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讓人尷尬的一幕出現了，魯愛國同志在網文中寫道：“最讓我痛心的一幕發生了：省公安廳廳長在對話前宣布：‘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對堵路、堵橋、引起交通堵塞的行為都是犯法的，這次堵橋堵路，從監控錄像中，我們發現十個組織者，他們叫XXX……。他們應當主動地去公安部門說清楚。’他指望把工人鎮住。

　　他的“宣告"剛完，就有他指名的十個組織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講台對廳長發問：‘廳長先生，我就是你剛才宣布的組織者之一，我請教廳長先生一個問題：你剛才說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堵橋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犯不犯法?犯了誰家的法?? 領導罷工的工人領袖林祥謙被軍閥砍了頭，你說、應該嗎?’坐在台上的省級大官們，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作為黨員，我真是揪心，我們黨的領導人，被工人推到什麼樣的地位上去了啊?"

　　未來的黨史工作者將怎樣記載這樣一段歷史呢?共產黨和他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進行鬥爭??不是這樣的。魯愛國同志的《大字報》把這場鬥爭的性質，展現在我們面前：一些號稱為信奉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已經不知道共產黨是幹什麼的，他們背離了共產主義，迊合了資本主義;他們背離了自己的階級，迊合了資產階級。

　　他們指責老工人、老黨員“組織觀念淡漠"。實際上他們自己早就背離了黨的宗旨，背離了黨的綱領，背離了黨的政治路線，背離了黨的組織路線，脫離了黨的階級基礎。

　　這張《大字報》的題目問：“誰的組織觀念淡漠?" 這一問，真是一語中的。

　　千萬人的點讚是贊同這一點;

　　有關方的匆匆屏蔽是恐慌這一點。

　　據傳聞，中央有關部門已注意到這張《大字報》。中共中央組織部巳把該文批轉到中共湖北省委，省委已轉批到襄陽市委，襄陽市襄城區委書記和區長等一行，在過小年時，走訪了魯愛國同志，表揚他這篇網文寫得好，特別是結尾的一句話一一《誰的組織觀念談漠? 是我們這些老工人，老黨員嗎?》含蓄深刻。

　　黨組織對這篇《大字報》的重視，表明它對黨的工作有啓示教育的作用，有關部門為什麼要採取封鎖的辦法呢? 反面的教訓，不也是黨的寶貴財富麼!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在革命戰爭年代，在我們奪取政權後，為了鞏固政權，曾提出了一句嚴厲的口號：“壓制批評是黨的死敵!”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就在於一次又一次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自己的錯誤。

　　2017年1月24日

　　附文:

　　補交黨費引起的風波——誰的組織觀念淡漠?

　　襄陽軸承廠老工人老黨員魯愛國

　　最近一個時期在網上讀到一些地方的黨組織為補交黨費引起了一陣子風波。有些黨的領導人批評說：“有些黨員，要他們補交黨費，竟拒絕交納，甚至提出要退黨。這樣的黨員，組織觀念淡漠，組織紀律渙散，他們的黨性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個別地方的黨員拒絕交納黨費，是不是組織觀念淡漠，組織紀律渙散，但這樣的事，發生在許多地方，籠統地都扣一頂“組織觀念淡漠”的大帽子，恐怕不合乎實際。

　　這樣的事，在我們襄陽軸承廠也發生過，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未完滿的解決。是不是“一些黨員的組織觀念淡漠”呢? 值得探究。

　　我把襄陽軸承廠發生的這類事件擺出來，讓大家共同分析。

　　襄陽軸承廠是1970年開始興建的三線工廠，與十堰市的第二汽車製造廠配套。建廠時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住蘆蓆棚，喝山溝水，要自己動手，炸山、平場地、拉石頭、修公路、幾年時間，就在山溝里建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大企業，成為中國四大軸承生產基地之一。產品除滿足國內需求，還遠銷國外。

　　建廠的主力軍是“知青”和“老轉"，他們也隨企業一起成長，成為企業的骨幹力量，好多人由青年加入共青團，又由共青團加入共產黨。

　　我是由知青招工進廠的，那時，我還不大懂共產主義的道理，進了廠，才開始懂得搞三線建設，是要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搞現代化的工業，是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勞動不單是為了掙飯碗，要建設強大的祖國。

　　我們讀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要像保爾·柯察金那樣，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人類最壯麗美好的共產主義事業。我不懂外語，為了開好洋機床，在電大學外語，學機械，又到中國最先進的上海機床製造廠去實習，終於由工人成長為工程師。更光榮的是，我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共產黨員。

　　記得在上海實習時，假日到外灘去遊覽，到有名的國際飯店吃早點，我們穿着工裝進國際大酒店，服務員總是熱情優先地接待我們，我們感到中國工人階級的責任和榮耀。

　　噩夢是從2003年開始的。為了“改制”為了把廠子賣給資本家而“瘦身"，好讓“靚女先嫁"，我們這些老工人，老黨員成了累贅，資本家買了工廠，能讓老工人，老黨員來當家作主麼?如是“一刀切”，五十歲以上的工人，黨員全下崗，當年我恰好50歲，正是我的技術，我的政治覺悟成熟老練時期，卻一腳被踢出了廠門，不光是報國無門，跟黨無路，連自己吃飯的問題也難解決 .。我們這樣的一千多建廠元老們成為了“社會人”。這是當年給下崗工人的稱呼：不是國企工人，更不是國家主人，名之為“社會人”至於黨員稱號也失落了。“社會人”、“流浪人”誰來收編呢?

　　2004年，廠里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較年青的工人也被“買斷"下崗了，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聯合抗爭，要求和廠里的領導對話，和市裡的領導對話。市委書記答應來廠和工人群眾對話。時侯到了，市委書記違約，廠黨委書記站在廣場邊的辦公大樓上看笑話，上萬名的工人及他們的家屬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們要喝稀飯! 要活命!”的旗幟，有人打起“我們要看病，要吃藥”的旗幟，人群騷動起來，有人一聲喊：“走，我們進城去，市委書記不下來，我們去找他!”

　　一股強勁的人流，往古城襄陽走去，這時廠黨委書記感到大事不好，趕緊繞道追趕，要在進城之路阻擋工人。我走在工人隊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們的黨組織領導人離工人階級太遠太遠了。在途中廠黨委書記站在工人隊伍的對立面，被工人推搡，逃進路邊的檢察院內躲起來。這就是震驚全國的襄陽幾萬工人堵橋事件，不僅襄軸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鋼絲繩廠的工人、化纖廠的工人、製藥廠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鐵路橋，是通往中國西北、西南的樞紐，過了幾天省里派來了幾位大領導和工人階級對話，最讓我痛心的一幕發生了。省公安廳廳長在對話會前宣布：“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對堵路、堵橋、引起交通堵塞的行為都是犯法的，這次堵橋堵路，從監控錄像中，我們發現十個組織者，他們叫XXX……他們應當主動地去公安部門說清楚。”

　　他的“宣告”，剛完就有他指名的十個組織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講台對廳長發問：“廳長先生，我就是你剛才宣布的組織者之一，我請教廳長先生一個問題：你剛才說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堵橋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犯不犯法?犯了誰家的法?領導罷工的工人領袖林祥謙被軍閥砍了頭，你說，應該嗎?”

　　作為黨員，我真是揪心，我們黨組織的領導人，被工人推到什麼樣的地位上去了啊!從那以後，資本家成為市委的坐上賓，一次又一次地商討，怎樣把我們工人用勞動和汗水在山溝里建成的三線工廠賣掉，把工人的身份買斷。

　　我們這一千多老工人、老黨員，流浪啊流浪，我們以廠為家，我們被趕出家了;我們倚在黨母親的懷抱，母親把我們賣了。

　　一晃十一年過去了。2014年秋，在破爛的工人家屬區的十字路口，居委會的公告欄里，張貼出了一張《告示》。居委會的黨總支將襄軸改制後的一千多名黨員的名單公布，並把他們按居住的街坊，組成六個黨支部，圍觀的成百上千，有些年邁的老人還柱着拐杖來尋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黨還記起了我們這些被遺忘了的黨員的名字。

　　這一個尋找黨員的《告示》引起了襄軸老黨員們的痛苦回憶，有的人已經在貧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蹤，職位最高的原廠黨委賈書記，已經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這樣一位顯赫的黨員也無人管，一普通黨員又算什麼? 名單上“死魂靈”已近百人了。

　　這個《告示》發了兩年，只聽樓板響，不見人下樓，六個支部在哪裡?我們巢歸何處?等啊，盼啊，終於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問了我的姓名後，通知我24日下午三點到居委會二樓會議室過“黨的組織生活”。

　　十一年，我們襄軸的老黨員，才有了一個自己的歸屬，從工廠踢了出來，進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畢生為之奮鬥的襄軸，就在我身邊卻又把我拋向遠方。一路上，有許多老戰友們重逢了，幾乎都沒有重聚黨的旗幟下的高興喜悅，只感到“心沉沉，路茫茫"。進了活動室，先登記造冊，然後每人發了一本學習文件——《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讀本》，一本《黨員活動手冊》，再加一枚“黨員標誌章”。每個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擺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單是兩百人，來報到的58人。

　　會議開始了，一位工作人員拿着相機，把整個會場前後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約模三十歲的女人，她含着微笑地宣布：“黨的生活會開始"。工作人員打開了投影機，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現了一面鮮艷的黨旗。第一項是全體起立，唱國歌，音響里放出了雄壯的國歌聲，但出席黨的生活會的老黨員們，個個唱得不起勁，我當時心情也不好，怎麼過黨的生日要唱國歌呢?

　　大會第二項是“重溫入黨誓詞”，台上那位女人要我們舉起右手，跟着她念。念完誓詞，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學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她講解“兩學一做”。她在講，下邊老黨員們交頭接耳的談論開了，我身邊的是許大姐和她的老伴，她倆原是廠里的中層幹部。許大姐熱心快腸，她問老伴：這中國夢怎麼個做法? 老伴笑笑搖搖頭。坐在我左邊的一位老黨員插進來說，前幾年中央電視台記者在街頭採訪，問他們的中國夢是什麼? 有個人回答說：“漲工資呀!”還有一個人回答說：“生意好，多賺一點錢。”引得周圍的人一陣鬨笑。許大姐的老伴當年是分廠的黨政一把手，看大家說得不在點子上，就糾正他們：“夢，就是理想，你們懂不懂!”最先反駁他的就是他老伴許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怎麼是夢呢?”

　　“兩學一做”的活動很快就結束了，下一個項目是“收黨費”，每人每月交十元錢，要把過去十多年沒交的補齊，她的話沒講完，下面就炸開了，這對我們這些貧困流浪十多年的黨員，是一個負擔不起的大數目了。我看很難收場，就把話題叉開，我問主席台上這位女人：“鬧了這半天，我們還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她靦腆地說：“我是黨支部的副書記，協助王書記工作”。不知為什麼?她沒報自己的姓名。

　　話題又一下轉到交黨費上，坐在第二排的幾位老師傅說：“0三年改制時，我們的黨費是五角，現在你翻個跟頭吧，說破天是一元錢，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時的二十倍，這十年我們工人的工資翻了二十倍沒有? 我們享受的福利不但沒增加，反而連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藥，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連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個月我就不來了。十多年，沒過黨的組織生活，我是想向黨講一些知心話，知心話一句也沒講，就要錢，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邊一排的一位原廠里的中層幹部怒氣沖沖地站起來說：“十三年了，十三年我們被趕出廠的大門，我們被趕出了黨的懷抱，為了活命，我們四處奔波，有給資本家打工的，有在街頭擺小攤的，還有的家屬背着小凳子在街邊餐館門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職工，做不光彩的事。這十多年，有多少黨員病死了，黨組織派人去慰問了嗎?有多少黨員流浪他鄉，不知所蹤，黨組織關心過嗎? 十三年了，我們終於聽到了黨的召喚，我們真想向黨傾訴離開黨的痛苦日子，像兒子向母親傾訴至親之情，可一見面就談那個骯髒的字眼一一‘錢! 錢! 錢!’回想我們入黨的日子，我們宣誓：‘把一切獻給黨，直至自己的生命’。我們這些人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可我們被拋棄了，今天一回家就談錢、錢、錢、這傷了我們的心啊!”

　　女書記聽他講得越來越“離譜”就趕緊打斷了他的話，宣布：“這黨費是中組部發文規定的，遲交晚交總得交，從這次黨的生活會起，以後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下午三點，開組織生活會。現在散會。”十三年後恢復的黨的組織生活會的第一次會，開了四十五分鐘，大部時間，是舉行儀式，主要內容是交黨費。

　　會散了，離回家吃晚飯還有一點時間，我就坐在辦事大廳的椅子上看報紙。女書記來到我身邊，十分客氣的對我說：“老師傅，請到我們的辦公室去坐坐。”我很高興女書記邀請，進了大廳旁的一間辦公室，裡面坐着一位男人，女書記介紹說：這位是另一個支部的書記。兩位書記一見面就交談了幾句今天開黨的組織生活會的情況，原來情況都一樣，都為交黨費爭論不休，兩人相對苦澀地一笑，然後把目光向着我，似乎想問：“老師傅，你怎麼看法?”

　　我說：這些老同志絕對是共產黨的中堅力量。說句工廠里的行話，他們都是優質鋼，經過鍛工的錘打，經過熱處理的淬火，特別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檢驗，‘四大’的野性是很難馴服的，他們裝了滿肚子對企業改制的怨氣，所以改制時先要把他們這一批人下崗，剝離，免得他們造反。今天把他們召攏來過黨的組織生活，他們就要出氣。兩位書記聽了，對視了一眼，默默地點了頭，女書記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老師傅啊，你莫嚇我，將來我怎麼能領導他們呢?”

　　我也半開玩笑的嚇唬了一句：“倒騎驢子看唱本，走着瞧!”由一位不了解黨的歷史的年輕人來領導這些老黨員，也實在為難了他們。

　　時間又過了一個月，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三點，我準時來居委會過黨日，偌大的一間會議室里，只坐了八個人，第一次黨日公布名單200人，第二次召集起來過黨的組織生活58人，第三次過組織生活，只剩下八個人。領導我們的王書記沒有來，那位女副書記也沒有來，來了一位三十來歲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紹說是支部的組織委員。

　　會議開始，同上次一樣，先由一個照相的照像，大家說，怎麼又要照像呢?組織委員說，這是上面的規定，照個像送給上面檢查。然後又是舉起右手，重溫誓言，大家又咕嚕，上次重溫了，為什麼又要重溫，有人不肯舉手，重溫完畢，又唱國歌，這下更惹人不耐煩了，八個人只有二、三個人稀稀拉拉地唱，接下來又是學重要講話，又是念“中國夢”……有一個師傅聽不下去了，喊道：“莫念了，我們每個人都發一本回家仔細讀，過黨的生活，談談我們的心裡話吧。組織委員不表態，我就站起來說：“提個意見行不行?”組織委員同意了。我提了兩點：

　　第一，過黨的組織生活，不要唱國歌，黨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應唱無產階級的歌，過去我們唱的是《國際歌》一開頭就讓人振奮：“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畀受苦的人”。後面一句讓人驕傲：“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為什麼有人不唱這首歌呢? 這會讓人想到：我們今天是主人還是奴隸!?

　　第二，每次會都“重溫誓詞”沒有必要，是搞形式主義，黨的組織生活要踏踏實實，你為實現共產主義做了一些什麼?比如，把我們工人辛辛苦苦建的廠賤賣給資本家，讓資本家騎在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的頭上，這算什麼啊! 組織委員說，我不能回答你，只能向上反映，有位師傅說：“向上反映，怕你也不敢吧!”

　　大屏幕上，播放着“反腐倡廉”的警示語，這八位七老八十的老黨員，無心看下去，警示片沒放完，這幾位老人就一搖三晃地走光了。

　　回家的路上，一些沒參加會的老黨員們聚在路邊談心，話題還是“補交黨費”。一位離休的老幹部憤慨地發表演說：“我這一生可算做一位‘良民’入了黨，月月交黨費，突然中央下了一個文件，說從2008年開始，我欠交黨費，我一下子成了個“賴子”。我什麼時候賴過黨費，2008年要增加黨費，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責任歸誰擔，一下子要我補交三千多元，沒有傳達是誰的責任?沒有執行，是誰的責任?要我們不知情的人來承擔，怎叫人服氣。有一位中層幹部接着說，黨組織把我們拋棄了十多年沒有管，補交黨費就要嚴厲執行，不執行就是“組織觀念淡漠”“黨性不強”把工人賣了，把黨組織撤了，這算什麼啊!

　　回家路上，我一直思考：誰的“組織觀念淡漠”? 是我們這些老工人、老黨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