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用专制暴力维护特权经济

建立在伪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必然伴随着血腥的镇压、屠杀等法西斯暴行。依照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苏联、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践，期间充满了残酷的专制暴力、阶级斗争，直接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人权的侵犯、人道的背叛。

一、永无休止的党内权斗

在实践中,共产党搞共产公有制运动,除了对富人和穷人的剥夺,还伴随着党内、官场相互之间的剥夺，及权利的争斗。在某个时期，他们是战友，能共患苦难，但一旦观点不同出现利益差异，必然反目成仇，你死我活。这是共产党“集众人之私为一人之公”的性质决定的，党内太多的人都做着“天下财，一人占。天下人，一人管”的梦。一时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都不影响集权专制的野心。斯大林为了打击异己，不断地编织罪名，进行野蛮残忍的政治清洗。在他的眼里，唯我独尊，只有他的思想、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只要自己看不顺眼的，都在消灭之列。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反对自己的人进行了疯狂的清洗，确定各级地方按指标决定名额加以清洗，具体由内务部而不是法院判决。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1961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被枪决；139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有98人消灭。在整个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一共229位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非正常死亡57人，被镇压和处死的46人。在卫国战争前，斯大林清洗了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这些均被害。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共产党不倒台，斗争将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样是党内残酷斗争的历史。彭德怀等批评人民公社、大跃进，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反党集团，一大批人被无情斗争和迫害；斯大林去世后，面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为了个人崇拜，对许多亲密战友的忠诚表示怀疑，多次炮打“功臣楼”，专门发动 “文革”，将曾经的心腹要员刘少奇当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埋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大批一起造反打天下的人打倒。在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据说只有三分之一的八大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后来，毛泽东又对亲密战友、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产生怀疑，迫使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死亡在蒙古温都尔汗。文革后，党内权斗不断，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先是逼着华国锋下台，后来废除了胡耀邦、越紫阳两任总书记，再后来，反腐过程继续夹杂着尖锐的权力斗争，少不了以人划线，还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至今也看不出有终止的苗头。

二、  日甚一日的特权腐败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实践中，苏联和中国都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搞共产公有制，言下之意是为人民着想，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即人民政府，挂的也是人民政府的牌子。问题是党也好，官员也罢，拿什么保证这些人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一定会为人民服务。事实上，没有监督约束，不讲法治搞人治的结果，拥有权力的党员、官员都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一切为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视百姓为草芥的共产统治下面，权力不受约束，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受到制度合法保护的腐败，更有私下里疯狂的腐败。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后，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中国的腐败在战争年代就有，建立政权后日趋严重。最早有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后来是普遍的特权、特殊化，享受特殊的供给制，文革中群众起来造反，主要是反对各级党政领导的权力腐败，将这些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批斗。事实上，这类人当权后，与原来老婆离婚，重新找女大学生；有人沉湎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人将公权私用，公物占为己有……不过，这些打倒的人在文革后基本上被重新启用，并且升迁，继续利用特权搞腐败。先是利用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凭借特权搞官倒，将计划内物资拿到市场上按市场价格出售；后来则利用国企改革、股份上市、房地产、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凭借垄断的土地所有权、项目审批权、上市许可权、房地产开发权、高考招生权等，尤其是组织人事权，大肆收贿， 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金钱、美女、学历、职称、年龄等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再到薄熙来、周永康等。有人认为，腐败的官员是少数，大多数是清廉的。我认为相反，因为在腐败的制度下面，有特权的人想不腐败都很难。也有人说，现在腐败比毛泽东时期严重得多，我认为从现在向前推算，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人治等级制的基本制度没变，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仍然维持，腐败现象在质上没有区别，量上可能有些差别。总之，制度性腐败一定伴随共产公有制始终。

三、永不熄灭的阶级斗争

共产和公有制本身建立在对阶级的剥夺基础之上，理论上不能证实，实践中自然重重阻碍。但苏联中国等共产党执政的牌子第一反应，往往首先归结为阶级报复或阶级斗争，然后用阶级斗争的专制办法来镇压反对意见。在整个共产公有制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比如，苏联1927年底1928年初，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农民的粮食政府收购不上来，主要原因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引起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意卖粮，造成政府收购粮食的困难。但是，斯大林却归因于“富农捣乱”，得出了“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结论。从而，要在党内寻找“富农代理人”，在社会上则乱抓“富农”和“人民敌人”。为不惜代价推行共产公有制，所有持异议者、消极行动者都被视为布哈林同伙加以整肃，过去的反对派，也统统作为敌人列入打击对象。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敌人越抓越多，恶性发展，最后变成了 “大清洗运动”。实际上，阶级斗争、阶级镇压，成了共产党领导人巩固其独裁地位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共产公有制运动始终伴随着阶级斗争的环境。共产党建政后即开始镇压 “反革命”，小时候，听家乡的老人讲，只要有人举报，说你帮地主干过坏事，当时共产党的乡长就可以在傍晚将你拉到村头“呯”的一枪处决你，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审判。村上戴着帽子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家庭，几十年人前抬不起头，一有运动，就拉出来作为阶级敌人批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仍然在政策上留了一条尾巴，在共产党的文件中提出“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胡耀邦、越紫阳两任总书记都犯了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不力的错误。在政治上，排斥异己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对手说成是与无产阶级立场对立的“右倾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许多无辜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或枪决，有名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据说，一个人用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包了买的猪肉，有人举报他是“反对毛主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了被枪决的命运。今天在中国，尽管比不上“文革”，仍然是高压的封建专制统治，“维稳”（维持稳定）始终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维稳经费持续增加，到处是对民众的监控。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将“左”看作是方法问题，“右”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稍微上点纲线就是阶级敌人。

四、 对广大民众的长期剥夺

世界上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实践共产公有制的国家，都是对民众野蛮剥夺的国家。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对民众剥夺的历史。苏联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首先是通过搞集体农庄，实行土地公有制，剥夺农民的土地，让农民成为无地农民。其次，通过搞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实际情况是低价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剥夺农民的正当权益。在城里，同样通过共产公有制，使市民成为无产者，是永远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元首成为事实上的资产最有力支配者，垄断了全国的生产资料。

在中国，对民众的剥夺既与苏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共对土地的剥夺，不仅包括富农，更包括所有从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即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从“打土豪”中获得的土地再进行充公，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农民重新变为无土地者。工农产品剪刀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世纪末。主要特征是国家通过计划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即使是保护价，也是保护低价。另外在棉花、麻、蚕茧等农产品收购方面，也是长期低价计划收购，剥夺农民种田的利益。在开发区、城市化、房地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则更有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主要是国家利用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极低价购买农民的承包地，转手以高价卖出。据说，同样是建设高速公路，国外土地费用在建设成本中的比重达到80%左右，而中国一般在5%左右，说明失地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犯。在城里，强制拆迁，对拆迁户补偿标准低而引起的抗拒强拆事件屡有发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财政收入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指标，而城镇居民收入普遍低于GDP、企业主利润、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都说明民众利益长期成为共产的对象。还有，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就连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民众收入也是隐性的剥夺。多年来，中国货币发行量增长一直在20%左右，但民众的收入不到10%，导致实际的收入明显缩水，平白无故的交了货币税，被人悄悄掏了口袋里的钱。可能中国有的学者会提出，通货膨胀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我认为关键看通货膨胀的决策责任机制，通货膨胀是服从于经济增长还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剥夺，以及国家对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是不是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利益。

五、  对国际社会和平的潜在威胁

马克思经济学在全球基本上没有市场，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引起了世界恐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上个世纪，苏联共产党利用其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向众多国家输出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支持朝鲜、越南等与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 “二战”后，斯大林通过对东欧各党反对派的清洗和镇压，强行推广共产公有制和模式。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欧洲9国GCD（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对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野蛮镇压，造成了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15万人出逃的“匈牙利悲剧”。1968年，苏联纠集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四国出动25万大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飞机粉碎了浓浓改革春意的“布拉格之春”，扼杀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探索。同时，在世界各地，处处与欧美作对，包括支持古巴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门口进行威胁，制造了长期的冷战局面。

中国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惹事的国家。为了推行共产公有化，平息国内的不满情绪，将矛盾转移，在世界上四处树敌。先是出兵朝鲜，与联合国组成的美国等19国联军打仗。一段时期，跟苏联好得像穿了一条裤子，言必称“苏联老大哥”，斯大林死后反目成仇，咒骂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直至发生珍宝岛战争。被逐出“共产第三国际”以后，毛泽东要在第三世界当头，向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柬埔寨等输出毛泽东思想，输出中国革命。为了与苏联抗衡，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法西斯 “红色高棉政权”，在“抗美援越”后掉转枪口，大兵压境打越南，发动中越战争。文革后至今，仍然将欧美等国内定为“西方敌对势力”，与西方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为敌。我坚持认为，一个维护特权统治，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必然是世界和平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对国内民众搞压迫剥削，必然对世界构成威胁。国力软弱时，也许韬光养晦，一旦国力稍有强大，就必然挑战世界，先闹得四邻不安，再处处惹是生非。目的，还是因为心虚，没有底气，害怕丧失特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