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应该得到称赞，基本上理由就是一条：在长期坚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竟然没有发生过饿殍遍野和对人民大规模的咔嚓咔嚓—这种社会主义政体中常有的共相。 饥荒在苏维埃初期出现过，美国西方还提供了些食物救助。北韩的先军政策加之干旱也大概导致了几次后果严重的粮荒。最典型的是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共自己权威版的党史承认1959年至1960约一年期间非正常人口减少1000万，这也就是暗示在持续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人口减少至少达到了3000万的数目。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给出的数目是4000 多万（“党内民主从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 大饥荒期间苏联和西方主动提出救援的想法，老毛楞要装逼，人民就只好默默承受装逼的严重后果。 古巴越南老挝和原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好像没有发生过对人民大规模的咔嚓咔嚓。北韩这些年是否对人民施行大规模咔嚓咔嚓，人们不得而知，但北韩军事独裁集团搞出的新花样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谓“炮决。” 用炮对付同志人民用核弹对付南韩日本美帝就是北韩特色的今日之“社会主义。” 最臭名昭著最大的悲剧的大概是哥尔布特在柬埔寨实行的“社会主义”：稍微过得好一点的人家，也就是中共界定的小资或中农水平，都面临着杀头灭族的威胁。一个当时人口不到千万的小国，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之中脑袋搬家的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西方左派中对卡斯特罗怀有美好印象者不在少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为弱势群体呼喊人权民权的西方左派如果去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很可能就会被打为“右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身份的巨大差异？ 在西方，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左派或右派定义的第一个标准是看你是为弱势底层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奔走呼喊还是为上层既得利益权力集团奔走呼喊。不幸的是，这个普世的标准到了中国就必须接受东方专制主义的极大歪曲。 就是许多的中国人也至死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这两个最高权力中心，可以“合法”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另外的个人或组织如果想要出头代表人民，都是“非法”，以“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罪”绳之以法。 在中国，被称之为“右派”的第一个有时也许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你是否站到了党的对立面。 高官，顶级商人和大知识分子艺术家如果为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去批评政府就容易成为右派，名气越大危险越大。高官和名人说话要更加小心，要分分秒秒认可党的最高权威。 只有在认可党的最高权威这个前提之下，你才可以为人民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点事情。 在中国想要不成为”右派“还有另外两个别的途径。一是成为老毛的粉丝，有”勇气“和办法把毛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置之脑后。毛是天然的最大的“左派”，毛粉批评党或政府，除了封网封嘴，好像党还没有别的办法。第二个护身符是生理方面的与生俱来的，那就是你爸是红军一级的高干，你的“右派”言论可以理解为一时糊涂。 刘亚洲朱成武可以为民主大声疾呼可以宣扬新加坡模式道路，中共传统派也只好听之任之。对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压制管制是必须的狠劲，对红二代中”右派“的容忍其实也是可以用来装饰门面的宽宏大量。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称赞卡斯特罗的人中既有左派也会有“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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