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括澳、英、荷、瑞典和美國在內許多國家，說“生活在民主國家”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百分比已下降，在年輕人中特別低。對專制政體選項的支持率在上升。美國人認為軍隊統治可能會是一件好或非常好的事的比例，在2014年上升到了1/6


　　老高按：昨天我貼出了美國華人學者馮勝平的一篇最新長文，引起了眾多網友的圍觀和評論，有認真的剖析、細緻的揚棄，也有尖銳的駁斥。最後一位網友（截至此刻，30日12點05分）則乾脆說：“對標題直接寫評論，就不讀內容浪費時間了。我重複以前的話，馮就是高級五毛，潛伏在海外的。”讓我大樂！
　　轉載馮文，引起各方觀點人士的思考和爭論，以擴展我的視野，正是我的初衷。可以將馮勝平貼上“高級五毛”的標籤，但他提出的問題，難道能束之高閣、置諸腦後嗎？實際上，隨着近年來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範圍內遭遇的一系列現實波折，看來對於民主的辯論正掀起新一波高潮。今天我要推薦紐約時報中文網上Amanda Taub的報導《“紅色警報已在閃爍”：研究稱民主面臨衰退風險》，他介紹了哈佛講師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研究，就很值得我們深思。
　　大家都知道丘吉爾那段關於民主的經典名言，馮勝平在文章中也引述：“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對這段話有多種中譯，英文呱呱叫的馮勝平本人譯為：“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通行的流傳較廣的譯文是：“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除了其它所有那些。”還有若干別的譯法，例如：“民主制度很糟糕，但別的制度更糟。”“民主最壞，除了其它曾出現過的制度。”“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它制度更壞。 ”……五花八門！但意思人們還是能懂的：民主制度糟到極點，卻迄今為止，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只好將就選擇它。
　　不僅能懂，丘吉爾這句話，一般來說，已經成為被公認的共識。
　　不過，有志之士還是會更深入地思考這句話，從丘吉爾這個共識，引出了兩種思路：
　　一種是：既然無數代人、無數國度的人做過各種嘗試，證明了別無選擇，那麼我們唯一能做的和應做的，就是對這個不得不採取的民主制度，千方百計地加以捍衛、改進和完善，消除其弊病；
　　另一種是：無數代、無數國度的人做過各種嘗試都沒找到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難道這就能證明今人、後人也永遠找不到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在前人失敗的地方重新起步繼續尋找和探索，找到民主以外更好的制度嗎？
　　以上兩種思路，可以簡化為：
　　Ａ既然“別無選擇”，就該捍衛、改進民主制度；
　　Ｂ既然“民主最壞”，就該別闢蹊徑，尋找更好。
　　這當然是簡單化的概括。而且，實際上挑戰民主制度的有林林總總的人，未必都把丘吉爾這句話作為起點。
　　尊敬的讀者，您是持哪一種思路呢？
　　今天的紐約時報中文網，有趣內容甚多，例如，有篇報導《參加特朗普就職慶典的價目表》披露了各種價碼，捐100萬美元及以上能怎樣，捐50萬美元至99.99萬美元能怎樣，最低的是捐2.5萬至9.9萬美元能享有什麼待遇（這個檔次，能收到四張入場券，使用範圍包括就職遊行、演唱會、煙火秀、就職舞會和一場“娛樂性十足”的歡迎酒會；或者兩張川普就職宣誓典禮入場券），讓我大開眼界。——文中還說：“儘管相關活動的細節是為特朗普及其圈子量身打造的，但與此前兩黨多位總統的就任活動大致相仿”。


　　“紅色警報已在閃爍”：研究稱民主面臨衰退風險

　　Amanda Taub，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1月30日，中譯：晉其角

　　在許多國家裡，認為“生活在民主國家”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百分比已經下降。

　　華盛頓——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一向慣於做眾人之中最悲觀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的政府學講師過去幾年裡一直在挑戰西方政治學中的一個基本假設：一個國家一旦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就會保持不變。
　　他的研究顯示出一些截然不同的東西：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可能面臨嚴重的衰退風險。
　　蒙克對這個話題的興趣以一種頗不尋常的方式開始。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自己國家中的陌生人》（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的書。它以回憶錄開始，講述身為猶太人的他在德國長大的經歷；但後面變成更廣泛的調查，研究當代歐洲國家如何在建設新的、多元文化的國家身份時陷入困境。
　　他的結論是，這一努力的進程不是非常順利。民粹主義的反彈正在上升。但這只是一種新的政治嗎，抑或是反映了更深層次問題的症狀？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蒙克與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政治學家羅伯托·史蒂芬·福阿(Roberto Stefan Foa)合作。自那之後，他們收集整理了大量關於自由民主國家強度的數據。

　　　　　　　哈佛講師雅斯查·蒙克。

　　他們的結論將在明年1月份的《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上發表，文章認為，民主國家不如人們所想的那樣安全。蒙克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今，“紅色警報已在閃爍”。
　　政治科學中有一個名為“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理論，認為國家一旦發展起民主制度、強大的民間社會與一定程度的財富，其民主環境便會穩固下來。
　　幾十年來，各種全球事件似乎都在證明着這一想法。“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個評估全世界民主與自由狀況的監督機構，其數據顯示，從197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被分類為“自由”的國家數量穩步上升。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從軍事統治轉向民主；冷戰結束後，東歐大部分地區也隨之轉向民主。北美、西歐和澳洲那些久已存在的自由民主國家似乎比以往更為穩固。
　　但自2005年以來，“自由之家”的指數每年都顯示全球的自由程度在下降。這是一個統計異常嗎？是幾個隨機事件在相對較短時間內發生的結果嗎？抑或顯示出一種有意義的模式？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蒙克和福阿制定了一個三要素公式。蒙克認為它是一種預警系統，這種方法的原理類似醫學檢測，能在民主政權全面爆發出各種症狀之前檢查出它的問題。
　　第一個要素是公共支持：公民認為對他們的國家保持民主有多重要？
　　第二個要素是公眾對非民主政府形式（如軍事統治）的心態有多開放？
　　第三個要素是“反體制的黨派和運動”――政黨和其他政治重要參與者的核心信息認為當前體制是不合理的――是否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如果對民主的支持在下降，而其他兩個指標正在上升，研究者就會把這個國家標記為“解除鞏固”（deconsolidating）。他們發現，用醫學來打比喻的話，“解除鞏固”相當於流感完全爆發前一天的低燒。
　　例如，1980年代，按照“自由之家”的標準，委內瑞拉在政治權利和民主方面得分最高。但其民主做法並不是根深蒂固的。在那段看似穩定的時期，委內瑞拉已經在蒙克-福阿的測試中被算成“解除鞏固”。
　　從那時起，委內瑞拉民主狀況顯著下降。1992年，委內瑞拉軍方一個忠於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的派系企圖對民選政府發動政變。1998年，查韋斯在民粹浪潮支持下當選總統， 之後他立即通過了一部新憲法，鞏固了他自己的權力。他的政府打擊異見者，監禁政治反對派，並實施一系列計劃不周的經濟改革，破壞了該國的經濟。
　　同樣，當波蘭在2004年加入歐盟時，它被讚譽為後共產主義國家向鞏固民主過渡的有力典範。但是蒙克和福阿在那段時期內發現了強烈的“解除鞏固”跡象：早在2005年，近16％的波蘭人說他們認為民主是一種“不好”或“相當不好”的治國方式。到2012年，22％的受訪者表示支持軍隊統治。在2005年前後，一系列反體制的政黨開始在波蘭政治中獲得廣泛認同，包括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波蘭共和國自衛黨(Self-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和波蘭家庭聯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
　　今天，這場低燒看起來已經很像流感了。2015年獲得總統席位和議會多數的法律與正義黨正在系統性地削弱民主體制。
　　例如，政府試圖破壞該國的憲法法庭，令歐洲聯盟對此展開了調查。由此產生的報告警告說，該國政府的行為不僅“危及法治，而且危及民主制度的運作”。
　　根據蒙克-福阿預警系統，如今，在美國和許多其他自由民主國家，民主的解除鞏固情況都類似於委內瑞拉發生危機前的跡象。
　　在包括澳大利亞、英國、荷蘭、新西蘭、瑞典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裡，說“生活在民主國家”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百分比已經下降，在年輕的幾代人中特別低。對專制政體選項的支持率也在上升。根據歐洲與世界價值觀調查（European and World Values Surveys）的數據，研究人員發現，美國人認為軍隊統治可能會是一件“好”或“非常好”的事情的比例，在2014年上升到了1/6，而在1995年是1/16。
　　這種趨勢在年輕人中特別強烈。例如，在以前發表的論文中，研究人員統計，43％的年長的美國人認為，即便政府無能或未能完成其工作，軍方接手也是不合法的，但只有19％的千禧一代同意這一點。歐洲出現了同樣的代際鴻溝，53％的較老一輩認為軍隊接管政府是非法的，而只有36％的千禧一代同意這一點。
　　在美國，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作為一個反體制的局外人而贏得總統選舉。而在歐洲，對反體制民粹黨派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如法國的國民陣線黨，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和意大利的五星運動(Five-Star Movement)。
　　當然，這只是一篇論文。和所有偏重數據的社會科學一樣，研究人員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其實只是相當於問題起因的調查數據，而且沒有考慮到經濟增長等其他對整體穩定性而言可能非常重要的因素。至少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認為蒙克和福阿的數據並不像他們認為的那麼令人擔憂。
　　當然，相關性也並不等同於因果關係。雖然研究人員發現解除鞏固與民主不穩定性之間的關係，但不等於證明了二者產生的根本原因。
　　蒙克承認自己的研究“只是一個方面的測量”。“但是，”他頓了一下，然後表示，“它應該引起我們的擔心。”
　　他擔心政治的細枝末節可以輕易令人們分心，不去關注這些更重大的危險。“這不只是關於特朗普會對EPA做些什麼，”他說，EPA在這裡是指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真正的問題是，特朗普可能試圖破壞美國的自由民主。”
　　“看，這一套已經在其他地方開始運行了，”蒙克補充說。 “如果身為記者、學者和思想家的我們有什麼責任的話，那就是把這種風險向人們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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