯瓦解以後的俄羅斯，今天俄羅斯的大資本家都是蘇聯原來的官員。第三種是中國，叫做“翻牌公司”，“公營”一翻牌就變成“私營”了。第四種是印尼，蘇哈托上台以後經濟發展了，搞的是“裙帶資本主義”。國外研究認為，這四種轉型是同一個模型，都是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很難逃過。 《財經》：當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分化嚴重，有人說中國有墮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周有光：國內外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不是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而是已經進入權貴資本主義時代。權貴資本主義跟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日本明治維新四大財閥是同一個類型，跟蘇聯官僚搖身變為大資本家是一個模式。俄羅斯學者寫了很多文章，可惜我們很少能夠看到。 《財經》：那麼，權貴資本主義問題怎麼解決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決的。專制，有野蠻專制，也有開明專制，走開明專制也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本來蘇聯是一個集權模式，中國是學蘇聯的，許多國家學蘇聯的。學蘇聯最厲害的一個高潮，一共有40個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還有幾個呀？說明蘇聯這個模式失敗了。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國的社會結構水平還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談話，他說，中國是在起來，是在發展，也發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國，至少要30年，而且這30年美國不是站着不動的。中國是在發展，但是太樂觀不行。我覺得李光耀講得對。 《財經》：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曲折，教訓多多。您認為有哪些教訓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現代化中國是什麼樣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向蘇聯“一邊倒”，蘇聯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嗎？ 我理想的中國的未來是什麼呢？我想，很簡單，我們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走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離開這條道路，中國受災難。沒有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可走。 《財經》：這些年出現的新情況，有些人覺得中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來，好像我們發展經濟的方式還挺管用，我們不是創造“中國奇蹟”了嗎？ 周有光：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國朋友開玩笑說，你們不是參加WTO了，有幾個WTO？改革開放以後，新加坡大學邀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大學規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閒下來，我和一位英國教授到公園散步聊天，我問他，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蹟，你是什麼看法？英國教授告訴我，世界上沒有奇蹟，只有常規。什麼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有這個條件就可以得到國際幫助。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後來被趕了出來，李光耀大哭，我們又小又窮，又沒有人才，又沒有資源，怎麼建立國家呢？後來召集國際會議，說建設一個新國家很簡單，沒有就請求幫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開放，很短時間就“起飛”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說“大國崛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從經濟學上講，不存在“中國奇蹟”。沒有奇蹟，只有常規。 
直盤算着，進入2013 年，周老有光先生就是茶壽之年了。一元復始之際，登門拜望。周老坐在斗室書房裡，背後是書，左手處暖氣片和窗台堆着書，面前小桌上還是書。右手邊，書櫥延伸到門口，接着是書架，挨到門框，都是滿載。 話題從讀書開始。
晚年主要讀歷史和文化 周老說：再過幾天，陽曆1 月13 日，我就一百零八歲了。這個歲數上，我每天時間用得最多的事情，還是讀書。 我是八十五歲以後離開辦公室的。從那時候起，就停止了專門研究，不大讀專業書了。這二十多年裡，主要讀歷史、文化，關心的是國家、世界。 我看的書很多，很雜。既看新書，也看古書。古人思想很高明，書也寫得好。了不起。比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就了不起！現在往往強迫大家去相信一種理論，不知也要裝着知道，這不科學。外來教條本來不合國情，卻強行灌輸，只能激起人們反感。一種思想，一種理論，如果科學，如果先進，自然能得人心，還用去強迫嗎？過去我們熟悉的所謂社會發展理論，把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和形態分出了五個階段，根據階段論預言社會發展結果。那是歷史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一定會按照那樣預言的樣子發展。但是現在實踐證明，那樣的預言失敗了。蘇聯撐了七十年，最後垮台了，事實擺着，能說明很多問題。 我們不是曾經很熟悉那樣的預言嗎——社會生產越發展，工人階級就會越壯大，還會聯合起來，直到奪取全世界。他沒有想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一來，整個世界變了。現代產業一大特點，是自動化生產線，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動生產線上，連一個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階級也就隨着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慢慢發生變化。敲敲電腦鍵盤，就把鋼鐵煉出來了。產業的概念都變了。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革命等等，也就沒有了。 這是我親眼見證的一段歷史，而且見證的基本是全過程。這段歷史本身就是無字大書，很真實地發生，很值得讀。當然書裡也有歷史，但是有些書裡面的歷史不真實。 德國有個《明鏡》周刊，大家都知道。這家雜誌連載了文章，公開了東德、西德時期的一些檔案，說明俄國歷史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們不知道真相，俄國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羅斯教材里，過去說的“十月革命”已經改成了“十月政變”。革命是進步的，因為它追求實現民主。政變是反動的，因為它要恢復專制、獨裁。 俄羅斯已經出了一部書，叫《二十世紀俄國史》，把歷史真相說了出來，但是還沒有翻譯出來，據說連英文譯本都還沒有，所以一般讀者還看不到。裡面說到了俄國革命是被德國皇帝操縱的，有史料證明。德國特務機構寫報告給德國皇帝說，那裡發生的被稱作“十月革命”之類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檔案來證明發生過這些事情，與過去的說法構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是要恢復歷史真相。中國讀者有一天知道這些，會覺得震驚，是因為過去長期被假歷史蒙蔽。 讓人們知道真實歷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積累和傳承的基礎。對蘇聯，我們曾經“一邊倒”，受它影響很厲害，損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經歷了。比如，它的集權、專制、暴政也影響到了我們國家。它搞冷戰，我們也參加進去，形成長期的冷戰思維，到現在都還有表現。所以，這種影響表面是政治上的，實質深入到了文化深層，傷到骨子裡。十年動亂時期，我們的傳統文化統統不要了，現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現了文化荒原的情況。一個文明古國搞到這個樣子，到現在反思得也很不夠。以史為鑑，可知興替，蘇聯歷史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必修課，對中國知識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讀。我讀過的蘇聯歷史著作已經有十多種，還作了札記，就是在思考怎樣以蘇聯為借鑑，避免重蹈覆轍。
最近有本書叫《走讀周有光》 108 歲的老人了，說話還是中氣十足，思想仍然敏捷清晰，不見半點猶疑。 詢問他現在寫什麼。很多讀者都在等着讀他的新作，希望了解這位人瑞的思考進度。 周老拿起桌上一本台灣版新書說：要了解我的情況，最新的書是這一本，叫《走讀周有光》，台灣先出的。大陸後來也出了。什麼叫走讀呢？凡是我走過的地方，作者都會去走一遍，走到實地去看，是一種很特殊的體驗。作者能拍照，會畫畫，文字也好。為了這個走讀，他花了三年時間，拍了幾百張照片。你看，他還比着張允和的照片給她畫了素描像。這個像畫得好，很有味道，有點像蒙娜麗莎。 資中筠來看我，我們聊天。她說她很悲觀，因為問題很多，很嚴重，卻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觀我當然理解，但我倒是樂觀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變，中國會跟着變，即便慢一點，但是不能不變，不變就該被淘汰了。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我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裡面，中國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後被淘汰，我還有世界可以寄託希望。有學者研究過，滿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現在執政黨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說初級階段最少一百年嗎，加上中級階段一百年，高級階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順應世界潮流，不尊重規律，即便繁榮一時，最終還是有衰敗的危險。 現在講的憂患意識，應該就是這個意思。清朝康雍乾時代強不強？盛世嘛！怎麼強盛的？靠改革、改良嘛。可是最後頑固守舊，故步自封，那就等着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進步。在現代社會講進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過渡。和平過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總之是要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這麼過來的。不這麼變，哪有我們在這裡說話聊天？ 中國人要緊的是要跟得上變化。看來一代人不行，要好幾代才行。好幾代這樣的人從哪裡來？教育。可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實在成問題。按道理說，教育應該幫助人們培養思考能力，我們很多做法反而是壓制和破壞他本來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獨立思考能力。我說一個《群言》裡的故事。一個從美國回來參加國家建設的學者，把女兒送進大陸的學校讀書，接受教育。老師讓同學寫《賣火柴的小女孩》讀後感，他的女兒寫了，說安徒生筆下的悲劇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發生在我們這樣的制度中。這個話沒有錯，和鄧小平說過的話是一個意思。甚至從鄧小平的原話里就可以直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可是，老師為他女兒的作文畫了零分。家長問老師為什麼，老師說，就是要教育引導孩子這樣想問題，也只能讓他們這樣去想。不能有違背這樣觀點的想法。老師的話和做法如此沒有道理，這還叫教育嗎？最後，這位學者還是讓女兒回美國念書去了。我們的教師已經沒有了正當的思想能力，會教出來什麼樣的人？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很晚才離開教育工作，最後是在清華講課，給香港高級公務員講中國語言文字。清華來人說，香港來聽課的都是博士，大官，高級公務員，需要真正的老先生給他們講。我講的東西中，有傳統文化，有對傳統文化的看法，有些收進了《朝聞道集》。這本書出版後，火得不得了。經常有大包大包的書拿過來讓我簽名。這說明老百姓是聰明的，是懂道理的，是知道好壞的。他們平常沒有發言權，但是心裡清楚。我有個親戚，入了比利時國籍。回來探親，從機場到市區，出租車司機一路發牢騷。大概意思是窮人處在社會邊緣，沒有公平。 大家都要過好日子，這裡真是過不上，就去別的地方找。我的樓上，全家人在澳洲。樓下一家人到了歐洲。都是往外走。我當年在外國銀行，待遇很好。後來出來，為國家效力，很艱苦，卻樂意。為什麼？愛這個國家，抱有希望，心裡有動力，願意出力。美國這麼發達，有道理的，每個人都有希望，都有動力。
思考“儒學的現代化”問題 聊天時間超過了預期，怕周老累着，表示早點告辭。老人家看着鐘錶說：不急，我又不累，聊得高興，再說一會兒。 既如此，就請他說說現代媒體。周老說：從前我們聯繫比較多的時候，和現在有很大不同。那個時候還不怎麼用手機，手機還沒有現在這樣先進，普遍。現在手機能做很多事情，也能閱讀，但是讀起來很不舒服。網絡再發達，也有局限性。手裡捧一本書，坐着能看，床上躺着也能看。一頁一頁翻着，很舒服。開始我在網絡上看東西，就覺得不舒服。找到想要看的也是先下載，打印到紙上再看。 一歲一歲不覺得，實際上變化很大。我的變化，別人不大看得見。比如，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瞎了。我是允和去世第二年換的人工晶體，一直不錯。每天很多時間用來看書，長時間看也不覺得累。現代科技很厲害，耳朵有助聽器，眼睛換的人工晶體效果很好。對面樓上鄰居家裡的花兒我都看得清楚。但是畢竟老了，記憶力比以前差了，很多事情記不清了。世界變化這麼大，個人哪能不變？ 我這窗子外面也變化很大。原來有大樹，有樹就有鳥兒。那是鳥兒的世界。每天這個時候（下午四五點鐘），它們就飛回來了。鳥兒叫得很歡樂，我聽着心裡也高興。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確實很好。可是現在沒有樹了，也沒有鳥兒了。這是小變化，又是大變化。自然生態變化了。 人文世界也有大變化。世界上本來有個社會主義陣營，最多時候有四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剩下了三個。朝鮮、古巴和中國。古巴和朝鮮都窮得不得了，貧困，落後。從四十多個減少到三個，事實證明，這條路很難走通。以我的經歷說，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 五個歷史時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現在說大師，都是那時候出來的。你可以一個一個查查，都是。這是事實，清楚得很，不用辯論。國家走哪條路，世界範圍內試驗，結果也出來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着辯論。我們中國最終能不能走通，現在下結論還早，需要更長些的歷史實踐來檢驗。所以鄧小平主張不爭論，讓實踐說話。蘇聯垮台前搞社會主義的歷史，比我們建國以來到現在的時間還長些，最後還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實很簡單，違背規律了。 最近我的兒子到歐洲旅遊，經過了許多國家。到了過去蘇聯管理的國家，那裡的旅遊過程簡直成了反蘇宣傳。老百姓對蘇聯恨透了。蘇聯現在沒有了，回到了過去的俄羅斯。看來有些東西是要回去的，因為回去才符合老百姓的願望。我們也有東西要回去，比如傳統文化。孔孟之道是好的，幾千年過來，思想和社會那麼穩定，有道理的。它能為封建專制服務，也能為現代社會服務。我最近寫了《儒學的現代化》，美國已經翻譯發表了。我們不能丟了自己的好東西，那是真正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至於現在很多大學裡搞的所謂國學，不是本來的意思，是表面熱鬧。孔孟之道裡面的基本道理是符合本性、尊重人性的。可是過去把孔孟之道統統打翻，現在要真正恢復，還缺少社會心理土壤，得慢慢來。 美國朋友問我：連我們都為你們着急，你們自己為什麼不着急？我說：你們才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我們已經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孟子講，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現在雖然很多人沒有了是非之心，但是還有些知識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說出來，敢怒不敢言。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很大改變，下一步，政治也要隨着改變，適應文化發展要求。何方是張聞天的首席秘書，曾經真誠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轉了一個大圈子，碰了不少釘子，後來發現不是當年想象的那樣。現在他頭腦很清楚，知道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傳出去。黨內有這樣的人，還是有希望。碰了釘子，就會引發思考。自然規律是進化的，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進化，就淘汰。世界各國都在發展，就像一個大運動會，有的跑在前邊，有的落後。很正常。我們也曾長期領先，只是現在落後了。知恥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對，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國會進步的，慢點罷了。只是心裡要明白，復興華夏文化，不是文化復古，是要文化更新。 對周老說再見時，話題回到讀書。他的桌上放着一張紙，一支筆，意思是必要時用筆交談，卻一直沒有用。臨別，在紙上寫：“您手邊有沒有《舊制度與大革命》和《彎曲的脊梁》兩本書？”周老看了，說沒有。即約定，生日當天一定會送上。下次聽他談這兩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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