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坦誠－－也談漢娜·阿倫特 



                                                           茉莉

人們在談論漢娜·阿倫特時，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爾那一段情史，不少人為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學家終生愛戀一個“講台上的納粹”，而深感不值。其實，愛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帶，是無解之謎，與“政治正確”不太有干係。尤其是像漢娜這種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評價大都不足為道。

一般陷入愛中的女人常常昧於是非善惡，但漢娜卻不是。長於思考的漢娜，對海德格爾失足的錯誤，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協的批判。但是，女人愛到深處，其潛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覺地摻雜進去了，使得愛和憐憫、寬容混合在一起，對其所鍾情的對象更為難捨難分。幼年喪父的漢娜，成年後也沒有自己的兒女，在她的感情世界裡，海德格爾不僅僅是博學的導師，不僅僅是纏綿的情人、共享思想樂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帶有父親和兒子的影子。年輕的漢娜曾經下過決心，除了海德格爾不再愛任何人。這個誓言，並不因為後來漢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爾失足而完全改變。尤其是在海德格爾年邁倒霉、精神上差點被摧毀的時候，漢娜對他的那種“奇特的感情”重又復燃。具有強大愛的能力的女人，她們往往不是愛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憐疼愛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領域裡展露個性鋒芒



漢娜對海德格爾的愛情不但不讓人看小她，而且還讓人相信，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麼，愛，還是可能的。在思想深處，漢娜一直有一個不容混淆的劃分：純粹的個人領域和可視性的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裡，人可以尋找意氣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無怨無悔的愛情，他人無權干預。而在公共領域裡，涉及到公共生活，人們卻需要交流，對這個世界承擔起共同責任。

和愛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漢娜，經常帶着春天般的微笑，熱情爽朗，和藹可親。但每當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現，她便一點也不溫柔敦厚，說話拿腔拿調，讓人感到一股驕橫之氣，因此被人稱為“厚臉皮漢娜”。對於這種指責，漢娜自己的解釋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義與不公的激烈交鋒，任何參與者不應該由於不必要的謙遜，而收斂自己的鋒芒。為了求得真理，人們應該勇敢地主動出擊，從而將真正富有意義的交鋒公之於眾。

不但不需要傳統知識分子的“謙遜”，漢娜還一反傳統哲學家埋首沉思的習慣，提出自己的“行動理論”，熱切地關注和參與社會。她經常公開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見和聽得見的地方發表言論。她認為，公共場合不應該是人們磨平稜角，變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眾視野里，一個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發展，更能展現自己的個性鋒芒。

在公共生活領域裡張牙舞爪的漢娜，儘管樹敵不少，卻是光彩迸發，令人炫目。她始終不遺餘力地捍衛正義和自由，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對極權主義展開透徹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創性，因而蜚聲世界，



觸動猶太人傷疤遭到圍攻



漢娜的學術研究碩果纍纍，其中不少已經成了世界經典。但重讀她的傳記，最令筆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學術理論，而是她在面對猶太領導人不光彩的歷史時，所表現出來的追問真實、尊重客觀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為一個曾經呆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漢娜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悲劇性的命運。她曾宣稱：“作為猶太人受到攻擊者，必以猶太人身份還擊。”在流亡之前，她曾協助猶太組織工作。流亡美國後，她擔任過“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負責人。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她在思考極權主義的土壤時，有自己獨特的角度和體驗。然而，承擔猶太人的命運，是否也能直面猶太人不願談及的真相？在納粹逞凶時，作為受難者的猶太人，他們自身的錯誤與問題，是否就應該掩蓋和迴避？

1961年，以色列審判納粹頭子艾克曼，漢娜作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飛往耶路撒冷觀察採訪。1963年，《紐約客》發表了漢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魔的報告》。在文章中，她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是：“平庸無奇的惡。”她再次運用極權制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分析艾希曼這樣一個機器般順從的庸人，為什麼會捲入深淵般的罪惡。

漢娜拒絕像其他人那樣將納粹描述為怪物和惡魔，這就使得許多猶太人反感，覺得他們的苦難因此被放小了。但漢娜還不止這些，她進一步論證：沒有猶太領袖的積極配合，納粹有計劃的大屠殺不可能發展到那麼大的規模，因此，猶太人對大屠殺所負有的責任並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審判了艾克曼，也審判了歐洲猶太領袖的戰時行為，暴露了“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章節”。

從此漢娜不再安寧，她觸動了一塊最不能碰的傷疤。在猶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人們狂怒起來，美國的猶太組織、協會和媒體行動起來，集體對付這個口無遮攔的猶太女兒。一場論戰風暴愈演愈烈，漢娜被指控為“反猶分子”，“納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無恥的辯護者”。咒罵聲撲面而來：“冷血”，“沒有心肝”，“殘酷而且令人厭惡”。



知識分子純潔政治的典範



筆者驚異於漢娜靈魂的忠直，也不由得發問：為什麼漢娜要那麼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隱秘傷口，使得那麼多人心懷怨恨，使得自己遭受一場如此慘重的政治圍剿？她本來可以像羅曼羅蘭那樣，把對蘇聯的真實認識拖延到五十年之後再發表；她也可以內外有別，只把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的問題做內部討論，對外沉默以維護猶太人的聲譽。

儘管為朋友們紛紛離去而痛苦，但漢娜從未後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為。對她來說，不管什麼樣的猶太領袖，都沒有不被追問質疑的豁免權。有根有據地提出問題，進行尖銳的剖析，這是一個真正優秀的哲學家的責任。漢娜天性中的一個基本素質，是毫不懼怕真實的勇氣。正直和勇氣使她超越個人的利害，去正視歷史真相。她不認為納粹的罪行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因此，不願認識真相的民族，悲劇還會重演。

漢娜屬於左拉式的歐洲傳統知識分子，他們堅持有權超越那些最神聖的集體價值---民族主義的價值，永遠獨立思考，對社會政治持一種毫不含糊的獨立態度。福柯在論述知識分子的角色時，提到知識分子的任務：“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知識分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 

漢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蘇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評價他所鍾愛的妻子說：“她如同利斧一樣論及事物。”為什麼天性嫵媚的漢娜，要在公共領域這樣生硬而怪異？她提出令人難堪和憤怒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權力，到底所為何來？儘管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漢娜並無自己的政治企圖，但她的言說絕不是毫無目的。她的公開批判，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干預模式，是一種以哲學入世的行為。這種干預，能夠產生純潔政治的作用。　



遠方的姑娘與“無情的慈悲”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成長背景，塑造了漢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筆者發現，出身於猶太中產階級家庭的漢娜，小時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並無什麼特異之處。但她在大學時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爾－瓦倫哈根的女友，雖然那位志趣相投的猶太姑娘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漢娜讀她留下的書信，並為她寫作了一本書。從那位女友那裡，漢娜學會了：“面對自我的毫不遷就與真誠無欺，”“猶如無遮無避地面對風雨。”在海德堡讀書時，漢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學導師雅斯貝爾斯，這位導師教會了原本害羞拘謹的漢娜一種處世之道：絕對坦誠，儘可能清楚，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誠的漢娜，在一封信里曾經這樣寫到自己：“我覺得我就是我，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這句話出自席勒的一首詩歌《來自遠方的姑娘》。漢娜就如同那個“遠方的姑娘”，“她的來臨帶給人們喜悅，讓所有人的心胸都變得寬廣。”“她帶來了鮮花和果子”，但是，“沒有人知道她來自何方。”

儘管與東方佛教無緣，漢娜的“絕對坦誠”，卻類似佛教哲學裡的“無情的慈悲”，可見東西方精神常有內在的相通。一般人認為，慈悲就是親切熱情，如“祖母之愛”，但西藏大哲人創巴仁波切卻宣稱：真正的慈悲，從“我”的觀點來看，是無情的，因為它不考慮“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徹底聰明，但也狂放，因為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適的企圖打交道。

　　 “無情的慈悲”基本特點是，沒有局限的純粹，無畏地敞開，沒有對人和藹講話及裝出可愛笑容的必要。這種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開照耀，月影則反映在一百個水碗之中，它自己並無所圖。在藏傳佛教里，修學者若真的修行“無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經歷漫長、艱難的過程：禪修、研究、突破、發覺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猶太漢娜，她的前世，也許是一個東方的修行者。


02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