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方以智、方中通父子，于国门被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之前两百年，就已经开始比较中西，探究物理，鼓吹实学了。“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实务，各存专家，九流各食其力，听之而已。总为物理，当作格物全书。”梅文鼎更牛，他自己不仅研究数学、天文、历法，成就非凡，还最早提出了“西学中源”的主张，认为“今古中西皆一贯”。

在清代乾嘉学派中，由于“皖派”坚持实事求是，务实忌虚，以古音为准，因声求义，不走吴派“以汉石为准，为师”的泥古道路，致使“皖派”的成就远远高于“吴派”。

散文桐城派姚鼐提出过传统治学三大标准：义理、辞章、考据。曾国藩后来修正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增加了“经济”，即经世济民实学一项，为李鸿章所继承，借以开辟了洋务之风。

“剿匪”和“洋务”，让穷则思变，注重实干，积极进取的皖中读书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政治上终于崭露头角。据说，晚清“合肥帮”势力最盛的时候，竟然有七百多人在朝为官，以至合肥民谚有云：“只要会说合肥话，就能把洋刀挎。”

皖中洋务派的兴起，把脑瓜灵光，善于读死书，追求“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理想的吴中读书人的光环给全遮了，最终导致了“帝党”与“后党”的两党制，也引发了李鸿章和翁同和两人之间旷日持久的“翁李仇隙”。

翁、李两人都以公器为私具，置江山社稷，军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直斗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最后成了压死大清骆驼的稻草之一。那副著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是民间对两人的责怪和讥讽。

简单地回顾历史，比较地域，我们便不难醒悟，皖中地区出杨振宁这么一个顶尖级的科学家，一点也不奇怪，实在是皖江的日月精华所钟，历史的必然。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位科学家身上难免也会带有皖派的精明与功利，投机和世故。你看嘛，

杨振宁早年留美不归，占尽科研地利之便；功成名就后，乘着还有余勇可贾之际，及时赶回中国，既享张先之福，又得学霸清贵，福誉双享，名利双收。而李政道却还在美国上下求索，教书育人，晚年还把自己的个人积蓄拿出来做教育基金，奖掖女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两相比较，我又可以在两人的合照上加注这样的注释：李政道是理想型的人才，而杨振宁却是功利型的怪胎。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李、杨之争的案情上来分析细节。

本来，按照西方的习惯，排名只按姓氏的首位字母在二十六个字母中的顺序排列。如此，L排在Y之前，即李政道的名字排在杨振宁之前。人人都知道西方人这样做为的就是简单、省心，避免以年龄、性别、地位和名爵相论处，导致不快，引发争执。杨在西方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明知入乡随俗之理，却故意冒犯之。

要知道，以年龄大小和职务高低决定排名顺序，此乃老朽中国的丛林文化。杨既然以美国人自居，以新派科学家自傲，为何思想观念却如此落后？

对于杨这种突如其来的悖理要求，起初，李可能只是鄙视老杨的土冒，并没有留意他是处心积虑。等到李政道发现了杨在利用中国人排名先后决定份量轻重、贡献大小的弱点为自己沽名钓誉的时候，这才醒悟过来，看穿了杨的鬼把戏，毅然决定与杨分道扬镳。

世人不明真相，都以为李政道小气，不该因区区排名小事与朋友绝交，从而贻笑天下，孽延后昆。殊不知，排名确实事小，但利用排名抬高自己，贬低同侪即属于恶德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所周知，中国人彼此合作难，难于上青天。古往今来，国人之间合作最好的一例，就是管鲍合作。之所以成功，乃在于阴阳搭配，即一方多占便宜，另一方海涵包容。一旦包容变成不容，合作也就告吹。

李、杨从合作到登上荣誉的巅峰，再到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大洪水过后的巴别塔事件。科研攻关的人，彼此合作，则集思广益，成就斐然，楼高月高；彼此不交流，互相听不懂，甚至彼此倾轧，即使再伟大的工程，也不得不停工。

李、杨之后，华人合作得奖的例子就断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