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羽談飛：”中國未來轉型的幾種可能方式”
我並不想傳播真理，更不想兜售思想，只想與讀者分享一種屬於我自己的視角和思維，為了同一個目標，多一份微不足道的備案，可以讓路徑更清晰。
上篇
人類歷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終於九九歸一，任何國家都不再有“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之猶豫抉擇問題。自由向更加自由奮鬥，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發。這既是人類的普世共識，也是地球村准入許可的國家道德準則。中國當然也不應該游離其外。
民主自由與獨裁專制之間不存在任何黃金比例安排，只有0或1的選擇。這種選擇也沒有“漸進”一說，從來都是一錘子買賣。正如女人分娩一樣，要麼順產，要麼難產，要麼剖腹產，萬萬不能附加條件地分段生產，否則，就是黑醫故意扼殺嬰兒胎死腹中。同理，關於民主轉型的歷史論、階段論、文化論、國情論、素質論等任何推諉之詞，都屬於頑固抵禦轉型的掩耳盜鈴。因此，擺在中國今天的國家轉型問題，既不存在轉與不轉的問題，也不存在何時轉的問題，更不存在向何處轉的問題，唯一只剩下如何轉的問題。
如何轉型中國？目前有兩種最為普遍性的兩極變革幻想：
一種是幻想頂層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開明巨人，以專制結束專制，用獨裁結束獨裁，從而實現在垂柳依依的溫情脈脈中就走上現代憲政之路的國家轉型模式，可稱之為“領袖變革”。
一種是幻想經濟崩潰導致饑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層革命方式摧毀舊秩序建立新世界，從而實現在血與火的屍骨堆里走上現代憲政之路的國家轉型模式，可稱之為“飢餓變革”。
之所以我們說這兩種兩極轉型模式在中國純屬幻想，原因就在於沒有對這兩種模式所必須的條件有深入理解。
領袖變革模式，就是希望在專制政權金字塔頂端出現一位開明正直的神級領袖人物，憑藉手中既有的極權優勢主動實現國家轉型。這種模式將受制於領袖所面臨的三大障礙約束：是否願意變革，是否能夠變革，是否敢於變革。
權力是個好東西，尤其是不受監督的極權更是權中極品，它能讓極權者實現自己一切理想抱負的可能。上天攬月下洋捉鱉，糞土當年萬戶侯，惜秦皇漢武數風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幾隻蒼蠅嗡嗡，……，說說，這是何等豪邁的獨行天下？隨便亂寫亂畫就是自成一體的書法，“土豆燒牛肉不許放屁”也是獨領既往詩詞歌賦的風騷，即便打錯了標點用別了字依然是不可撼動的經典絕唱。為什麼那麼多人崇拜先帝爺等無法無天的極權暴君？因為那種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殺予奪他人自由的瀟灑會讓人如痴如醉，這就是蔣宋夫人當年說的“權力美感”。
權力美感會讓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主動放棄權力麼？絕不會，這是人之常情。只要權力快樂感不低於權力痛苦感，沒有誰會放下手中的權力。我們津津樂道的華盛頓為什麼沒有走上獨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樣品質的高貴之外，更重要是，當時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樣品質的先驅人物在緊緊盯着他，從來一刻也沒有放鬆對他的警惕，聯邦黨人文集和政黨的興起都是圍繞如何制約總統權力組成的專業監督隊，華盛頓離開總統府說了一句話：“我終於把這燙手的山芋甩給了亞當斯”。華盛頓是被罵成小偷婊子而結束總統生涯，儘管他為國家熬白了頭髮熬壞了眼。因此，卸任兩年不到就一命嗚呼，享年才68歲。你說那總統得有多痛苦才會如此這般折磨人啊！是你，還想當下去麼？
同理，戈爾巴喬夫、蔣經國、德克勒克、吳登勝等人，雖然面臨的境況與華盛頓當年不一樣，但內在的原因都是因為繼續獨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獨裁的快樂感，再加之他們本人的人性猶存，所以他們沒有獨撞南牆而已。想想，為什麼蔣經國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開黨禁報禁？是不能還是不敢？別給我說什麼條件不成熟之類的陳詞濫調，我告訴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願意。
同樣，德克勒克和吳登勝也是如出一轍。唯有戈爾巴喬夫還算是先知先覺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動棄權，這的確值得大書特書一筆。正是因為戈氏的新思維，直接導致東歐劇變、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結束了持續45年兩大陣營的對壘格局，為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其實比華盛頓等人更甚一籌，但由於國內主流意識形態對其諱莫如深，一直都沒有得到正面評價而已。
儘管如此，也不得不說是因為前蘇聯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個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擇。講到這裡，筆者只能唯心地說，上帝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苦難安排是有先後順序的，前蘇聯人民熬到頭了，所以上帝降臨了戈爾巴喬夫。如果當年的戈氏換做普京大大，那又完蛋了。
綜上所述，極權者是否願意棄權，主要決定於三點：（1）極權環境壓力是否超越了極權者的心裡承受程度；（2）極權者是否還尚存最起碼的人性道德；（3）極權者是否還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維。後兩點是加劇第一點是否提前到來的催化劑，如果極權者已經喪失人性和最起碼的智力思維，即便水燒開了也不知道起腳的，因為皮太厚了，薩達姆、卡扎菲、巴薩爾等人無不如此，你讓他們這些魔鬼級極權者做出放權的“願意”，還不如把他們殺了。
退一萬步講，即便極權者有放權的意願，就能實現領袖變革的國家轉型嗎？NO，還得看第二大約束條件：是否能夠變革。能不能，主要決定於極權者和極權系統所沉澱的包袱是否放得下？這個包袱其實就是罪孽，如果沉澱的罪孽能有效歸零或輕緩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時，那麼，領袖變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於變革”的約束條件。
如果極權領袖有意願，那麼說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經不是阻力，關鍵就是看極權系統的包袱阻力有多大。這個罪孽包袱是什麼？主要包括反人類罪孽和特權腐敗罪孽的沉澱量。如果反人類罪孽具體存在並且實施者還在世，極權領袖就會遭遇難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類罪孽與實施變革的極權領袖之權力來源是一脈相承的關係，那領袖變革的意願幾乎會被秒殺。
另一個絲毫不亞於反人類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統性腐敗沉澱量，也就是特權階層已經獲得的腐敗利益是否超越了民眾放棄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沒有超越這種容忍度，領袖變革意願就能執行，否則，就會遭遇特權階層（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體抵禦。腐敗利益沉澱量越大，抵禦領袖變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堅決。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能順利讓“新思維”落地也沒有流血，就是因為蘇共極權系統這兩項罪孽包袱不大。反人類罪孽可一股腦兒推到前面已經死去的極權者身上，從而將自己的罪孽可以歸零。戈氏解散蘇共中央時，一直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特權還沒有變現的機會，腐敗沉澱量非常有限，最多就是多了一點特供啥啥的，即便失去權力也沒有多少落差，更不會有被清算的恐懼感。
如果在戈氏之前已經推行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戈爾巴喬夫即便有上帝附體也難以撼動特權腐敗體系的集體抵禦力量，貿然變革必遭血光之災。特權腐敗越泛濫越縱深，領袖變革的意願和可能性就越小，他也不敢變革。戈氏變革的成功條件也同樣可以解釋蔣經國、德克勒克和吳登勝模式。
也許一些急欲變革的幼稚右右會說：“乾脆就別清算好了，已經腐敗的就讓他去好了，早轉型一天總比不轉好，何必糾結呢？”那好，只要此語一出，不但現在所有的虎啊蠅啊的放心了，所有的小虎中虎會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向大虎巨虎看齊，並且狼豬狗羊都會朝虎山一路狂奔，反正不用擔心被清算嘛。特權腐敗體量更加厚重如山，既得利益群體更加龐大如雲，弱民階層更加弱如螻蟻，從而，阻擋變革的力量必然更加壓倒性超越訴求變革的力量。這就叫麻雀吃胡豆沒跟屁眼商量。
根據領袖變革的三大約束障礙，請問今天中國，幻想領袖變革實現國家轉型的可能性還有嗎？因此，那種以不斷歌頌胡耀邦、蔣經國、吳登勝、德克勒克為引子來觸動頂層出現領袖變革的寄望，註定是一廂情願，即便胡趙陰靈迴轉也只能兩眼一瞪而無力回天。
中篇
與領袖變革的頂層轉型幻想相對立的就是寄望底層弱民的飢餓變革。飢餓變革幻想認為，經濟一旦崩潰，必定物價飛漲，大面積失業，大多數弱勢群體都沒有社會保障，底層窮人必定因為飢餓求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陳勝吳廣和太平天國的歷史畫面就必然重演，國家想不轉型都不行了。
如果說領袖變革幻想還有生鮮活例可附會聯想，雖有點幼稚，但還不算太離譜，然而，飢餓變革幻想純粹就是一種沉醉於教科書謊言的愚蠢。飢餓變革幻想至少犯了三個無知的錯誤：（1）不懂中國與經濟危機毫無關係；（2）不懂飢餓與經濟危機毫無關係；（3）不懂饑民變革與國家轉型毫無關係。
首先要明白一個概念，什麼叫經濟危機？這個不但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就連相當部分所謂經濟學家也沒鬧明白，但一群糊塗蛋，對，糊塗蛋，天天還在預期中國的經濟危機，可笑之極。
經濟危機，只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才會出現的一種經濟症狀。啥叫市場經濟？就是必須有最起碼的市場正義和契約精神為基礎的經濟運行環境，即在充分自由平等競爭狀態下，由於供求信息的滯後性積累，因為盲目投資的非理性，導致供求結構性失衡，產生的金融、勞動、產品等市場大規模的部分領域供給不足（物價飛漲）和部分領域供給過剩（大面積失業）的市場病態現象。這就叫經濟危機。如果既沒有市場正義，也沒有契約精神，更沒有自由競爭環境，連最起碼的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都不存在，產生於利伯維爾場經濟的概念“經濟危機”又怎麼可能在中國這樣的市場出現呢？為什麼被踢屁屁？就因為別人不承認你是市場經濟國家。一句話，沒有選票的國家，沒有資格發生經濟危機；沒有選票的國民，也是沒有資格談論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是個奢侈品富貴病，中國人，你真的不配談，談不起。
你聽說朝鮮有經濟危機嗎？你聽說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有經濟危機嗎？你聽說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有經濟危機嗎？你聽說過唐宋元明清有經濟危機嗎？你當然沒有，你只聽說過自然災害和大饑荒，但那與經濟危機毫無關係。
飢餓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也就是說，飢餓問題與經濟危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兒。為啥路有凍死骨？那是因為朱門酒肉臭；為啥餓死三千八百萬？因為茅台酒廠只能增產不能減產。這些飢餓問題與什麼經濟問題或經濟危機有個毛的關係呀！
別說最近的次貸危機，就是最遠的1929世界性經濟危機，你聽說哪個西方國家餓死人了？你聽說有跳樓討薪嗎？你聽說有公交縱火嗎？當然沒有，但你一定聽說有很多投資者跳樓了、工廠大面積倒閉了（中國國有企業永不倒）、工人大規模失業了（在中國叫閒置勞動力）、牛奶倒進河裡了（過期還不倒只有中國商人才會幹的事兒）。但上述經濟危機的表現徵兆在中國根本就不是事兒，連跳樓討薪都不是什麼事兒，還能有什麼事兒？
換句話說，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危機也是不正常的。此時此刻此地此國，不但正在發生你嘴裡所說的經濟危機，也在發生你從不說的教育危機、醫療危機、言論危機、出版危機、養老危機，而且正在發生最徹底的政府信任危機。而這些危機自從1949開始，每天每時每秒都伴隨你的左右，但有誰拿出來說這些是危機？而在正常國家哪怕某個小危機，國民早就翻天了，你也早就在新聞聯播聽到水深火熱了。2007的美國次貸危機牽動世界，但中國不但沒有危機，而且望星空還夾着國庫去救援房地美和房利美去了，儘管國內正在發生抱子同溺、鋸子鋸腿和自製腎透析機器的飢餓問題，舉國上下都情緒穩定，哪有什麼危機？這就是非正常國家的“神奇”之處。
結論：（1）經濟危機是自由國家市場經濟的事兒，非正常國家不會有經濟危機，因為非正常國家有的是辦法讓一切危機情緒穩定。（2）飢餓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更與經濟危機無關。
自然非正常國家不會發生經濟危機，那你還去預期什麼經濟危機和經濟崩潰呢？自然飢餓問題與經濟危機無關，那你還在幻想什麼經濟危機而產生飢餓變革呢？這不但是對中國認知不夠，也是對世界認知不夠，更是對中國飢餓認知不夠，胡亂聽到一個經濟術語就亂套亂用。
這國不會有經濟危機，但不並影響飢餓的發生，甚至餓殍遍地皆有可能。但飢餓一定就會揭竿而起嗎？這裡又容易犯一個教科書錯誤。
教科書一直都說，歷代起義都是因為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我告訴你這是一個謊言，每次揭竿而起的都不是饑寒交迫的餓死鬼，恰好都是有知識有思維有志向的一群人在思考“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吳廣是軍隊的中層幹部，洪秀全及其一干高層都是出身不俗的人家，即便最近的井岡山革命也是一群有志青年的偉大傑作，從沒有聽說哪一次改朝換代是因為快餓死的人去找政府的怪。
你想想，一個正在食不果腹飢腸轆轆的人會想什麼？會想“中國向何處去”嗎？會想自由平等和選票嗎？會想國家轉型嗎？不會，他只會想明天的麵包在哪裡？但同樣這個問題，中國人與美國人想法就不一樣。美國人一旦失業呀、福利下降呀等一切不如意的事兒，都是去找白宮，並且是所有人（無論貧富）一起去找，但在中國的窮人都不會這樣。
打小時候就經常看見叫花子走村串戶，都是一個人一根棒一個碗在沿村乞討，從沒看見兩個人以上聯手乞討的。這些叫花子也奇怪，就只往同樣是食不果腹的遠村近鄉去討，從沒有看見哪一個叫花子去衙門口討，稍稍好過一點大戶因為狗惡，他們也都不去。我就很納悶，這叫花子也是欺善求良啊？還真是，不但中國乞丐如此，其實所有底層弱民都是如此。
我曾經在一個城市農民工子弟學校當過一段時間政治輔導員，這是一個武術學校，一次，我問一個經常欺負小夥伴的孩子王：你這樣總是出手打同學，長大了你敢回去打鄉長嗎？他不假思索就立馬回答：“民不與官斗”。當時我目瞪口呆。一個不諧世事的孩子都能條件反射一般回答得如此乾脆，可想而知，對官府的恐懼感已經不是社會教化，而是固化成一種基因在代代傳承。
但是，在同樣的饑民之中卻能組建起大小不同規模的丐幫，這是中國歷史章回和各種奇林軼史必不可少的精彩片段，看，都快餓得去鬼門關了，還不忘來一次底層王朝的演繹，並且還演得栩栩如生。其實，你只要去全國各地生存狀況極為糟糕的人群堆里走一遭，你都會發現類似丐幫一樣的王朝組織，即便是專收破爛垃圾的三輪車也不例外。可想而知，中國最低層，也就是你所寄望鬧飢餓變革的將來饑民在想啥？你還能幻想“飢餓變革”嗎？
可能我們不願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民越貧窮越怯懦越偷生，當一個人窮得只剩一條命的時候，他特別珍惜生命，任何有讓他丟命的風險，他比誰都更敏感也更警惕。但是，為了活命，他可以不顧一切廉恥和人格人倫去干他所想幹的事兒。譬如賣兒賣女，甚至親親相食，這在1960年代的大饑荒絕不是什麼稀奇古怪。一個民兵一把槍守在村口，所有村民寧願將村裡的樹皮吃光也沒有人敢衝出村去。你說你還盼望什麼經濟危機會有饑民變革麼？
饑民變革如果是一種幻想，也許並不是最糟糕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饑民變革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因為在饑民眼裡只有麵包、坑頭和女人，關於普世價值啥啥的根本不如麵包屑重要。真的一旦饑民變革起來，也分不清誰是他們的敵人誰是他們的朋友，所有能吃上飯的人可能都是他們心目中的首富。因此，當你在幻想饑民變革時，也許革的不是別人的命，恰好是為自己在挖坑。饑民變革更不可能轉型國家，最可能的是轉世唐宋元明清。
下篇
這下篇我究竟想說什麼？原先我計劃了好幾個版本，但中途我都放棄，最終我確定聊一聊有關國家轉型的道義問題，着重批判我們自身“醬油革命”的思維。
之所以務必拋棄兩個幻想，因為這兩種變革幻想不但“不符合國情”，而且這兩種幻想在道義上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種幻想，是怯懦求變派將自己不敢面臨的變革風險，毫無信念地幻化成某個明君領袖人物意外青天開眼去承受變革的危險，這是一种放棄自我的犯賤，這話聽起來逆耳，但很忠言。第二種幻想，是將先行者理所當然挺身肩負的轉型責任，毫無道德地幻化成弱勢饑民用血命之軀扛起變革的重任，這是一種恃強凌弱的犯罪，這話聽起來頭暈，但卻誅心。這兩種幻想均屬於外化成本內化收益的醬油革命。
醬油革命，就是缺乏治國治己的自治精神又盼望變革但卻只做圍觀者的投機革命。這種投機表現就是將本應屬於自己的責任，要麼託付給強人，要麼推卸給弱者，自己做一個甩手掌柜，美其名還認為自己醒了，只不過是睜着眼睛呼呼大睡而已。
醬油革命是對國家轉型的深重危害。
幻想領袖變革本質上是繼續呵護惡政惡行的一種極具隱蔽性維穩，雖然幻想者可能並沒有此意，但卻在事實上做到了穩定求變情緒的安慰劑。其主要表現手法是：（1）對任何一絲絲的改良政策進行大肆渲染，讓民眾對現有政治系統產生漸變希望的幻覺；（2）對一些典型改良人物（如胡趙）濃墨重彩地誇大吹捧，讓民眾相信糞坑裡也有良心；（3）編制波譎雲詭的宮廷派性鬥爭，襯托“正面派”的舉步維艱，讓民眾耐心等待“好人政治”帶來的巨變；（4）危言聳聽非領袖變革的天下大亂，讓民眾產生人人自危的焦慮，從而盲信誤國誤民的“穩中求變”。
幻想飢餓變革本質上是低素質求變派無意識撕裂弱民階層製造同態分化的一種猥瑣心機。毫無疑問，弱勢饑民是飽受惡政惡果的最大受害者，他們為了求生度日已經耗盡了身心，他們本應該是被先知先覺的先行者拯救其生存尊嚴的對象。把選票送進他們的手中，而不是讓他們倒在選票的墨跡里；把自由送進他們的生活，而不是讓他們成為自由的墊腳石；把安全送進他們的家庭，而不是讓他們換取我們安全的犧牲品。這才是真心轉型求變的道義形象。現在好了，飢餓變革幻想派以自己“熬得起”的強勢心態將變革風險推卸給“熬不起”的弱勢饑民，難道這不是自毀國家轉型的道義形象嗎？記住，無論轉型前後，讓弱勢群體活得有尊嚴，是每一個追求轉型的先行者必須堅守的普世精神。別還沒轉型，我們就自己開始欺負人。
我在寫此文之前，專門辟文《民主之路：最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制度》，就是想告訴大家什麼叫“醒了”。民主的本質是自治，自治，既敢於對他人的專制說不（治國），更敢於對自己的專制說不（治己），一句話，敢於對一切野蠻說不的自治信念，這既是民主的精神，也是自由的使命。如果沒有一大批具有強烈民主精神和自由使命的仁人志士或公民群體，別說去抗爭轉型，就是將美國憲政制度端在你手上，分分鐘也會形同虛設。為啥，再好的制度都是靠有這麼一群較真的人用信念去維護。這就是我為什麼說精神比制度重要的原因。
如果認為費城制憲制定一部《美國憲法》就萬事大吉了的話，那就太圖樣了。其實那六千餘字的一張紙遠沒有窯洞黨的黨章漂亮，因為那憲法裡面根本就沒有寫“利為民所謀”之類的款款深情。但是，如果沒有一批接着一批開國先賢和民主鬥士，激流湧進地去立法維法護法修法，那憲法不但會成為擺設，可能還成為專門收拾小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稱領袖變革幻想叫犯賤，是因為我們內心的領袖依賴情結會徹底扼殺我們自己的自治精神。自然國家轉型可以依賴領袖變革，那當然轉型之後還是會慣性依賴領袖的英明決策，轉型前後，只不過從一種被動犯賤轉型為另一種主動犯賤。這就是今天的俄羅斯。
俄羅斯的轉型無疑是最低成本的，幾乎沒有任何公民運動的抗爭，一夜之間就由領袖變革實現了國家轉型。但這樣的國家轉型最大問題是什麼？最大問題就是制度轉型了，國民精神卻沒有轉型，因為缺席了國家公民精神培養教育的關鍵過程。至今俄羅斯民眾內心的沙俄帝國情結依然濃厚，普京對外的胡作非為不是一個人在胡搞，而是得到國家杜馬和國民意志支持的，這就是國民整體缺乏治己精神的典型表現，把能欺負他人或他國當光榮而不是恥辱。
同時，由於對強人政治的傳統依賴情結，對普京個人英雄主義的國民崇拜已經到了荒唐的程度，居然有議員提案儲存普京的精子，整個國家也都放任普京變着花樣搞獨裁，不但放任，而且為了普京能一直獨裁下去，國家杜馬還主動犯賤修改憲法讓總統任期從五年到七年，這就是國民整體缺乏治國精神的典型表現，習慣被人虐的快感的確可以減少自己很多麻煩。轉型前後，俄羅斯國民都在打醬油，可以篤定，俄羅斯民眾必然會為自己的醬油思維付出必須的代價。
與之相反，台灣轉型就不一樣。儘管臨門一腳的確是蔣經國居功至偉，但為了他最後一腳，台灣人民連續付出了四十年的公民運動代價，是數以萬計的血淚之軀不屈不撓的抗爭，憲政之路才鋪墊到蔣的足下。也正是這個舉步維艱的抗爭過程，培養教育了像今天民進黨等眾多公民運動的民主社團，台灣民主精神的公民意識已經徹底發育成熟，小美國之稱名至實歸，所以我們看台灣大選幾乎與美國別無二致。其他如印度、韓國、南非和緬甸等國的轉型之路基本如出一撤，都在轉型過程給予了國民刻骨銘心的民主精神塑造，任何一個民選領袖也別再想有專制輪迴的可能，否則，太陽花運動就會遭遇辣椒水、坦克裝甲的伺候。因為轉型過程國民沒有犯賤，轉型之後再想犯賤也很難。
國民犯賤不犯賤，俄羅斯和台灣的轉型就是兩面鏡子。講到這裡，也許你會疑惑：“難道硬要流血轉型才算不犯賤嗎”？那倒不至於，無論流血還是不流血，塑造民主精神這一關怎麼也逃不掉，尤其是對於被專制奴化數千年的國民來說，這一關遠比國家轉型和民主制度本身重要千百倍，因為這國的國民早就將犯賤內化成快樂的基因，人與人的關係也是完全在比拼誰更犯賤，問題是還不知道自己在犯賤。
學會塑造自己的民主精神，既是真正醒來的標誌，更是我們施與啟蒙開智的榜樣力量，尤其是不再寄望將轉型責任託付給強人或推卸給弱者的堅強信念，這是個人民主精神塑造成熟的分水嶺。LXB、XZY、PZQ、GY和“不破樓蘭終不還”的三君子等，就是當代中國民主精神的先行豐碑。那麼如何做到這一點呢？筆者建議，在生活方式上循序漸進地三步走：
第一，培養自由信念美感。
自由信念加民主精神就是公民意志，沒有對自由平等的強烈渴望，就不可能有民主自治的意志保障。什麼叫自由美感？就是在平等價值觀中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而不是在等級比較中獵取超越他人的快樂。簡單說，就是要堅決摒棄恃強凌弱的快感，培養護弱揚善的美感，學會把自己的強勢或優勢當做為自由接力的寶貴資源，而不是當做踐踏自由的等級工具。在民運圈一些半醒不醒的民逗有一個極壞的惡習，一方面，喜歡謾罵、厭惡、嘲笑身邊沒有醒來的“愚民、豬民、奴民”，把“他們”當做阻礙轉型的絆腳石，卻從不責怪“我們”努力不夠；另一方面，又把轉型的風險得意洋洋地轉移給預期經濟崩潰的弱勢饑民，而把自己粉飾成啟蒙開智的先行導師。這哪裡還有一點自由信念的美感？
第二，國家好壞與我有關。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個偽命題，國家無所謂大小強弱，但國家一定有好壞之別。提供自由還是踐踏自由？就是國家好壞的分界線，這好壞與我們每個人休戚相關。“不要問祖國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祖國做了什麼”，林肯這句振聾發聵的國家個人使命感，已經早被民運派當做“愛國雞湯”唯恐避之而不及，其實這是對林肯的誤解。如果把國家看做自由的港灣而不是專制的搖籃，林肯這句話的正解就是：不要問國家為你提供了多少自由，而要問你為這個國家的自由做了多少努力。本質上，這句話是林肯在鼓勵每一個公民敢於對一切踐踏自由的野蠻專制說不的勵志箴言。說不，也許你我在行為上也有點為難，但時時謹記在內心應該沒問題。前不久，一位自詡民主派的人士對我說：“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對這個國家有一種氣”。我特麼奇怪了，只要人性猶存，對這樣的國家還不升騰天地正氣，難不成你還每天享受這個國家？
第三，讓恐懼悄悄地走開。
轉型的艱難在於專制的野蠻，野蠻的無底線讓人人都有恐懼感，這很正常。但有一點我們篤信，當人人都心生恐懼時，製造恐懼的他們將比人人更恐懼。我們可以前赴後繼在恐懼中輸給他們千萬次，但他們只能在萬千恐懼中等待我們贏一次。我們的恐懼是將來控訴他們的法堂罪據，他們的恐懼是鼓動我們奮勇前進的交響曲。我們一旦放下恐懼，他們就只能戴上面具，沒有恐懼就沒有猶豫，撕下他們的面具，這是上帝安排我們開墾最後一塊蠻荒之地的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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