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04-26 张郎郎 财新文化 
1979年3月19日，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中）与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希尔弗斯坦（右）在演奏间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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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杨首席 文|张郎郎 （美籍华人作家）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家庄市河北省第二监狱。在此之前，我先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看守所练了三年闷功。然后，转移到河北饶阳县大狱，又在那里练了三年饿功。六年之后的1974年，我才算熬出个头儿，从死刑未决犯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还带个“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尾巴。剥夺不剥夺，对我没意义，说来可笑，我们这种人还有值得被剥夺的权利么？
对一个死里逃生的未决犯来说，能当个堂堂正正的劳改犯，已经是一步登天。更何况，我将要去的中队，牛啊。要来这儿有条件：必须是死缓、无期或至少十五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来者必须身怀绝技，能说能干、手脚利索，不收等闲之辈。
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人员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办公室，警官抬头看了看我，对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犯人说：“小王，你们给他松开。”那个小王忙上来给我松绑，一边解绳子一边说：“嘿，哪儿是绑人呢，简直是勒猪啊。这么虐待犯人，你可以告他们。”队长一边看判决书，一边笑着说：“你少说两句吧。”我一言不发，心想：这小王胆子也忒大了，跟队长怎么说话呢？这六年里，从没见过犯人当着警察敢这么放话，更没想到警官居然没抽他、没骂他，还笑着和他有问有答。
哦，看来这儿的犯人已经从地狱最底层上升了至少一个台阶。这里的游戏规则和看守所完全不一样了，我不由得暗自心花怒放。
张郎郎，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之子。1968年，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入狱，曾被判处死刑，后在狱中十年。“文革”后平反，后移居香港、美国。上图摄于2010年，作者授权使用。
队长看完我的卷宗，轻轻哼一声：“还是个大学生呢。你们把他送到零修组去。”所谓零修的意思就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重大的恩典。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省公安厅管，专为公安系统服务。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荒诞，有点儿悬。其实细一想你就明白了——这些重刑犯个个都趴在生死边缘的刀刃上。当年，饶阳县看守所的张所长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如今能让你们修车，能不精益求精么？
跟我一样因“反动言论罪”进来的杨秉荪可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判了十年，少了一个“重刑犯”的必要条件，就进不了零修组。来之前，他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可监狱里不管这个，给他分到了施工队。重体力活儿啊。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员的手，用来搬运水泥墩子、水泥块儿——纯属暴殄天物。
他们哪儿知道杨秉荪不同凡响的来历呢。
杨秉荪在红色摇篮里度过了童年。他是个孤儿，在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小学里长大。他是个音乐天才，陶行知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伯乐，特意请马思聪先生、黎国荃先生来指教小杨秉荪们的音乐课。
那个学校有很多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有人说，这个学校相当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儿童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常到这个学校去看望这些成长中的孤儿，杨秉荪等几个尖子学生都把周伯伯当成自己的父亲，周恩来也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杨秉荪20岁，新中国建立。1950年他随中国第一个青年艺术代表团，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去巡回演出，走到哪儿轰动到哪儿。谁会想到，新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能有这种水平？后来，团中几位佼佼者去柏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杨秉荪的小提琴和后来成为他妻子邬漪丽的钢琴都成功为祖国争了光，拿到了金奖。
1951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德国少女向中国青年代表团献花。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几位青年艺术尖子留在苏联留学，杨秉荪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又被送去匈牙利深造。回国后，他自然就分到当时中国最牛的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从工作到1966年，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小提琴练习。小提琴是他事业的根基，是他迷倒众人的魔棒，是他人生征途上的贴身利器。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交响乐《沙家浜》还没上演之前，西洋乐器和它们的主人们，统统都被打翻在地，还踏上无产阶级的无数只大脚。
可杨秉荪依然在偷偷地练琴，把指法与运弓分开来，不让琴发出声音。无独有偶，被打断手指的钢琴家刘诗昆，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他把窗台当作钢琴的键盘。那是一个无声音乐流行的年代。
在“抓出造谣坏人”的一声令下，老杨和我还有成百上千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各个公安机关。这时候，他才第一次不得不和他的小提琴一刀两断。
说来有趣，我和杨秉荪并不是头一次同监，在饶阳看守所我们就是狱友。他曾经给我讲述在匈牙利受到的振憾。1956年的一天清晨，苏联坦克轰轰隆隆开入了布达佩斯，一辆辆战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大地都在颤抖。匈牙利人居然还有零星抵抗，苏军坦克就开炮回击了。老杨住的对面是座五层大楼，炮声一响，这座大楼的一整面墙就咔嚓嚓地垮了下来，似乎是被巨人抽掉了朝向街面的墙，眼前的大楼立刻变成了一台布景。家家依然布置得整齐舒适、井然有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一架斯坦威钢琴。他站在窗口，惊愕，惊讶，惊叹！当年，全北京只有一架德国制的斯坦威钢琴，还相当老旧。在当时，那可是国宝级的稀罕物啦。
老杨如今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那儿教孩子们拉提琴。如果不是他当年在监狱里告诉我，布达佩斯不可思议的文化景观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现在斯坦威钢琴（无论是美国产的还是德国产的）如烂漫山花遍布中国大地，那年头儿谁都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1975年，杨秉荪的天时到了。邓小平已经出山，全国都在恢复调整中，监狱里的气氛也相应好转。地利呢？就是二监是大城市里的一个大型企业，相对稳定，有发展空间。人和呢？我们的费典狱长喜欢读书，还喜欢文艺。他想要让单位气氛焕然一新，把改造思想的灵魂医院推上一层台阶。再说，那时费狱长也想趁机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拼一拼，在劳改系统创出一条新路。
于是，费狱长一声令下，让每个中队都得准备新年文艺节目，优秀节目还可算是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各大队和中队摩拳擦掌，挖掘文艺方面的潜在人才。从艺术团体扭送来的“现行反革命”，原先根本没人待见，觉得这些人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全是废物点心。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些人顿时变成香饽饽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手小左、中央乐团的男高音小王、电影学院的三位青年教师、中央芭蕾舞团的小丁、中国京剧院的小齐等等，差不多都是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时期抓出来各大案的案犯，有的是“造谣者”，有的是“传谣者”，还有写错标语的，喊错口号的，原来分布在各个不同狱所，这时期从采石场的山沟里，从铸造厂大炉边，从青纱帐的玉米地里……一个一个被选拔回来，开始发光发热。
1961年，张郎郎与三姨合影。
中队为了让杨秉荪表演好这个节目，让他写信给前妻邬漪丽，请她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可队长听说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当场就傻了眼，于是，狱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专程到北京去取。
邬漪丽是祖籍上海的华侨，当她听说老杨栽进一个大案时，立马吓蒙了。当时中央乐团被称为“样板团”，邬女士不得不赶紧找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再找法院申请离婚。老杨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干净-麻利-脆就签了。绝对没哽没泪。人家那是什么层次的主儿啊？
邬女士与丈夫办了离婚，保住了政治生命和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同时，她也满腹心酸，为杨秉荪的突变不幸而难过惋惜，也为他们过去共同的日子伤感万分。如今，他人在监狱，老杨的东西就封存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包括那把贵重的小提琴。
二监派去北京的几位队长，到底都是公安战线的老将。几经周折，总算把这把珍贵的琴全须全尾带回了石家庄。当费狱长把这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就双手发颤，那脸上的表情更难以形容，无法描述。仿佛他捧过来的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个“十世单传的婴儿”。 这是我来二监狱后的第一个新年联欢会，我亲眼见到老杨如何乌鸦变凤凰。
一曲《新疆之春》独奏，把六千多男女重刑犯全都镇晕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仙乐岂允罪人听？
你想，他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过去在北京要听他们演奏的交响乐买张票都难，要是古典名曲，更就难上加难了。不但票价高，而且一票难求，所有想听的人，得到东单售票处领号，彻夜排队。北京人那会儿有这么个说法：“砸锅卖铁弄一耳朵贝多芬。”
他的小提琴高水平表演，在二监狱真有点牡丹花喂牛的意思：五湖四海的犯人哪儿品得出这等芬芳？不过，这曲子以新疆民歌为主旋律，至少听着耳熟，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再说，他们此前不大明白小提琴为何物，这回算是开眼了，也看明白了，用脖子夹着，拉出来这么个速度，这么个旋律，再弄出这么个响动——实在太不容易了。
随着《新疆之春》旋律的余音，“杨秉荪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老杨的琴声而屈尊“入狱”，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联欢晚会。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们，有“支左”军队的首长们，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下子，杨秉荪鸟枪换炮，咸鱼翻身了！大队部想把他调到别的中队去，可建筑队的主管觉得天上掉下来这么个活宝，对所有要求一致回答：“没门儿！”
过去，他们让杨秉荪天天浇筑水泥块儿，把他累成了椎间盘突出，疼起来坐不起来、躺不下去，只能整夜趴在床上。如今，他们死活都不让他再去干这种累活了。先把他送到二监狱的医院里，理疗、推拿、拔罐子，中西合璧全活儿，让他好好恢复。平时就让他干点轻活儿，剩下的时间还让他练琴。每个星期他还有机会坐着队长的吉普车出监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他不但放了个大风，也得了点儿口福。
198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影片奖。片子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这片子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更值得一看，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熟人杨秉荪。他和我都是1977下半年被释放出狱的。他回到中央乐团，人们大吃一惊，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后，他的手艺居然没丢。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DVD。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来中国，老杨是主要接待人员之一。首先因为他是中央乐团的副团长，是首席的小提琴家；更实际的原因是，在这些演奏员中他的外语最好。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恩斯特先生和乐团一起排练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杨秉荪就坐在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的位子上。你可以看见，他给斯特恩先生当翻译，向同事们解释其要求和意图。他还陪着斯特恩先生参观、访问、和学生们交谈。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这部片子会有几次让人感动得眼圈阵阵发红。
有一回，我跟狱友老易聊起老杨境遇的变化。老易说：这事儿和中彩一样，没准儿。前两年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听到如此高水平的小提琴现场演奏呢，谁承想这么快就能听到杨秉荪本人的现场演奏。这也是一种运气，一种意外的福气。
我说，就是就是。估计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犯人们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亲耳听到刘秉义的男高音演唱；关在河北深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犯人也没想到，这辈子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英若诚的《茶馆》片断现场表演。你说得不错，这也是一种缘分哪。
这么想来，那年头儿蹲蹲监狱真没什么不好。一来可能你躲过了不少意外之灾。二来每次监狱调动，你永远猜不到，下次你有机会见到谁。众多人物如果不进监狱，也许你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
杨秉荪后来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在那教孩子们拉提琴。谁会想到，四十年前，他和我一起在石家庄河北第二监狱里当劳改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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