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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对于道县290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人生际遇做了一些关注，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种“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识分子，一是由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折射着时代的巨大悲剧；二是这些人（或他们的遗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我们思想的局限性，对于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这个禁区，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质地触击，没有认识到这里面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剧。后来，虽然千方百计地做了大量补救工作，但，总是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这一点恐怕将是本文最大的遗憾了。

清溪区青口乡唐家山村是一个紧靠双牌水库的村庄，文革杀人期间它隶属车头区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0人（1人自杀），笔者要讲的这个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蒋安民，一家人4口遇害，仅留下一个女儿蒋兰菊。

据笔者了解，蒋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与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讲，讲出的话又不是那么中听。平时不让他提意见，他还忍不住要提，57年，把他们请到县里，好吃好喝好招待着，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能不提吗？就是没意见，也得想出一条两条，不然也显得太不诚心了。与唐玉稍有区别的是，蒋安民打成右派，开除回乡以后，没有唐玉那么“猖狂”，基本上是夹紧尾巴做人，吓心吓胆做事，所以没有惹出唐玉那么多事来。蒋安民家庭出身中农，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后，虽然矮人一头，但乡亲们一开始对“右派”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基本上不拿他当“四类分子”对待。他有点文化，又在外面做过事，见过世面，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的还常常找他来商量商量，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常言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久而久之，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夹得不那么紧了，看到生产队和大队上有些什么事情，他要是觉得不公，又伤疤未好忘了痛，居然还敢提意见。搞得大队长蒋利柱，还有民办教员蒋五华几个人对他恼火得很。笔者不敢断言，蒋安民一家4口被杀，是两蒋报复杀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笔者怕讲出去人家不信。要说的还是蒋安民自己的问题。

蒋安民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前妻和他离了婚。那个年头，离婚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选择离婚。蒋安民的前妻也是万般无奈，不离的话，摊上这么个老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公成了“阶级敌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个“阶级敌人”，这一辈子就算交待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人生的路还长，不能被拴死在对方身上。所以坚决地选择离婚，对蒋安民的前妻而言确定是明智之举。问题是苦了蒋安民，因为他们当时已有一个女儿，老婆离婚以后还要嫁人等等，不能带着这个女儿，只能把女儿留给蒋安民。而蒋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后，总还要成个家吧，三十来岁的男人没个老婆，那个日子怎么过？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总有不怕死的。但是戴着顶“帽子”又拖着个女儿，敢于上门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把女儿交给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抚养，当然生活费还是由蒋安民来付，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父亲。

这个女儿就是蒋安民后来唯一活下来的女儿蒋兰菊。兰菊这个名字是蒋安民给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儿如空谷幽兰般清雅，似东篱黄菊般高洁。

后来蒋安民又成了家，和后妻及两个孩子一起过日子，对蒋兰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说句实话，就是有心，也很难顾得到。

蒋兰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长大，确如父亲所愿，长得如兰似菊，但小小的心灵中却慢慢地滋生出许多对父亲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亲的苦衷，更不能原谅父亲把她抛给姑姑去过自己的好日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为命呢？所以蒋安民到姐姐家来送钱送米，顺便来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见面。有时把蒋安民搞得很伤心。幸亏那种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较粗糙，没功夫计较这些当不得饭吃的东西。

蒋安民真正难过的日子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唐家山的贫下中农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属于“地、富、反、坏”中那个“反”字里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还要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要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蒋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队“阶级敌人”的头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难理解，已经不能用矮人一头来形容，还是农民兄弟的话说得形象，踩到泥巴夹里去了。

1967年8月，县里刮起了“杀人风”。

8月23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大会。

24日，公社副书记王国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专程来到唐家山，找到在这里蹲点的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开始，进行过几次。1965年8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县成立社教总团，下设10个农村社教分团和1个城关社教分团，并从各县抽调近5000名干部，于当年的9月份进入道县城乡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唐家山是社教社教总团的一个点，负责在该大队蹲点的是道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工作自动结束，很多蹲点干部都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一直在点上坚守岗位。”

王、何、周三人通过气后，周玉梅主持召开唐家山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大队长蒋利柱提出，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右派分子蒋安民。

8月25日，王书记与何主任再次来到唐家山要大队的杀人名单。

8月26日，公社秘书廖隆国打电话到唐家山大队督促杀人，并通知大队派人到公社领取炸药。

当晚，唐家山大队在双牌水库边的河滩上，用从公社领回的炸药，请蒋安民等4人坐了“土飞机”。（4个人中没有蒋安民的老婆和儿子。）

8月31日又杀5人，其中有蒋安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杀。

当时16岁的蒋兰菊因寄养在姑姑家而幸免于难。她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声音尖利凄凉，把姑姑吓得手足无措。姑姑在一边拼命地劝她不要哭，小声点，怎么也劝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蒋兰菊说胸口闷，姑姑连忙帮她去揉，突然，随着“啊——”一声尖利的嚎叫，一口鲜血从蒋兰菊的嘴里喷出……接着大病一场，从此停经。

后来，听得别人说这个病结了婚以后就会好。姑妈就急急忙忙找了个人家，草草将她嫁了出去。婚后五年不生育。后来病虽然好了，前前后后一共生了4个孩子，但每个孩子都像严霜打过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

笔者要讲的另一个右派家庭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万家大队万家村的万光志一家。说起万光志，有人说他是道县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为这次开展处遗工作要给他落实政策时，才发现关于他的档案材料中，竟没有一点打成“右派”的“错误言行”，当然，那些“现在很正确，将来更正确，而当时认为很错误的言行”就更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县委下发了一个打右派的指标（全国各个单位都有指标），估计万光志那个学校的右派分子不够指标数，把他顶数顶上去的。那为什么不顶张三不顶李四，偏偏要顶他万光志呢？这个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领导印象，平时表现，甚至与同事的关系，等等，都可以成为原因。

一位相关的同志说：“人都杀掉了，过去那些破事紧着纠缠有什么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个背时鬼！”

这个背时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老家万家村。由于一直在外教书，老家留给他的除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后面再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栖身之处。幸亏有个远房的亲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间给他们，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从此也成了万家人的心头之患。

当时，万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还年轻力壮，只要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劳动关还是好过的，只要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关也不难过。再说贫下中农过得，自己有什么过不得的呢？加之3个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了劳力和半劳力，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农村里面只要有劳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谈何容易。光有劳力不行，还得要木材，要砖瓦，要地基，要钱。那个年代道县农村能够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个中国农村也基本如此，绝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说解放初期盖的房子里。58年大跃进，把山上的树砍了烧木炭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檩子劈了当柴烧，搞得山上的树子越来越贵。但是房子还是不能不起，因为要住。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孩子长大了要娶媳妇。娶媳妇有一项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谓“看家”就是女方在母亲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况，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个“家”怎么看得过呢？所以这个问题对万光志家特别现实。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总不能还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吧?所以当时万光志就说了一句类似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宁可脱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来。”

三年苦日子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事就不说它了，1962年，万光志向大队申请了宅基地，准备起房子了。从此，每天晚上生产队收工以后，乘着天黑之前的一点微光，都会在宅基地上看到万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带着几个儿子从后面的山上往这里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冻，万茶心兄弟就会到山上去扎管子、烧石灰，或者筛板子（锯木板）。这些东西花钱也能买着，但万家现在缺的就是钱，有的只是劳动力。生产队10分工只能分得2角钱，靠出工的这点钱把房子盖起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估计，万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时候，口袋应该会有两个积蓄，因为中国人都有个喜欢积蓄的好习惯，就是穷得没饭吃，也得留个块吧两块钱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壮胆，但这么多年来，过劳动关，过生活关，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手上留几个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紧裤袋拼命地省。万家人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经常不吃饭。

万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干了好几年，1967年，起屋的一切准备工作总算差不多了，砖、瓦买好了，树子买好了，木材木料也买好了，水砖更是早就备齐了，只待秋收后马上就开始动工。万志光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他对几个儿子的人品（道县话“人品”包括品性和长相两个内容，主要是指后一个。）和劳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现在又要修起一栋明明亮亮的大瓦房，总会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下嫁过来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感到舒服，长久以来，他一直为自己影响了儿子们的前程而深深内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无论如何他也要把一个做父亲的能尽的责任全部尽到，这样就是死了也会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们当然也高兴。一家人满怀憧憬地盼望着那个充满希望的秋天快快来临。

1967年8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我又要写这句话了，每次写完我就难过，因为写得太多了，每次写它我就想换一种写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词穷。“杀人风”刮到了万家大队，大队上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万光志者流的末日也来临了。大队“贫高院”判处了万光志一家人的死刑。万家大队杀得最狠的不是万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万光历家6口杀了5口，万光历、万光历的老婆王亮姣、二儿子万选贤、小儿子万三贤，和最小的女儿万响玲，只有大儿子万开贤侥幸逃脱，逃到江西永兴县的深山里打砖、筛板子为生。万光志一家5口杀了4口，万光志、万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儿子万修心，小儿子万国心，也是只有一个大儿子万茶心侥幸逃脱，后在湖南茶陵农村落了户，也就是招郎。

据说万光志的二儿子万修心头上和脖子上挨了两刀居然没死，当天晚上被风一吹醒来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里，爬上了阁楼，躲进一大堆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万家大队“浮财清理小组”查抄“浮财”的时候，从那一大堆木材里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万修心，当时以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体。最后把他从楼上扔下来，摔死在禾堂上。

万修心临死前不断地说着的两个字是：“我的，我的，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