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58)

谭合成

卷七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兴桥乡桥头村(道县有两个叫做桥头的大地名，一个是桥头乡的桥头圩，另一个是蚣坝区兴桥乡的桥头村。)村民周福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点动手！”我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令：“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只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开了。过去解放前，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虽然恶，但对人也有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当时，周家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周大妹信以为真，就说：“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去算了。”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这边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8岁，一个2岁，哪个去养？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这个周大妹，扎着两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还有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具、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平反通知书》（编号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37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的生产队长周××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话，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敢于提不同意见能够提不同意见是成为一个自由人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一个不允许自由人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而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必然道德沦丧，迷信盛行，灾难不断。

从有关的资料上我们看到，195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5月1日公布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道县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在43个单位、31个党支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发展至学校。12月，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全县划“右派分子”293人，其中国家机关（含乡镇）干部68人，中学教员21人，小学教员202人，工商界人士2人。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1967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一位道县处遗工作组的负责人向笔者谈到此事时，痛心疾首地说：“查阅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们当年给党提的那些意见，不但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反右运动之后，道县在1958年大跃进中，成为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份之一。1958—1960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馑接踵而至，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8000人左右。当时道县总人口约为四十万，死于饥饿和水肿病的人占95‰，或者说接近十分之一。

我们1986年在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时，恰巧碰上了道县前任县委书记回道县检讨虚报浮夸的错误。我们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饭，他们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饭，都是道县难得来的“贵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没有某种寓言性的喻意吗？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桥，花生壳能当船浮，高梁杆子架电线，红薯要坐八抬轿”（道县新民谣）的种种神话，不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总结出来，并当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四处宣扬的吗？再想想，文革中，那种到处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和越传越神的各种谣言，而且都是顺口溜形式的，难道没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讲假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结构性问题。“吹牛不犯法。”“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挖掘出来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国人（当然包括道县人）一辈子受用不穷的人生箴言。饱尝说假话甜头的大有人在。饱尝说真话苦头的也大有人在。道县人总结得更绝：“讲真话害自己不害别人，讲假话害别人不害自己。”

莫非说我们的民族有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是一个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没有讲假话吧？(讲假话是集权社会的必然产物，首先统治者赖以维持统治的两大法宝就是暴力和欺骗，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编造了一大堆假历史、假真理、假典型、假榜样，欺骗被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中敢于求真理讲真话的人残酷打击，鼓励和培养人民讲假话、做顺民，从而将人类天性中恶的成分放大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