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文学史”

中国历史上前后出现了众多的文学作品，把这些文学作品作为对象来研究，就有了“文学史”这门学问——这是对“文学史”一词作出的字面理解。但文学史研究者不会认同这样的理解，认为这小看了“文学史”，认为这就把文学史研究者看成了文学评论家，而文学史的目标，那可是要“发现文学发展的规律”。

如果并不存在“文学发展的规律”，那又该怎么办？即使幸运地发现真地有这么一个“文学发展的规律”，它有什么用处呢？是根据它来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者吗？但自古以来不是都承认伟大作品归根结底都是某种自发性的结果吗？李白、苏东坡和曹雪芹是科学真理能够教育出来的吗？

一切科学真理倒是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它能对它所从出的研究对象作出比较完满的解释。我们能够根据“文学发展的规律”去解释文学作品吗？

事实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无数“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是在研究者并没有发现“文学发展的规律”的情况下写作出来的。这似乎表明了：没有“文学发展的规律”，大家照样能够解释各种文学作品，照样能够写出洋洋百十万言的书来。

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单就数量来说，已经取得了绝大的成果，而且这种成果还有不可遏制的膨胀趋势。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文学发展的规律”，但“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却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真地有“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史研究者说不定也会尊重这个“规律”哩。不幸的是并没有发现这个规律。但文学史研究者不能光吃饭不干活，于是不知疲倦地言说着、写作着。既然没有质量，那就追求数量吧。文学史研究者既然不可能根据“文学发展的规律”去解释文学作品，就干脆把文学作品当做自己写作议论文时的资料库。

有一本文学史著作，正是把《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前的那段文字，当成了这样的资料库：“《水浒传》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特点，是……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善于塑造‘圆形’人物……林冲的形象就有一个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粗犷雄豪、敢作敢为的变化过程……当林冲遇到妻子被人无端调戏时，一开始举拳要打，的确不失英雄本色。但一旦认出调戏者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高衙内，林冲‘先自手软了’……当高衙内跑到林冲家去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时，他忍了；在受到诬陷发配到沧州充军时，他忍了；在充军途中，薛霸、董超对他百般虐待，甚至企图在野猪林谋杀他时，他忍了；甚至在得知陆谦、富安奉高太尉父子之命到沧州追杀他时，他还是忍了……经历了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境遇，林冲的性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著作者相信，能够“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为了证明《水浒传》好就好在“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著作者就写出了一连串的“他忍了”，从而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排比。果然是一篇议论纵横的好文章。

这么一来，一篇议论雄文固然是呱呱坠地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水浒传》却被扭曲得七倒八歪。一连串的“他忍了”，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有的即使根据作品的字面来说，也是纯粹的虚构。我们仅仅来看所谓的“甚至在得知陆谦、富安奉高太尉父子之命到沧州追杀他时，他还是忍了”。《水浒传》的相关原文是：“林冲听了大惊道：‘这三十岁的正是陆虞候。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骨肉为泥！’……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次日天明起来……带了刀，又到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日……街上寻了三五日。”

胡适当年还只是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让我们那般不快、那般失望；而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作品不是“任人打扮”，而是任人歪曲。

胆敢对于研究对象唤奴使婢，只会存在于“人文科学”之中。

文学史研究者之所以如此不尊重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单从文学作品那里也能挖出真理的宝藏。而这本身也还是有原因的：研究者对于那些文学杰作最根本的特性——神奇性或者神秘性——没有感受。哲学与科学有着相同的起源：人们被某些现象的神奇意味所吸引，进而想揭示这种神奇意味的实质。

谁只要发现了文学的真理，他就不会轻易使用“文学史”这样的字眼：古今中外的杰作都是本质一样的，哪里有什么“史”可言呢？只有一流作品和非一流作品的差别。所以，像“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样的名称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意味——它对于一流作品和非一流作品不曾加以区分。“中国文学史”这种被稀里糊涂地“创造”出来的词语，应该被分解为两部分：“中国一流文学作品评论总集”、“中国非一流文学作品评论总集”。

《红楼梦》研究归根结底也必须分为两部分：“《红楼梦》中的‘精彩小片段’评论总集”、“《红楼梦》中的‘平常文字’评论总集”。《红楼梦》是数十个“精彩小片段”和大量的“平常文字”缀合而成。“精彩小片段”源于“天工”，而“平常文字”是“人力”之所为。当研究者说“《红楼梦》这部小说如何如何”的时候，那些源于“天工”的精彩小片段实际上被亵渎了。

同样的道理，一首五言绝句中，可能仅只有一句才是源于“天工”，其它三句却不是，所以在进行科学分析时应该被剔除。古人有“摘句欣赏”的做法，而现代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总是把每一件作品都当成一个“有机整体”。

没有科学的文学理论，我们面对非一流作品时可以说一些不算太外行的话；但只要面对那些一流作品，我们一开口就是错误，最多也只能说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齐物论》末尾记载了“庄子梦蝶”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语译为：庄子曾经在梦中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舞着的一只蝴蝶，悠闲自在，不知道自己是庄子。忽然醒来，则分明是庄子。究竟是庄子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一只蝴蝶（现在）在梦中成了庄子呢？]有一部文学史著作对此讲解道：“那种飘然自适，又无所执著的自由和飘逸，构成了一个令人动心的美丽的境界。”三句话中出现了七个形容词，这样的文学评论是形容词堆砌。更严重的问题是：一看见“栩栩然胡蝶”，就说“飘然自适”云云，未免太少见多怪了——如果原文是“飘飘然白云”，不知道我们的研究者该如何面对了。实际上，原文中不同凡响的、点铁成金的文字却是“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研究者没有去注意这出人意表的一问，没有去挖掘这千古一问中含有的深意。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之三》。有一部文学史著作的讲解是：“当陶渊明亲切而简明地描写了荷锄而归的场景时，我们能看出他从劳作之中体验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体会到了简单明了的生存过程。相比起扑朔迷离、矫情伪性的官场来说，田园中劳作生活要更为本真。”

说陶渊明“从劳作之中体验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从原文那里能找到什么证据呢？我们从原文倒是看到了，“自然”从各个方面跟人类过不去：你要“种豆南山下”，我就来一个“草盛豆苗稀”，从而使得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等等等。评论中冒出了“官场”字样也是奇怪的，细想想则知道是因为评论家晓得这首诗乃是陶渊明的作品，而且评论家又晓得陶渊明有过辞官归隐的经历。评论者大概还作了这样的推论：陶渊明既然辞官归隐，那就表明陶渊明更喜爱“田园中劳作生活”，于是就无视作品本身而宣称：陶渊明“从劳作之中体验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

以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的对象、“回到文学作品本身”，这样的口号做起来原来是这样的艰难。“作者及其生平”就像一个魔鬼，总是喜欢在文学研究领域作祟，引诱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自觉地远离文学作品本身。“作者死了”是西方学者说出的名言，我们中国学者大多从骨子里不相信这句话、讨厌这句话。

  把笼笼统统的“中国文学史”分解“中国一流文学作品评论总集”和“中国非一流文学作品评论总集”，一方面拒绝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之诱惑，另一方面则暗含了文学理论的重要性。没有科学的文学理论，我们最多也只能搞出“中国一流文学作品总目录”之类的东西。

作为诗人的林庚对于一流作品的神奇性感受敏锐，但林庚著名的《中国文学简史》只能算是“中国一流文学作品总目录”，因为它对于每篇杰作只有热情洋溢的赞美，就是缺乏立足于科学原理之上的分析与理解。这本书对于李白《白帝下江陵》说的话是：“我们读起来如呼吸在最自由的空气中，这便是思想感情的健康与解放”；对于李白《望天门山》说的话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正是展开着多么自由辽阔的眼界，读了这样的诗，谁能不为之神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