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76) 谭合成 卷八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指着我与张明耻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拼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205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换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来定死刑，杀10个人的判死刑，杀9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