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歌手鮑勃•迪倫獲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可以算是該獎項歷史上的一個極具爆發力的瞬間。可耐人尋味的是，獲獎10餘天來，鮑勃•迪倫始終保持沉默，既不“笑納”，也不拒絕，令人摸不到頭腦。毫無懸念，此舉激怒了頒獎方，一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即對媒體指責鮑勃•迪倫“無理、傲慢”。在鮑勃•迪倫之前，曾有兩位獲獎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是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和法國哲學家薩特。

    頒獎方的憤怒既在人們的意料之中，也多少有些徒勞無益。按理說，百餘年來高居“廟堂之上”的諾獎如今竟頒發給“江湖之遠”的流行文化人士，難道後者不該感恩戴德、戰戰兢兢才是？但鮑勃•迪倫顯然不同於一般的流行文化人士——他的音樂和詩歌界定了一個時代，而那個時代的文化評判權已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大眾。所以，依我來看，鮑勃•迪倫的沉默乃至“無理”，固然與他發端於反傳統文化時代形成的不羈個性有關，但更多體現了一種帶有折衷色彩的抵抗行為；他所抵抗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這樣一個獨特的獎項，而是諾獎所代表的學院式的文學藝術“領導權”。

    諾貝爾文學獎自然不會因為鮑勃•迪倫的“無理”而蒙羞，但鮑勃•迪倫的“非暴力不合作”姿態也無疑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那就是所謂的高雅文化或學院派文化試圖對流行文化進行吸納和收編的努力，在如今這個時代裡已經很難取得成功。

    在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滋養下，流行文化已經取得了對抗高雅文化的地位，這一地位就體現在熱愛流行文化和創造流行文化的人，絲毫不會在美學和道德上為自己喜歡的東西而感到羞愧。諾貝爾文學獎和鮑勃•迪倫就如同全球文化生產領域的平行空間，你不必俯就我，我也不必羨慕你。用一句老話來形容再合適不過：道不同，不相為謀。

    諾貝爾文學獎像是一位資深的貴族紳士，勤勤懇懇地躬耕於高雅文學的殿堂。但評委們試圖用學院派的詞彙和語句去界定鮑勃•迪倫的成就，則註定難以為後者所接受。流行文化有自己自洽的邏輯和自洽的評判標準，這一點已在鮑勃•迪倫的姿態中變成確鑿無疑的事實。而百餘年來始終以“終極”評價體系自居的諾貝爾文學獎，恐怕也只能無奈地接受原來的“終極”如今已變成多極中的一極，這一令人多少有些遺憾的現實了。

    所以說，鮑勃•迪倫的沉默是件好事，他讓原本還有些迷惑的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世界文化本來的面貌。廟堂的歸廟堂，江湖的歸江湖，各安其事，十分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