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让人尴尬的一幕出现了，鲁爱国同志在网文中写道：“最让我痛心的一幕发生了：省公安厅厅长在对话前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他指望把工人镇住。

　　他的“宣告"刚完，就有他指名的十个组织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讲台对厅长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 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坐在台上的省级大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作为党员，我真是揪心，我们党的领导人，被工人推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了啊?"

　　未来的党史工作者将怎样记载这样一段历史呢?共产党和他所代表的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这样的。鲁爱国同志的《大字报》把这场斗争的性质，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些号称为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已经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们背离了共产主义，迊合了资本主义;他们背离了自己的阶级，迊合了资产阶级。

　　他们指责老工人、老党员“组织观念淡漠"。实际上他们自己早就背离了党的宗旨，背离了党的纲领，背离了党的政治路线，背离了党的组织路线，脱离了党的阶级基础。

　　这张《大字报》的题目问：“谁的组织观念淡漠?" 这一问，真是一语中的。

　　千万人的点赞是赞同这一点;

　　有关方的匆匆屏蔽是恐慌这一点。

　　据传闻，中央有关部门已注意到这张《大字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巳把该文批转到中共湖北省委，省委已转批到襄阳市委，襄阳市襄城区委书记和区长等一行，在过小年时，走访了鲁爱国同志，表扬他这篇网文写得好，特别是结尾的一句话一一《谁的组织观念谈漠? 是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吗?》含蓄深刻。

　　党组织对这篇《大字报》的重视，表明它对党的工作有啓示教育的作用，有关部门为什么要采取封锁的办法呢? 反面的教训，不也是党的宝贵财富么!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我们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曾提出了一句严厉的口号：“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一次又一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

　　2017年1月24日

　　附文:

　　补交党费引起的风波——谁的组织观念淡漠?

　　襄阳轴承厂老工人老党员鲁爱国

　　最近一个时期在网上读到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为补交党费引起了一阵子风波。有些党的领导人批评说：“有些党员，要他们补交党费，竟拒绝交纳，甚至提出要退党。这样的党员，组织观念淡漠，组织纪律涣散，他们的党性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个别地方的党员拒绝交纳党费，是不是组织观念淡漠，组织纪律涣散，但这样的事，发生在许多地方，笼统地都扣一顶“组织观念淡漠”的大帽子，恐怕不合乎实际。

　　这样的事，在我们襄阳轴承厂也发生过，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未完滿的解决。是不是“一些党员的组织观念淡漠”呢? 值得探究。

　　我把襄阳轴承厂发生的这类事件摆出来，让大家共同分析。

　　襄阳轴承厂是1970年开始兴建的三线工厂，与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配套。建厂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住芦蓆棚，喝山沟水，要自己动手，炸山、平场地、拉石头、修公路、几年时间，就在山沟里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成为中国四大轴承生产基地之一。产品除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国外。

　　建厂的主力军是“知青”和“老转"，他们也随企业一起成长，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好多人由青年加入共青团，又由共青团加入共产党。

　　我是由知青招工进厂的，那时，我还不大懂共产主义的道理，进了厂，才开始懂得搞三线建设，是要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搞现代化的工业，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劳动不单是为了挣饭碗，要建设强大的祖国。

　　我们读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不懂外语，为了开好洋机床，在电大学外语，学机械，又到中国最先进的上海机床制造厂去实习，终于由工人成长为工程师。更光荣的是，我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员。

　　记得在上海实习时，假日到外滩去遊览，到有名的国际饭店吃早点，我们穿着工装进国际大酒店，服务员总是热情优先地接待我们，我们感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荣耀。

　　噩梦是从2003年开始的。为了“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好让“靓女先嫁"，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成了累赘，资本家买了工厂，能让老工人，老党员来当家作主么?如是“一刀切”，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当年我恰好50岁，正是我的技术，我的政治觉悟成熟老练时期，却一脚被踢出了厂门，不光是报国无门，跟党无路，连自己吃饭的问题也难解决 .。我们这样的一千多建厂元老们成为了“社会人”。这是当年给下岗工人的称呼：不是国企工人，更不是国家主人，名之为“社会人”至于党员称号也失落了。“社会人”、“流浪人”谁来收编呢?

　　2004年，厂里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争，要求和厂里的领导对话，和市里的领导对话。市委书记答应来厂和工人群众对话。时侯到了，市委书记违约，厂党委书记站在广场边的办公大楼上看笑话，上万名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们要喝稀饭! 要活命!”的旗帜，有人打起“我们要看病，要吃药”的旗帜，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一声喊：“走，我们进城去，市委书记不下来，我们去找他!”

　　一股强劲的人流，往古城襄阳走去，这时厂党委书记感到大事不好，赶紧绕道追赶，要在进城之路阻挡工人。我走在工人队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人离工人阶级太远太远了。在途中厂党委书记站在工人队伍的对立面，被工人推搡，逃进路边的检察院内躲起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襄阳几万工人堵桥事件，不仅襄轴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钢丝绳厂的工人、化纤厂的工人、制药厂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铁路桥，是通往中国西北、西南的枢纽，过了几天省里派来了几位大领导和工人阶级对话，最让我痛心的一幕发生了。省公安厅厅长在对话会前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

　　他的“宣告”，刚完就有他指名的十个组织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讲台对厅长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

　　作为党员，我真是揪心，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被工人推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了啊!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身份买断。

　　我们这一千多老工人、老党员，流浪啊流浪，我们以厂为家，我们被赶出家了;我们倚在党母亲的怀抱，母亲把我们卖了。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2014年秋，在破烂的工人家属区的十字路口，居委会的公告栏里，张贴出了一张《告示》。居委会的党总支将襄轴改制后的一千多名党员的名单公布，并把他们按居住的街坊，组成六个党支部，围观的成百上千，有些年迈的老人还柱着拐杖来寻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党还记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了的党员的名字。

　　这一个寻找党员的《告示》引起了襄轴老党员们的痛苦回忆，有的人已经在贫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踪，职位最高的原厂党委贾书记，已经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这样一位显赫的党员也无人管，一普通党员又算什么? 名单上“死魂灵”已近百人了。

　　这个《告示》发了两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六个支部在哪里?我们巢归何处?等啊，盼啊，终于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了我的姓名后，通知我24日下午三点到居委会二楼会议室过“党的组织生活”。

　　十一年，我们襄轴的老党员，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属，从工厂踢了出来，进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毕生为之奋斗的襄轴，就在我身边却又把我抛向远方。一路上，有许多老战友们重逢了，几乎都没有重聚党的旗帜下的高兴喜悦，只感到“心沉沉，路茫茫"。进了活动室，先登记造册，然后每人发了一本学习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读本》，一本《党员活动手册》，再加一枚“党员标志章”。每个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摆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单是两百人，来报到的58人。

　　会议开始了，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把整个会场前后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约模三十岁的女人，她含着微笑地宣布：“党的生活会开始"。工作人员打开了投影机，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现了一面鲜艳的党旗。第一项是全体起立，唱国歌，音响里放出了雄壮的国歌声，但出席党的生活会的老党员们，个个唱得不起劲，我当时心情也不好，怎么过党的生日要唱国歌呢?

　　大会第二项是“重温入党誓词”，台上那位女人要我们举起右手，跟着她念。念完誓词，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讲解“两学一做”。她在讲，下边老党员们交头接耳的谈论开了，我身边的是许大姐和她的老伴，她俩原是厂里的中层干部。许大姐热心快肠，她问老伴：这中国梦怎么个做法? 老伴笑笑摇摇头。坐在我左边的一位老党员插进来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采访，问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 有个人回答说：“涨工资呀!”还有一个人回答说：“生意好，多赚一点钱。”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许大姐的老伴当年是分厂的党政一把手，看大家说得不在点子上，就纠正他们：“梦，就是理想，你们懂不懂!”最先反驳他的就是他老伴许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怎么是梦呢?”

　　“两学一做”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是“收党费”，每人每月交十元钱，要把过去十多年没交的补齐，她的话没讲完，下面就炸开了，这对我们这些贫困流浪十多年的党员，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大数目了。我看很难收场，就把话题叉开，我问主席台上这位女人：“闹了这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她腼腆地说：“我是党支部的副书记，协助王书记工作”。不知为什么?她没报自己的姓名。

　　话题又一下转到交党费上，坐在第二排的几位老师傅说：“0三年改制时，我们的党费是五角，现在你翻个跟头吧，说破天是一元钱，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时的二十倍，这十年我们工人的工资翻了二十倍没有? 我们享受的福利不但没增加，反而连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连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个月我就不来了。十多年，没过党的组织生活，我是想向党讲一些知心话，知心话一句也没讲，就要钱，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边一排的一位原厂里的中层干部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 十三年了，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召唤，我们真想向党倾诉离开党的痛苦日子，像儿子向母亲倾诉至亲之情，可一见面就谈那个骯髒的字眼一一‘钱! 钱! 钱!’回想我们入党的日子，我们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直至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我们被抛弃了，今天一回家就谈钱、钱、钱、这伤了我们的心啊!”

　　女书记听他讲得越来越“离谱”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宣布：“这党费是中组部发文规定的，迟交晚交总得交，从这次党的生活会起，以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三点，开组织生活会。现在散会。”十三年后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会的第一次会，开了四十五分钟，大部时间，是举行仪式，主要内容是交党费。

　　会散了，离回家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坐在办事大厅的椅子上看报纸。女书记来到我身边，十分客气的对我说：“老师傅，请到我们的办公室去坐坐。”我很高兴女书记邀请，进了大厅旁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男人，女书记介绍说：这位是另一个支部的书记。两位书记一见面就交谈了几句今天开党的组织生活会的情况，原来情况都一样，都为交党费争论不休，两人相对苦涩地一笑，然后把目光向着我，似乎想问：“老师傅，你怎么看法?”

　　我说：这些老同志绝对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说句工厂里的行话，他们都是优质钢，经过锻工的锤打，经过热处理的淬火，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四大’的野性是很难驯服的，他们装了满肚子对企业改制的怨气，所以改制时先要把他们这一批人下岗，剥离，免得他们造反。今天把他们召拢来过党的组织生活，他们就要出气。两位书记听了，对视了一眼，默默地点了头，女书记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师傅啊，你莫吓我，将来我怎么能领导他们呢?”

　　我也半开玩笑的吓唬了一句：“倒骑驴子看唱本，走着瞧!”由一位不了解党的历史的年轻人来领导这些老党员，也实在为难了他们。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居委会过党日，偌大的一间会议室里，只坐了八个人，第一次党日公布名单200人，第二次召集起来过党的组织生活58人，第三次过组织生活，只剩下八个人。领导我们的王书记没有来，那位女副书记也没有来，来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支部的组织委员。

　　会议开始，同上次一样，先由一个照相的照像，大家说，怎么又要照像呢?组织委员说，这是上面的规定，照个像送给上面检查。然后又是举起右手，重温誓言，大家又咕噜，上次重温了，为什么又要重温，有人不肯举手，重温完毕，又唱国歌，这下更惹人不耐烦了，八个人只有二、三个人稀稀拉拉地唱，接下来又是学重要讲话，又是念“中国梦”……有一个师傅听不下去了，喊道：“莫念了，我们每个人都发一本回家仔细读，过党的生活，谈谈我们的心里话吧。组织委员不表态，我就站起来说：“提个意见行不行?”组织委员同意了。我提了两点：

　　第一，过党的组织生活，不要唱国歌，党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所组成，应唱无产阶级的歌，过去我们唱的是《国际歌》一开头就让人振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畀受苦的人”。后面一句让人骄傲：“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为什么有人不唱这首歌呢? 这会让人想到：我们今天是主人还是奴隶!?

　　第二，每次会都“重温誓词”没有必要，是搞形式主义，党的组织生活要踏踏实实，你为实现共产主义做了一些什么?比如，把我们工人辛辛苦苦建的厂贱卖给资本家，让资本家骑在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上，这算什么啊! 组织委员说，我不能回答你，只能向上反映，有位师傅说：“向上反映，怕你也不敢吧!”

　　大屏幕上，播放着“反腐倡廉”的警示语，这八位七老八十的老党员，无心看下去，警示片没放完，这几位老人就一摇三晃地走光了。

　　回家的路上，一些没参加会的老党员们聚在路边谈心，话题还是“补交党费”。一位离休的老干部愤慨地发表演说：“我这一生可算做一位‘良民’入了党，月月交党费，突然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说从2008年开始，我欠交党费，我一下子成了个“赖子”。我什么时候赖过党费，2008年要增加党费，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责任归谁担，一下子要我补交三千多元，没有传达是谁的责任?没有执行，是谁的责任?要我们不知情的人来承担，怎叫人服气。有一位中层干部接着说，党组织把我们抛弃了十多年沒有管，补交党费就要严厉执行，不执行就是“组织观念淡漠”“党性不强”把工人卖了，把党组织撤了，这算什么啊!

　　回家路上，我一直思考：谁的“组织观念淡漠”? 是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