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决策与求同决策，两种决策方法，孰优孰劣？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求异决策是正确的，大有益的，必须的；在获取正确决策时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地区，一个政府部门，一个企事业单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重要决策，如要做到正确或大体正确，就必须实行求异决策。在决策之前及过程中，异己之言比顺己、谄媚之言价值更大得多。要广开言路，允许七嘴八舌，生动活泼的群言堂，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方案，用以补己之不足，补己之短，矫己之枉，力争给决策提供新思路、新角度、新启迪。通过不同主张的辩论、争议、借鉴；从而避免片面性，主观专断。最优决策往往都是兼听、求异决策的结果。 

求同决策，完全是开会走形式，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主张，只追求表面的一致拥护，完全赞成。我们历史上的批武训、批胡适红楼梦研究思想、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历次路线斗争等决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求异、不存异，强求同、求化一，求思想行动高度一致的恶果。如果当初，毛主席能采纳刘少奇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先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急于搞社主义革命，搞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就好了；如果毛主席善听邓子恢等同志的建言献策，就不强搞快搞农业合作化就好了；如果不声嘶力竭,气急败坏的三番五次的大反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而采纳周、陈的主张意见，就不会有五八年疯狂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急于搞三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穷过渡了。如果1959年能采纳彭德怀的上书、谏言、献策，就能使大跃进急刹车，把错误消灭在萌芽初发之中，不致继续祸国殃民，导致三年大灾荒，中华大地呈现：“千村霹雳人遗尸，万户萧索鬼唱歌”的凄惨悲剧。如果能听取采纳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的真知灼见，不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所谓翻案风、复辟风，倒退风，‘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就不会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际是一批斗一整就灵）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十年·····

中央、国家及各级领导，必须广开言路，善听街谈巷议，爱听逆耳之诤言，不同意见。唯有善于兼听、纳谏，在群言堂，经过党内、广大民众发扬民主，百家争辩，百花齐放后，方能作出完善决策，制定出正确妥当的大政方针。最优决策往往产生于众说纷纭，听取尊重不同见地、观点之后。须知：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蜂采百花才能酿出甜蜜。万紫千红、群芳争妍才是人们爱好的春天。古人云：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谔谔。须知：诺诺千夫不能给领袖伟人添一分智慧；而谔谔一士，或许、倒能给正确决策开拓一条新路，提供诸多有益帮助。所以我们的各级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职工代表会、教代会······都不应是诺诺千夫之会，一致拥护，完全赞成鼓掌举手之会。那种把领袖个人早己定好的大政方针政策路线，人事安排强加于代表大会，走走形式；绝不可取。而应允许谔谔之士，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不同意见交流、沟通、争辩，逐渐达到大体一致，而后少数服从多数，再形成决策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