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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真真混入理想主义者队伍的投机分子
   

毛泽东才真真是混入了中国理想主义者队伍的投机分子

 

                            2013-11-20 08:24:48      杜好书

                             http:///myblog/50943/201311/17448.html

茅于轼在他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里,正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是人民公敌。他在文章里说,“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性。”;“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他还说,“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揭露。”


这些都说得很对,但在他的文章里,好多处说毛泽东“极高的力”;“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因为毛泽东所达到的地位,他所取得的胜利,又因为长期对他的美化宣传,往往认为他能打仗,认为他真了不起,或者认为他是个天才。

这是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在认识上的盲区。先
来问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不是天才?


天才指的是天赋给个人特别的才能。 比如特别能够辨别和记忆音调的音乐家;对物体形状比例色彩对比的洞察远高于常人的画家;模仿南腔北调唯妙唯巧的演员;毛泽东对画图很别脚,他不会说其他的方言,如果会说的话,喜欢风趣的他会跟别人说的。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运动方面的天才过,他走路不是疾如风的。从心理生理来说,这是右半脑功能差,毛泽东倾向看到他想要看的东西,或者说,他的脑子事先决定了他要看的。 他的脑子做了期待的改变,重新安排,甚至忽略了视觉收到的信息。好多普通人都有这种情况的。 毛泽东的右半脑不是天才。


天赋给个人脑子的特别才能还有算数和记忆。 薄一波回忆录说了,毛泽东看到数字很头疼。 他要下面报告具体的例子,而不要数字。 列宁指出过,一个社会里各种各样的例子都可以找到,不能用例子来作决定政策的依据的。 政治家就是要从平均数,中位数,变数范围,增加减少百分数,以及各种指数来决定政策,判断形势的。要叫毛泽东算28斤乘9亿,他心算不了的,打算盘大概也不会的。


所以毛泽东会说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到三年,二年是可能的!” 说这个话时,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是没有数字和计算的。


毛泽东的记忆也一般。把记忆分为十档,最高为十,最低为一。如果以周恩来的记忆为十,毛泽东的记忆最多只有六七。就是周恩来的记忆,也有跨张的,其实比周记性好的人还有。周恩来接见客人前,先看过名单和背景材料的,他又会演戏,客人高兴他那么多年后还被记得。


聂绀弩回忆他1938年春天在延安所见到的毛泽东里说:毛泽东的讲话中,将唐代人李白的诗句“大块假我以文章”,安到了晋代人王羲之头上。那时毛泽东才45岁,记忆不过如此。


潘汉年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抓来治反革命罪的最大的干部。只过了几年,毛泽东说到潘汉年时,把他犯的罪说错了。

毛泽东是有名的当面赖帐的。他自己说过的赖掉,其中有的是他政治上的需要才赖的。但也有好多是他忘记了。说明他记性差的例子多得很。


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毛泽东不是天才。文革里毛泽东反对说他天才,除了他的政治需要之外,也是他的内心表白。 一个有天才的人,多少是喜欢人指出的。

许多人想,毛泽东指挥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而逃,所以毛泽东很会打仗。


毛泽东的天才的伟大的军事家帽子是应当给拿掉了。毛泽东很晚才读孙子兵法,还是受了讽刺后才去读的。在长征里毛泽东不过是猜到了蒋介石要把红军赶到地方军阀的地盘去和地方军阀火拼的算盘,钻到了空子。遵义会议毛泽东拿到指挥权后的第一仗,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的一仗,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损失了三四千人。长征后的西路军领导陈昌浩完全听命毛泽东的指挥,西路军惨败,这要么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很糟,要么说明毛泽东假敌人之刀消灭异己力量,二者必居其一!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东北的军事考虑就是错的。战争后期,他得到了敌方司令部的可靠情报,又看了无数的作战计划,开了很多参谋会议后写些提纲性的电报去指挥。这里有什么伟大的军事可言?


历史告诉我们,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时,连军事地图都不会看,军队调动的后勤配备需要多少天也不懂。


最近,越南的武元甲过世了。他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他在奠边府战役里,坚决否定了中共军事顾问的打法后取得胜利的。 90 年代时,美国参议员 John McCain 特地约他面谈战争。武元甲根本不谈他自己的伟大,少谈胜利。他说, “你(美国)杀我们十个,我们杀你一个,但到最后,你先乏力了。”这真说明了共产党胜利的根本。毛泽东的战争胜利,不是他指挥伟大,是千百万牺牲了的士兵堆起来的。


说毛泽东“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也是过分的话。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


那时,毛泽东已经天天读二份大参考,读了15年之多,还不懂,人权的权是权利,他手里的权是权力。完全是二会事。毛泽东怎么没有想一想,人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些人的权是什么,权这个字有几种解释,普通智慧的人都会想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是兴致所至的,不求甚解,懒求甚解的。曾经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过一整天的美国记者 Theodore H. White 早就看出毛泽东的个性是君权的,而且吓人的,不许反对和分歧的。他的知识是歪斜的,他读书是心血来潮和由兴趣决定的。为什么中国人民过了这么多年还看不到呢?


毛泽东从小就不是个好人,不是个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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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与妻子德国姑娘叶华(1934年;原名耶娃)

他少年时的朋友萧三(1896年10月10日-1983年2月4日)说他是铁鸡巴。             http://www.yubosun.com/he/maozedong-fuba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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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ori Rasputin was really popular with the ladies though - 

they'd literally line up just to sleep with him. 

混入俄国沙皇宫廷里的农民真男儿格里高利·拉斯普京(1869-1916)疲软时

    长达28.5公分的铁鸡鸡,极受贵妇们的宠爱,争相排队等候上床享用。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553577/The-sexual-obsession-drove-Rasputin-death-Countless-

myths-woven-But-dazzling-book-using-private-diaries-reveals-new-details-self-styled-Christ-miniature.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2043af0102v9y1.html

出门去流浪,他的同伙不会讨饭吃,毛泽东就会说谎骗饭吃。 毛泽东年轻时提倡中国分裂,各省独立,这样他有机会在湖南做大官,那时他还没有在全国称雄的魄力。爱国爱民族的理想主义者会提倡国家分裂吗? 


毛泽东才真真是混入了中国理想主义者的队伍的投机分子,他混入了为中国人民争独立争解放的的革命运动中,搞阴谋鬼计取得了领导权。然后,他饿死了几千万人,他毁坏了中国。


A. M. Ludwig  的研究发现,现代政治领袖里有15-30% 的人,有持续一周以上的沮丧精神病,而美国民众只有6%。病表现在睡眠混乱,不要见人,病态的思想,心里总想着自杀等等。毛泽东有很多的病,都在保密中。现在只知道他中年时看到陌生人会很紧张,他睡眠很混乱,有时赖在床上一个星期不起来。他多疑到病态的程度。 一句话,中国人民的这个领袖是有精神病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领袖的呢?为什么能独立思考的陈独秀做不长领袖呢?为什么一心为人民的正派人朱德不会有批人拥护辅助他做领袖呢?中国出得了亲自到外国去学造船,亲手杀反对派,跳进冰水去救落水的水手的彼德大帝吗?亲手杀人的中国皇帝有,肯到外国去学,肯救个小兵的中国皇帝,我不知道有过。中国出得了按法律办事的华盛顿吗?中国会有日本的那一大批图改革的人士吗?为什么中国出洪秀全出毛泽东?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按正确的路去做,中国今后才会出伟人。


将来,我们的子孙们会觉得疑惑,怎么到20世纪末,毛泽东死了那么多年,我们的父辈们还不能认识毛泽东,他们还会把这么一个人民的公敌的头像印到钞票上去。


           难见的一本书 Journey into China

                                2014-04-10 07:00:48   杜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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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t Cressy-Marcks (1895-1970)是英国的女探险家和摄影家。现在从她的遗嘱知道,当年她的旅行是得到英国情报当局资助的,难怪她在中国旅行时很有钱,甚至想买辆汽车。 她曾经从埃及开罗直穿非洲到好望角,从挪威到北极,从芬兰到苏联。1937-1938年她到中国,她走过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她到过延安,和毛泽东谈过5个小时。她1942年出版的书《Journey into China》,现在是只有到大学图书馆才借得到了。她在书里发表了许多从云南到青海湖的照片。所以值得对她的书作些介绍。


司马璐那个时期在延安,他引证过这本书。司马璐引证的关于Cressy-Marcks对毛泽东印象的那句话,“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在翻译上是不符合原意的。

( I did not credit this man with agreat brain 

but I was in the strategic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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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sy-Marcks在书里说,她当时的印象是,她奇怪地感觉到毛泽东没有火一般的热情。这点很重要,真正献身于革命的人,都有过火一般的热情。 如果毛泽东没有过,那就是说,毛泽东参加革命是找他个人的出路,不是为了做人民的大救星。这很值得将来的历史家们研究。 再仔细看,毛泽东在狂热的文革里也没有表现出火一般的热情过。 

1936年4月,红军攻Hsien Chang 城。红军攻城的方法是叫当地被抓去的人当冲锋,同时在城内劝守军投降开城门。 进城后,红军对有二块钱的人,拿一块,有四块钱的拿二块,以此类推。 对有50块或者更多的人,全部拿走。 富家的东西全部拿走。 最为需要的是武器弹药,鞋子衣服。


Hsien Chang 城里有一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被一个中国寡妇藏在她家里。 红军进城当夜,红军在街上大叫,出二万大洋捉这对德国传教夫妇。当地有好些人知道传教夫妇在那里,都不说,不要那个二万大洋。 三天后,听说中央军要来了,红军就走了。


现在知道,红军在长征时,绑票也是军费的来源。 尤其是绑票外国传教士,因为外国人肯出大价钱。 


这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在当地还做禁戒雅片的好事。 他们的教堂里有许多牢房样的小间,就是把吸雅片的人关起来强迫戒烟。 


Cressy-Marcks 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毛泽东那样的耳朵,其顶上部很平。


毛泽东回答Cressy-Marcks的问题,很坦率,“他很敏捷地保卫他的理论”。他多少也骗动了这个英国来的高大的妇人。这里有二个可以提的事。  


毛泽东问,你听到的反对我的话是什么?Cressy-Marcks回答,说你杀人,杀40岁以上和8岁以下的人,一些镇说你是强盗。 当时在场的有二个翻译,还有年轻的警卫,翻译完了后,Cressy-Marcks 听到警卫走近她的身后。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好的吗?

毛泽东回答,是的,它应当是好的,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给人民,像苏联那样。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女人们喜欢在一个灶上烧饭,还是喜欢在自己家的灶上烧?你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分享土地的收获吗?

毛泽东回答,假如没有足够多的话,农民只好分享。


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毛泽东对苏联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因为集体化的缘故,知道得很少,也没有去想。 第二,毛泽东早已经为中国农民安排好了集体化的命运,还以为那是解决中国农民人多地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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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sy-Marcks也听了毛泽东的演说。 她说,“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毛泽东那样演说时不用手势的人。” 在三个小时的演说期间,毛泽东的双手始终在背后。他没有稿子,没有手势。整个大厅(教堂)是一片黑暗,只有二个灯掛在台前。Cressy-Marcks看她周围的人,板着脸,敬畏的眼睛不离开毛泽东,对他的话和理论没有怀疑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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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ressy-Marcks的观察也可以看到,延安红色人的生活不是平等的。


毛泽东住的是房子,不是窑洞,有玻璃窗,而且房子的二边都有窗。这在西北是很稀有的,那时西北大部分的窗是用纸糊的,Cressy-Marcks 在西北旅行住旅店,常有人在窗纸上戳个洞,看这个外国女人梳头洗脚。 毛泽东有张床,有白的被单。 屋子外有口井。 

张国焘住的是窑洞,是Cressy-Marcks看到的最大的,最清洁整齐的,窑洞壁的质地也少见地好。 在张国焘住的窑洞里,有一张红木的大床。张国焘穿得很整齐,靴子擦得亮得像镜子。


Cressy-Marcks在延安看到很多很多红色人生冻疮,都没有手套。生冻疮的远远比她在阿拉斯加见到的多,有的人耳朵都冻掉了。延安派了一个可爱的小鬼替她拿照相机,她看那个没有手套的小手,冻得红肿发烂。她在延安的一家饭铺请红色朋友们吃饭,回请的都是到家里,因为饭铺太贵了。Cressy-Marcks 遇到过在延安的唯一的一个美国人,Dr.S. Hayday, 他是到那里去做无线电通讯的。 


Cressy-Marcks 离开延安时想,研究共产主义就像研究每个国家的宗教那样难。 这句话她说对了。 她还说,共产主义在东方会比西方实行得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偏执狂的心理     2012 年 06 月 09 日  杜好书

http://du-haoshu.hxwk.org/2012/06/09/%E6%AF%9B%E6%B3%BD%E4%B8%9C%E5%81%8F%E6%89%A7%E7%8B%8

2%E7%9A%84%E5%BF%83%E7%90%86/

历史学家 Peter Gay 说过,专业的历史学家总是心理学家—-业余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的观察分析和把自己放进去的分析(参与分析)合起来叫做自动分析(autoanalysis)。自动分析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假的结论。

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材料要有想象和转移。想象就是想如果我是斯大林,我会怎么做。转移是去想,把那时斯大林的情况放在我父亲身上,放在我老板身上,他们会怎么做?历史学家最好意识到此,并利用它作为研究的一个肯定的工具。

研究斯大林的学者,假如没有这种转移,那就不象会接触到斯大林做决定时他内心的不自觉的思维过程。他就不能理解斯大林。

70年代,Robert Tucker 写斯大林传时,他也进入斯大林的时代,很苦痛,他家里人说他是斯大林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中国写毛泽东传的人,有的是拿了工资去歌功颂德的,当然不需要去进入角色的心理状态。有的是罗列材料骂毛泽东的,还没有到用心理学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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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

有过传说,毛泽东和上海的某电影明星上过床。有人已经把它写在书里,有会面的证据,对此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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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点心理学你就知道不会。毛泽东内心深处有很敏感的自卑感。试想,毛泽东口臭的嘴要去亲一个洋派女演员的嘴,那演员眼神里有一丝的厌恶或者头一扭。对毛泽东来说,他没有做之前,想到这点就兴趣缺缺了,他宁可找个文工团里的小姑娘,主席压上来时幸福兴奋极了的。 交往女人,毛泽东爱挑文化水平低的,就是出于他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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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很合理的想象:童年的毛泽东吃饭吃得慢了,父亲一个巴掌打到头上来。过几天,吃饭吃得快了,“吃相这么难看”,又是一个巴掌上来。这在1900年的中国家庭里是很普通的事。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在家里一不称心就发脾气的人。童年的毛泽东心里是很气很怨恨的。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他心里的恨和怨发展到了当着父亲的面要跳到池塘自杀的程度。毛泽东后来一直宣称他以自杀威胁父亲的胜利,其实是双方妥协,父亲不打他,毛泽东单膝下跪请罪。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他恨他的父亲,这一段在斯诺的书里被删掉了。毛泽东很小就尝到了斗争的甜头,也懂得了妥协的必要。

毛泽东童年少年成长的过程,不是世界一片美好人人给他笑脸看,连父亲都是随时会不讲道理地打巴掌过来的。学校里教美术的教数理的老师也不喜欢他,他一定给戒尺打过罚跪过(10岁时他逃学过)。读得入迷的水浒传,讲的多是杀人报仇的故事,除了点义气外是没有爱的。毛泽东没有爱上过个同年的姑娘,倒是相当胆大的搞过了(至少)一个村妇。毛泽东离家出走流浪过,看到的是悲惨社会,听到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故事。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对来图书馆的名人,很想发表些他的看法,他自认他的看法别具一格高人一等的。可名人们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不屑和图书馆的小职员多啰嗦,跟本不睬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是记恨一辈子的。毛泽东坐了龙椅后,有人建议给他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好像姓张的安排个好一点点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我对他不薄了,他当年跟本不理我”。

从客观的历史来看,小职员毛泽东走近名人,“名人先生,我有个问题问你”,名人那有空有兴趣来回答一个乡下年轻人的问题。小职员毛泽东心里想说的是,“名人先生,你在报上的文章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是懂世故的人,他要装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中国的文化也不允许毛泽东说“名人先生你错了”。假如毛泽东这样说了,名人听了一惊,我错在哪里?倒有了听取和辩论乃至赏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走势:毛泽东憋了一肚子的气,后来的事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你们这些名人先生们,吃了点洋面包,有什么了不起!我报仇,三十年不迟!

参加革命后,他有很多正确的看法,可是别人不听他,听苏联的话,听苏联回来的人的话,“我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也只好强忍着,他有超强的忍受力。他不喜欢张闻天,看到张闻天对女战士刘英有好感,就想法把刘英调到张闻天身边。毛泽东后来对师哲说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接近张闻天”。毛泽东终于把张闻天变成了他的同盟,后来成了挟张闻天以令诸侯的局面。

恨是从小就进入毛泽东骨髓的并在他以后的岁月里发展成长。与此相伴生的是极度敏感于别人对他的想法,随时随地猜疑别人的动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跟本出发点。爱是很少的,毛泽东对世界是很冷漠的。下面的真实历史一幕就说明了这点。

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看杂技。是在一个舞厅里演出的。舞池的边上放有几个桌子。毛坐在桌旁和人谈话,杂技进行着:在表演人上面站人,突然站在最高的一位十岁左右的小杂技演员砰的一下跌了下来。他的妈妈也是杂技演员,惊叫起来,杂技团里的人也马上赶上去抢救。此时也有杂技团里的人冷眼观察到,毛泽东无动於衷地仍然在和旁边的人说话。

斯大林也有一个很凶的父亲,斯大林从小就反抗权威,这一点和毛泽东很像。斯大林唱歌唱得很好,在唱诗班里受欢迎。进神学院读书成绩出色,东正教教会的装潢排场也许影响到他后来讲究仪表,出席波茨旦会议时一身的雪白的元帅服。斯大林小时候崇拜杀富救贫的Koba, 革命后崇拜列宁。毛泽东没有崇拜对象,不在乎仪表,在现实世界里恨得比斯大林更深,爱得比斯大林更少。 斯大林还自己种点东西,看看植物生命的成长;毛泽东在少树少草的延安还叫人把他门口的一棵树砍掉。斯大林对不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文人,比毛泽东要容忍得多了!Mikhail Bulgakov, ( 1892-1940 自然死)是个不接受革命的小说家,斯大林也不在乎,还说他写的剧本好。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恨,在他的原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可以看得很请楚。发展到文革,到他死,都没有变。这和希特勒很像,希特勒在1919年写的文章,和1945年临自杀前写的,一样的恨犹太人。

赫鲁晓夫在回忆斯大林开除铁托那段历史时,说“我们制造出了在南斯拉夫发生的那些可怕事情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得多了,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相信了”。毛泽东的心理也就是这样。苏联卫星上天时,实际上红旗并未落地。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的多了,他越来越相信了,对苏联什么都看不顺眼了,也忘记了他自己标榜的一分为二了。 对刘少奇也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1)求生存不求改进地发展;(2) 求生存绝不讲原则和信用;(3) 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先从错的角度来看,你地位越高越独立,毛泽东越是首先想你的错。你是个小人物,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解除,就按事实来听你的话。他求立异,出去散步都不肯走原路回来的。

从心理来说,毛泽东求异不求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叫别人捉摸不了,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仅是先想人家的错,而且还海阔天空地怀疑。其结果是失去了大家。只好用个人迷信加周期地发动运动无情整人来维持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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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比毛泽东强。毛泽东不称心得忍着,不能发作。为了他的权位,他还得让步,尽管心里恨得要死。心里很偏执地想,我将来偏偏要这样做。比如干部的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现实要改,改是很有道理非做不可的,刘少奇改了,毛泽东对此偏执到文革后期,近20年之后。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用陈毅替代了周恩来的外交部长来推行革命外交,陈毅没有独当外交的能力,还得让周恩来指导。文革初,红卫兵去烧了英国代办处,毛泽东心里也许想,对外国在北京的办事处造个反有无不可,动它一动也许有好影响。他没有想到,英国也有对付你的手段,把中国在香港的帐户冻结。中国没有外汇不行啊!大使们没有钱付不出房租大叫了,反馈回来,毛泽东得对外国人陪不是,他心里难过啊。林彪出走,毛泽东开始一喜,我随便怎么处置林彪那伙人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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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自信了,以为中国人民都好骗的,把林彪儿子的五七一当罪行公布。过后,毛泽东知道自己做了蠢事,于是他“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至休克过去”。

长期处在那种现实和愿望对立,好做白日梦的毛泽东没有精神病也都会憋出精神病来。更无况他原先就有点精神病的。这是多有记载的事。

毛泽东年轻时是个“怪人”; 遇到生人会紧张,发抖说不出话,这直到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时,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胡乔木);在重庆和谈时以及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好端端的毛泽东会突然大出冷汗虚脱过去;50年代害过脑贫血。

政治行为,实质上是“私人”关心的外延实现。独裁者不局限其心理需要於他的私生活而在公众的政治生活里做得“正常”。可以这么说,独裁者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政治家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斯大林把私人的动机和他幻想的阴谋,移到了公众的目标— 共产党,国内的,国际的关系上。他并且从大众的利益,俄国的福利和安全里找出他做的道理。

现在好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的权力旁落,要夺回权。我想还应当看到。毛泽东要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在文革前跟本没有失去权力。他说过,我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刘少奇打倒了。

文革前,打倒罗瑞卿的会在上海开。刘少奇到了会上,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通知刘少奇来开会,不告诉刘这个二号人物开什么会,刘少奇都不敢问。毛泽东的权和威大到这个程度,还没有权?

毛泽东不是被架空了的。他是自己腾空了的。他假的退居二线,是替自己造个他可管可不管,可进可退,随心所欲的局面。 他的不管,任意得很。今天说叫你管,你回报管的做法,他说好好,过不久,他会当面赖账,说都是你的错,可以打倒你。

他的不管,给他腾出时间,做他喜欢做的事,女人,历史,典故等等,给他时间躲在暗处,听小报告,由此及彼地胡猜乱想。

毛泽东在意识上是瘫痪了一切干部。艺术学院为教学需要画人体素描,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高教部中宣部没有人敢说可否。要报到毛泽东那里,由他批了一段话,事情才结束。

毛泽东在军事上,连调动一个连都要他的批准。他是宁可过分也不会疏忽的。罗瑞卿是对他百分之百的忠诚的。就是因为罗瑞卿靠近了刘少奇和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为了拉林彪,就打倒罗瑞卿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 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其实,刘少奇根本没有政变的想法,也没有去做的基础和能力。

证明了毛泽东精神有病,需要这么一个出口。 毛泽东到列宁格勒去参观,被带到一处看景色,俄方好意告诉他,他现在站在河中央的冰上。毛泽东听后,马上拔步往回走了。为什么?他心里想,假如冰破裂了,我跌下去了,这么冷的河水,我马上没有命了。这是偏执心态,越想越危险,跟本不会去想,那河上的冰厚得可以开汽车了,怎么会破。也不会想,就是冰破裂了,我站在一块大冰上,也掉不进水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突然晚上要换住的地方,汽车都不敢发动,怕林彪听见,叫卫兵们推着走。也是他越想越危险的做法。

姚文元在文汇报评历史剧,含糊地说了毛泽东的恨,事先故意不让北京知道,毛泽东躲在后面,天天等着看《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空运送来的情况,看谁反对。毛泽东还大怒,因为北京报纸不登。其实后来周恩来一打招呼,不马上登了吗?这完全是心理家说的,毛泽东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的心理需要斗。与天斗,大跃进已经败下来了,差些下了台,他不敢再在经济上造次了。实际上毛泽东蠢得很,他不认识到中国劳动力那么便宜那么多,他不懂去赚外国人的钱。他想与苏修斗,没有实力,只好骂。等人家要当真了,他慌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出口,那就是把他的看不顺眼的奴才们当作了敌人,越看越恨越想越恨,恨得发火,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教训你们干掉你们。

            毛主席和他的英伦女粉丝(连载一)

         日期:2016-02-02  作者:胡宗峰  来源:爱思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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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与译者                          Chairman Mao and his English Lad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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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罗宾·吉尔班克     胡宗锋   译       

We walked up the main street and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Mao Tse-tung did not live in a cave up the mountain, but within the city wall a little to the west. We went down a narrow alley and came to a gate. A small tap and it shot open, and a soldier stood inside the gate with what looked like a Thompson sub-machine gun. There was a square walled piece of ground with a well in the middle. We walked towards a raised brick platform and there, outside a doorway, stood a soldier in a great sheepskin coat. Pressed against his side was the biggest naked sword I had ever seen in my life – it looked terrifying. We walked in and Mao Tse-tung came forward holding out his hand. 


我们走到了大街上,让我惊讶的是毛泽东没有住在山上的窑洞里,而是住在城墙里面的西边。我们下到一个狭窄的巷子,来到一座大门前。轻轻的一敲,门忽的打开了,里面站着一位端着汤姆孙冲锋枪的战士。院子四周有墙,中间有一口井。我们走到一个砖砌台子,那里的门口站着一个穿羊皮袄的战士,贴身的是一把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长剑,看上去令人生畏。我们走进去,毛泽东走过来伸出了手。       


 He was short, his ears were different from any man’s I have ever seen – quite flat on top – and his thick black hair was parted in the middle. His fingers were thin and his hands nicely shaped. He had a quiet manner and voice. I had expected to see a man who would have given outwardly the appearance of fire and strength. […]


他个子不高,耳朵上部扁平,和我以前见过的人都不同;中分头,头发黑而浓密。他手指纤细,手型很好看,举止稳健,言谈平静。我原想会遇到一个外表火热、强悍的人……


He: Are you a Communist?I: No, I am not.He: Why do you want all these questions answered about us?I: Having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and what the guerillas are doing, I wanted to see for myself, and the questions are those that I can’t get answered by anyone or anywhere except by you here.He: What have you heard about me?I: Only, of course, propaganda for and against.He: What in favour of me?I: That you are wonderfully good, that you are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ousands in China and that you can do no wrong.He: And what have you heard against me?I: That you have killed, in some towns, all the inhabitants over forty and under eight, that you are a robber and a rogue.


毛:你是共产党员吗?

作者:不,我不是。

毛:你为什么想让我来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听到关于你和游击队的事很多,我想亲自来看看。这些问题除了在你这儿得到答案,在其它地方和别人那儿得不到。

毛:听到我什么啦?

作者:当然只是宣传,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毛:说我好的有啥?

作者:说你了不起,你是在改善中国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你做的没错。

毛:你听到不好的有什么?作者:说你在有些城里屠杀了四十岁以上,八岁一下的所有人,说你是个强盗,是个恶棍。


Everyone in the room remained very still, but the man standing behind my sword moved a little as my words were translated. Mao Tse-tung had not moved a muscle while I was speaking, but he kept his eyes on mine. Then with a sudden smile he said: “No, I don’t eat babies for tiffin,” and the ice was broken.


屋里的每一个人都默不作声,但在我的话被翻译的时候,站在剑后面的那个人动了一下。我说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肌肉动了一下,但他的眼睛盯着我,然后突然笑了笑说:“不,我不吃孩子。”冰冷的僵局就被打破了。

      (From Violet Cressy-Marcks, Journey into China, 1940, p. 163)               ——引自  维奥莉特·克雷西·马克斯著《中国之旅》第163页         


When Edgar Snow claimed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journalistic coup of the century” by becoming the first foreigner to publish an interview Mao Zedong he drew ire from many corners. China Hands were indignant that a non-Sinophone should claim the glory and other competitive wayfaring souls, like his compatriotAgnes Smedley, were piqued to have been beaten. Smedley, perhaps in retaliation, established her own fastness at Yan’an, pounding out as much copy as she could on her portable typewriter even as paper and spare ribbons were scarce. Her ensuing friendship with Zhu De was seen as an exemplar of cross-cultural friendship among “fellow travellers,” while her proximity to the Chairman himself was the subject of not a little contemporary speculation. Journalist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braved the hazardous track across the loess to the Revolutionary Capital as the Communist encamp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stretched onto a dozen years. 


By and large their accounts rehashed Mao’s pronouncements on ideology and reflections upon his adversaries, both foreign and fellow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pieces of reportage still glisten with interest. When Mao Zedong met with his motley visitors there was not infrequently a sense of frisson arising from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ir personalities. Some were struck by the apprehension of greatness on his part and that he may be about to reshape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if not the world. For others, like the above-quoted Violet Cressy-Marcks, the strain of intractable struggle was written plainly on his face and they felt as though they were encountering a mortal, not a deity.              


当埃德加·斯诺称之为是“跨世纪的新闻政变”  发生时,他成为了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人,也引起了多方的不满。让那些中国通们气愤的是,他这样一个汉学门外汉竞会获此殊荣。其他一些在此领域竞争的人,如他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感到不爽,就像被人揍了一顿。也许是为了回敬,史沫特莱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战斗堡垒,虽然色带和纸张有限,却尽量想在便携式打字机上敲打出更多的文字。她和朱德之间的友谊在“同行”中被认为是跨文化的典范,而她与毛主席本人的亲密关系也是当时人们的热门话题。随着共产党阵营在陕北十几年来的扩大,不少外国记者勇敢穿过黄土高原上的险道,来到了革命圣地。他(她)们的文笔渐渐的改变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宣言和他在中外对手中的影响。另外,这些记者的报道现在依旧闪烁着耐人寻味的光芒。当毛泽东和这些五颜六色的来访者见面时,这些人的个性差异也时常引起人们的兴奋感。有些人意识到了他的伟大,认为即便他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对于另一些人,如维奥莉特·克雷西·马克斯来说,艰苦斗争的压力就刻在毛泽东的脸上,她们觉得自己见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神。          


The following essay will elaborate upon the circumstances behind Cressy-Marcks’s visit to Yan’an, which culminated in her spending five hours in Mao’s company. Her experience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nother Englishwoman of considerable social standing, Lady Isobel Cripps, the wife of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Sir Stafford Cripps. For the former, the lure of travel proved never less than intoxicating and despite being a married mother she trekked right across the globe several times, questing after whatever unplumbed and exotic corners she heard mention of. Cripps, meanwhile, a stalwart socialist and internationalist with more than a little in common ideologically with both Bertrand Russell and Joseph Needham, undertook her journey several years later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haritable body “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 Offering support to a war-riven nation was her manifest purpose, yet the bonhomie which the Communists were eager to extend and the British guests were just as keen to reciprocate tells us much about the mutually-perceived need to form an alliance between an incumbent Labour government of the West and a revolutionary Party on the brink of seizing power in the East.            


本文将详尽阐述 维奥莉特·克雷西·马克斯访问延安时的背景,其精华是和毛泽东在一起呆了五个小时。我们将把她的的经历和另外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英国女人,当时英国贸易部的部长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的妻子伊泽贝尔·克利普斯女士的经历做一比较。对于维奥莉特·克雷西·马克斯来说,旅行的诱惑让人陶醉;虽然已有家室,但她却好几次艰难的穿越全球,去探索任何一个她听人提起过,但却无人涉足的异域角落。而伊泽贝尔·克里普斯夫人则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与伯特兰·罗素和李约瑟有一定的共识。在慈善团体“英国援华会”的支持下,几年后来到了中国。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战乱中的国家提供支持。然而共产党人急于表达的友好和英国客人的急于回报告诉人们,那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有必要在当时西方执政的英国工党和东方即将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之间建立一个联盟。                         

 汉语原文刊发《美文》2015年第11期 (未完待续)

http://www.24en.com/column/hzf/2016-02-02/182795.html

作家张贤亮有句名言,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

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

联系起来。本博秦全耀的北京25中同学徐长宝就因将词牌“满江红”

写成“满江黑”被抓捕并轮流批斗,罪名就是毛主席写过“满江红”,

你还敢写“满江黑”。还有一次在朝内菜市场买莱,开门时都要向

毛主席请示,一位妇女因口音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她把“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说成了“万臭无香”......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47695.html


1966年底一天我上街时,看见(黑龙江)绥化县第一百货公司正面墙上

的大幅标语写着: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我心中自问道:“如果是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或者是林副主席反对

毛主席,那又应该砸烂谁的狗头?”  ———— 张轶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a902c0102wp5c.html

央视播放《毛泽东三兄弟》,有毛左对剧中情节提出质疑,认为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当天就提出让贺子珍给毛当秘书与事实不符,而剧中毛贺结婚的场面切换楊开慧与三个孩子思念毛的镜头,更是属于恶意编造。有毛左因此认为,《毛泽东三兄弟》表面上是歌颂毛主席,实际上是诋毁革命领袖。编导用戏谑的方式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么是高级黑,要么是汉奸卖国贼一大阴谋。 

高级黑和大阴谋?又是文革的思维方式。文革初期,前十七年拍摄的电影都成了大毒草,连《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样的片子都不能幸免,用的就是吹毛求疵和上纲上线的套路。当时有句响亮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如今又是极左扮相,也是叔可忍婶不可忍的架势,是否应该把《毛泽东三兄弟》的编导揪出来示众? 

没看过《毛泽东三兄弟》,但诸多史料早已证明,毛贺结婚是在1928年,而杨开慧牺牲于1930年。如果刻意隐去杨开慧对毛的感情,被黑的就是杨开慧。

毛泽东到老都没忘了杨开慧,他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足以让毛左们跟着“泪飞化作倾盆于”。毛左们未必知道,即便是霸道一时的江青同志都不敢对杨开慧说三道四,别的人胆敢怠慢毛岸英他妈或毛将军他奶奶或毛远新他第一伯母,那就是碎尸万段。套用文革思路,忽略杨开慧就是反对毛主席。就这罪过,别说《毛泽东三兄弟》的编导不敢触及,脑残的毛左们更是担待不起。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你说,这回砸谁?


    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社反人民

           作者:钟声  发布时间:2010-07-16  来源: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0/12/160187.html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但愿,当政者能牢记

这一古训,深知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社反人民的实质和危害而

好自为之。因为毛主席及其光辉思想早已不属于老人家个人,

而是代表了足以令天下得失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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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

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最恐怖的恐怖--红色恐怖万岁!

           战争随时爆发, 你准备好了吗?!


                            打倒邓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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