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办公楼坐北朝南把守在一条宽阔的土路的西端。这是一栋红砖白瓦的建筑，颇具苏式风格。双扇大门之上镌刻着“１９５８”字样，门前的四根水泥柱子使这栋并不宏伟的建筑略显威严。向东，路两侧散布着服务社、招待所、气象站、医院、大礼堂等单位，一律红砖建筑。墙壁上无一例外红底白字：“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土路的另一端通往一号战备公路。

三百多名同学按照在学校时的规矩，以班级为单位，列队走进办公楼左侧的大礼堂，主席台上高高地悬着一条“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横幅。

团长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之后，宣布说，团部食堂为欢迎新战友准备了特殊的午饭。这时我才注意到，主席台的一侧摆着几个硕大的藤条筐子，上面盖着原本是白色但早变得灰了吧叽的棉被。团长还说，午饭后，由贾参谋长公布分到各个连队的名单。

突然意识到，很快就要被分开，奔赴不同的连队了，同学们顿感分外亲近。我们班的七个女生，面对面地坐在两排长凳上，吃着到达北大荒后的第一顿饭，心照不宣地压抑着难舍的情绪，嬉笑着互道：“这也许是咱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呢。”

我向男生那边瞥了一眼。他们面对面坐着、吃着、玩闹着，只有臧海凝正襟危坐、冷眼旁观。从颐和园游玩以后，他对就我视而不见，我却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老往他那儿瞟。

甜丝丝的烤饼既有点儿像面包又有点儿像馒头，却比面包和馒头都好吃。大家吃着、夸赞着。庆庆戏说，她应该再去要一个烤饼留着，等饿了再吃。

柳云琴一脸正义，批评庆庆自私自利，想多吃多占。

庆庆的脸一耷拉，“又没多吃多占你们家的，管得着吗？”

“当然管得着。”柳云琴义正词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言论谁都管得着。”

庆庆更没好气儿了，“琴子，除了给人上纲上线，你还有什么本事？”

柳云琴猛地起立，气势汹汹地回嘴：“仗你出身好就老虎屁股摸不得啦？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庆庆蹭地跳起来，“就是老虎屁股也轮不到你摸！”

听见这边的争吵，坐在旁边长凳上的男生转过身来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见势不妙，宫苹和另一个女生赶紧拉庆庆坐下，“算了，算了。”

我和其他几个女同学也把柳云琴摁回原座，一边劝解道：“别吵了，别吵了，影响不好。”

在火车上，我和宫苹、庆庆就商量好了，到了北大荒，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把我们三个人分开。我们多虑了，午饭后公布分到各个连队的名单时，同班来的十五个同学以及外班的六个同学一块儿被分到二十一连。

庆庆对跟柳云琴分在一个连队又是摇头又是撇嘴又是斜眼得老大不满意。

宫苹小声安慰她说：“知足吧，至少咱们仨在一起。”

我也劝她：“琴子就是这么个人，你跟她计较什么劲儿？”

二十一连派来接知青的女排长殷向东俨然一副公事公办不苟言笑的干部模样，同学们一个个毕恭毕敬轻声慢语，连最调皮的陈勇都中规中矩，不敢造次。

点过名以后，柳云琴问：“排长，咱们二十一连在黑龙江边吗？”

殷排长指点着方向说：“咱们连队位于团部东北五公里的一号战备公路北侧，离黑龙江不过二三里地。”

我和宫苹、庆庆互换了一个欣喜的眼神。

臧海凝问：“那咱们连有在江边巡逻的任务吗？”

“有。每天通宵都有巡逻小组在江边执勤，这是咱们连队抓革命促生产、屯垦戍边保卫祖国的任务之一。”

像林子里突然飞来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那就是说，咱们有枪可扛啦。”

“真要开打，咱们连肯定首当其冲啊。”

“嘿，不但来到了北大荒，而且还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安营扎寨！”

“哎呀，没治了！”

“太来劲儿了！”

殷排长提高嗓门：“来，大家把行李搬上马车。”

随着这一声令下，同学们雷厉风行，很快就放好了行李，三辆三套马车一辆接一辆地走出我们还没来得及熟悉的团部，走向苍茫的原野。

九月下旬的北大荒，绿色已然褪尽。原野平展得一望无际，地连着天、天连着地，无限广袤、无限辽阔、无限深远。走在这天与地之中，三辆马车显得单薄渺小，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显得更微不足道。

到达二十一连时已是夕阳西下。没有电影里看到过的贫下中农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场面，也没有老知青欢迎新战友的手足情深，连在团部看到的诸如“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标语也一幅不见。营区静悄悄的，静得让人不敢大声出气，静得使人怀疑这里是否真有生龙活虎的兵团战士。可是，一排排柴火垛后面，模样大同小异的土坯房、茅草房顶上，烟囱里袅袅上升的炊烟分明告诉我们：到地方了。

虽然并没指望走进一座沸腾的军营，但也太死气沉沉了，这也能称得上是个“连队”？

庆庆显然与我有同感，俯身贴在我的耳边说：“我怎么觉着还没到冬天，这地儿已经开始降霜了？”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不知说什么好。

马车停在一排低矮的房子前。谢天谢地，我和宫苹、庆庆幸运地分在一个屋，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天遂人愿吧。屋里没人，正中间的上方，一根孤零零的电线吊着一只赤膊的灯泡和细细的灯绳，我过去拉灯绳，灯没亮，不甘心，又拉了几下。

庆庆嘲弄我：“傻不傻啊你？没电再怎么拉也是没电。”

我没理她，打量了一下昏暗的房间：进门左手是炕，炕头一侧留出够放三个铺盖的空间，然后是五个并排的铺盖。对面是一个从墙这头到墙那头的双层箱子架，留下的空当也正好放我们仨的箱子。炕和箱子架之间是大约两米来宽的空地，摆着脸盆、小板凳什么的，有人已经为我们的到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人呢？

指挥搬箱子的时候，殷排长叫我们五分钟之后集合，带上餐具去饭堂吃晚饭。不敢怠慢，从行李里掏出餐具，立马出去集合，出门便见柳云琴已经在集合地点跟殷排长聊得火热了。

黑乎乎的饭堂里，凭声音隐约可辨就餐的人们围站在十来张大圆桌旁，说话声、喝粥声、咀嚼声混成一片。啊，原来人都在这儿呢。

没有谁注意到我们这一行鱼贯而入的新知青。这样反而好，我想。不然，众目睽睽的，多别扭。

不知是灯芯质量有问题还是灯里的煤油将尽，打饭窗口的煤油灯营养不良似的把窗口周围照得昏惨惨的。我们学着殷排长的样子打开饭盒，一手托盒，一手托盖，将盒与盖一齐伸向发饭的人。发饭的人无言地往每个人的饭盒里盛一大勺温乎乎的棒子面粥，然后在盒盖上放一块沉甸甸的月饼、两筷子咸菜。我们走到离打饭窗口最近的两张大约是专门留给我们用的大圆桌边。稀溜溜的棒子面粥香香的，跟在家的时候自己做的味道不太一样。可那“月饼”一口咬下去才知道，是瓷瓷实实不带馅的棒子面蒸饼，根本就不是什么月饼。

庆庆嘟囔说：“中午还是教工食堂的伙食呢，晚上就成了民工食堂的配给了。”

我刚想笑，一下咬了舌头，疼得捂着嘴，狼狈不堪。

一个高个子身影从我们桌边匆忙走过，到打饭窗口打了饭，转过身，停了下来，大声地吸溜了一口饭盒里的粥，那声音之大，显然是饿得不善。他抬起头，在黑暗中巡视了一下，发现了我们这批新来的。

“哎，欢迎新战友啊！”他说着走到我们这边，他的嗓音比他喝粥的动静柔和得多。

鉴于初来乍到的腼腆，没人应和他。令人费解的是殷排长只管吃饭，也不主动介绍。对此他似乎并不介意，继续说：“新战友们一路风尘仆仆，辛苦啦。很抱歉，虽然到家了，可没有好东西欢迎你们。上个月，咱们团的面粉厂失火，把整个厂房和仓库都烧了，现在咱们吃的是兄弟团支援的粮食。不过，今儿晚上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休……”

他的话还没说完，饭堂里霍地大亮，来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饭堂里已经只剩下我们这帮新人、不苟言笑的殷排长和这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膝盖上打着大块补丁的老大哥。

“老大哥”一头蓬松的软发，细眉长眼，嘴角带笑，让人感到此人面善。他又瘦又高，可又不像很多高个子的人那样习惯性驼背。他用温和的目光巡视着我们每一个人，随意自如，我们也都新奇地观察他。这是到达连队以后，第一个主动向我们打招呼的人。他自我介绍说是从哈尔滨来的，叫司马建平，“大伙儿都叫我司马。”

从来不失时机的臧海凝脸上一副“考你一考”的神气，问：“请教司马兄是中国古代哪位同姓先贤之后？”

司马头一歪，笑道：“哎，你这个问题有意思啊。嗯……即便祖上与哪位先贤曾有渊源的话，顶多不过是个给错将公当马弁的小厮啥的，大约活干得好，赐了这么个姓儿。”

司马的话让大家忍俊不禁，尽管我敢肯定，在场的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并不知道他说的“错将公”是谁，只有殷排长和柳云琴没笑。臧海凝的表情略显不自然，正要再说什么，殷排长插进来，催促同学们赶快把饭吃完。

看了看手里的“月饼”，黄澄澄的，印着一溜牙印，实在咽不下去，我把剩下的半个“月饼”放回饭盒盖上，只把饭盒里稀溜溜的粥喝了。

殷排长说马上就要开全连大会迎接新知青，叫我们把饭堂里所有的圆桌都挪到墙边，腾出中间的空当。没等我们动手，一阵有节奏的哨音划破营区的寂静，殷排长和司马赶紧跟我们这帮手忙脚乱的新知青一块儿把圆桌都搬开了。

不多时，全连老知青和老职工都挤进饭堂，耀眼的五百瓦大灯泡映衬着一张张陌生的脸。我们新知青在会场前排席地而坐，还没来得及洗刷的饭盒捧在手里不是，放在地上也不是。司马把大家的饭盒收到一起，暂时堆在离我们坐的地方最近的一张桌子上，站在一边继续狼吞虎咽地吃他的“月饼”。

饭堂里热闹起来，很多人在我们背后走动，嗡嗡的说话声越来越响。我不敢回头，怕被人注意到。一个中等身材、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的人，站在会场前方的一侧，静观乱哄哄的会场。此人壮实、粗粝，标准的长方形脸盘，沉重的上眼皮下射出严厉的目光，狭窄的额头上挤出几道又厚又深的沟壑，年龄嘛，可能在三十岁和五十岁之间。

我把身体探到宫苹和庆庆之间，小声说：“瞧那人，像不像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

宫苹悄声说：“掌嘴。”神态严肃。

庆庆问：“谁的老丈人？”

没待我直起身来，“胡屠户”走向会场前中央，我赶快换上一副郑重面孔，正襟危坐。“胡屠户”大声地叫大家静一静，并宣布“欢迎新战友”。这个标准的北方汉子，一张嘴却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会场很快安静下来，原来，他就是二十一连的指导员，叫贺长江。贺指导员说连长到团部去开紧急生产会议，还没回来，他代表连长和连党支部欢迎从祖国首都来到黑龙江边的知识青年。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是一九六五年八月随转业大军来到北大荒的，组建兵团后被派到二十一连当指导员。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有时候，好人还真不见得都就长得顺眼。

接下去，发言欢迎新战友的是个叫陈晓辰的上海知青。他用了几个排比句和一个挺形象的比喻，颇显文采。其他发言的人，有的罗列口号；有的强调屯垦戍边保卫祖国，有的突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指导员显然体谅我们远道而来，一路风尘，需要休息，没有安排过多的人发言，但在宣布欢迎会结束前，他问：

“你们新知青，谁想说几句，表表决心？”

指导员话音未落，柳云琴就举起手，落落大方地说，她想表个态。

指导员说：“好，好，到前边来，到前边来。”

柳云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面转身面对大家，然后展开手里的纸，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大声念道：

“我叫柳云琴，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我是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自愿来北大荒，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我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老同志学习……”

我吃惊地看着柳云琴，又看了一眼宫苹，她的目光里跟我一样流露着意外和惊讶，再看庆庆的表情是惯有的不屑。

那天晚上，躺在炕上还像是在晃动的火车上，我很快就坠入了一片空白。

有人在推我，“快起来！有情况，紧急集合，快起來！”

蒙蒙眬眬听见一阵阵哨子，刺耳又急促。勉强睁开眼睛，黑暗里，老知青们在忙而不乱地打背包，我还没钻出被窝，她们就已经都跑出去集合了。我和宫苹、庆庆摸索着穿好衣服，又磕磕绊绊地从黑洞洞的屋里出来，走进茫茫黑夜。啊，伸手不见五指，一下就清醒了。心怦怦地跳、神经绷得紧紧的，即害怕又兴奋，我使劲儿一边一个挽着庆庆和宫苹的胳膊，深怕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底深渊。

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印象中隐隐约约的一条路走去。集合队伍呢？其他的同学呢？是苏修打过来了吗？怎么没有枪声？苏修会不会趁虚而入，抄连队的家？刚一到连队就掉了队，这可如何是好？

黑暗中，都快撞上了，才看见一个黑呼呼的巨人，手里提着根棍子，至少在我听来是恶声恶气地，喝问：“什么人？”

庆庆战战兢兢地回答：“新来的。”

这时，两个同来的男生也跟上来了，问：“是苏修打过来了吗？”

那人的口气缓和了许多，说：“这是演习拉练，你们坐了好几天火车，挺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早上起来一打听，昨晚，同学中只有柳云琴和臧海凝跟上了演习拉练队伍。除了我们几个没跟上队的，其他同学一觉醒来，夜里发生了什么，根本就不知道。

早饭以后，指导员把我们新来的这帮同学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同志们，不能因为是新来的就放松警惕啊。你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他老人家把你们派来屯垦戍边，不是叫你们来睡大觉的……”

指导员表扬了柳云琴和臧海凝，批评了其他的新知青。

从北京出发时还是“同学们”的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从同学到同志，从学生到兵团战士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