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前那些日子，被《中国时报》派到香港的何频成天忙于采访各界人士，迎接“一国两制”历史性试验，但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新闻网络平台的念头，萦绕于心，就要成形……就在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他遭遇重大不幸：母亲在家乡湖南突然遭遇车祸不治 第一章 多维的创世纪（上）
《多维十年》连载之三 高伐林《外参》月刊2010年
任何彻底追踪一件事起源的事，都往往被证明是吃力不讨好。 作为多维新闻网唯一的创始人，何频显然缺乏历史意识。他竟记不清多维“一朝分娩”的“生日”——只记得是1999年，但说不清是哪一月哪一天；再往前追溯多维“十月怀胎”的起始日呢，他更没有印象了，依稀记得，萌生建立一个中文新闻网的念头，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某天。 何频对自己记不得，倒很是无所谓：记不得就记不得了，本来就很不喜欢社会上各种“周年纪念”，大多沦为官式过场，甚至堕落成政客和投机者作秀的场合，失去了本来的纪念意义。“在多维，我从未搞过‘周年庆典’——多维的价值不会由这些东西来体现！”他回忆，多维创办初期，一位日本教授来采访他，也问到“何时创办”这类细节，“刚刚过去才几天呀，我就记不清，何况又过了十年？” 那么，多维新闻网发出的第一条消息是什么？何频仍然“失忆”——当时，他完全沉浸在巨大的狂喜之中，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声音是粗是细，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孩子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跟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一起成长 何频自称“接触电脑，在华人媒体中算早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何频就对这个新奇的玩艺儿发生了兴趣。 1946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电脑，但是直到1981年8月12日，美国IBM公司推出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PC），该机采用Intel 8088微处理器，运行微软公司专门为之开发的MS-DOS操作系统，电脑才从“笨重的大铁柜”，开始变成与电视、冰箱一样进入家庭、供个人使用的日用设备。 当时，中国一些政府机关购置了一些电脑，用来储存和处理数据，进行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管理。邓小平说过：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然而，那时的中国，连大人都没有几个接触过电脑，何谈娃娃？ 何频却很幸运，与中国计算机研究开发最顶尖的重镇之一国防科技大学六系的师生，有过很多接触，还进过核工业系统在北京的研究院的电脑中心——“那时都叫‘机房’，都是一排一排巨大的机器，进‘机房’都得穿白大褂。” 八十年代中期，何频在中国《深圳法制报》工作，特区确实有点“特”，报社比较早地从用铅字改成了电脑打字、排版，不过那时排版后还要出菲林，编辑们也不能直接接触电脑，都是由专门的打字员、技术人员上机。何频是负责内容编排的编委兼新闻部主任，经历了从铅字排版到电脑排版的转变过程。 何频特别提到一段故事：1988年左右，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的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与万润南的四通公司因为科印排版系统产生法律纠纷。何频介入这个案子非常深，长达几个月时间，在北京、深圳等地进行调查采访。他回忆说：那时我比较倾向于官方的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一边，《人民日报》一位相熟的资深记者就出面牵线，由最近刚刚去世的中纪委书记李昌的女儿、万润南的妻子李玉出面，代表四通公司，在北京友谊宾馆请我吃饭。这位记者说：你怎么站到官方那边、站到民营企业家的对立面？以你的性格，你会跟万润南走到一起啊。 这个案子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说了。通过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报导，23岁的何频对电脑排版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何频说，我与万润南及其部下做过“对抗式”交谈，我当时的观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知识产权，所有人都要尊重，涉嫌侵犯者，不能因为其民营企业家或者国营企业的身份，就被豁免。 有趣的是，不打不成交，何频与万润南后来果然关系密切了。 迄今不会中文打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加拿大的何频，以记者、中国问题评论家的身份活跃于华人社区，1991年，他与柳青合作创办了明镜出版社，又增添了一个出版家身份。 一位后来海归，成了国内IT界领军人物的朋友，帮何频装配了一台286个人电脑。286电脑，早在1982年就发明了；1985年IBM推出了下一代386，1989年4月10日，更新一代486也已经问世，不过价格让何频不敢问津。他装的这台286，内存才16MB，虽然微软视窗已经发明，但还未普及，多数电脑用的还是今天看来十分落后不便的DOS操作系统。但足以启发何频的想像力。他对电脑无限的潜力和前景着了迷。 与个人电脑的爆炸性发展相平行，孕育于冷战、由美国军事部门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也在突飞猛进。1982年，基于TCP/IP协议的Internet初具规模；1989年，欧洲专家创立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的雏形：通过超文本链接，生手也可以轻松上网浏览，这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 何频回忆说：“当时，我在多伦多大学挂一个虚名，常常泡在图书馆，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很多，在他们当中算一个专业人士。因为我常常发表评论文章，又有一些中英文的媒体采访我，在社区我成了一个有名人物，认识的能人就多了。”他认识了滑铁卢大学一位姓朱的博士生——此人是中文电子媒体的开路先锋之一，创办了在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中很有影响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互联网、万维网在中文世界都还在草创阶段，不过校际之间e-mail已经开始普及，《华夏文摘》每一期出版后，都是通过e-mail发到各大学留学生的信箱，学生们把它打印出来，再复印装订，辗转流传。 何频说，《华夏文摘》后来有了名气，这位创办者却退出了。“我很敬重他，不过，他当时力劝我参与，我还是婉言拒绝了——我想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不想参与搞社团。” 尽管没有参与，但是何频在与老朱及其他朋友的交往中，受到了关于网站、电子杂志的启蒙。何频请留学生帮忙，早早地申请到自己的电子信箱（不是学生，当时还很难申请到电子信箱呢），也很早就学着输入中文——不过，朋友中传为笑谈的是，何频迄今没有学会用键盘打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文输入法百花齐放，不论是台湾推出的仓颉，还是海外华人发明的下里巴人，以及中国大陆开发的双桥、中文之星，何频一概茫然。他是湖南人，分不清国语中的“四”与“是”、“京”与“津”，甚至“洪”“恒”不辨，拼音输入自然是甭想了；而五笔输入之类，何频更不耐烦，“我是个急性子啊，一个新东西若要花5分钟以上才能学得会，我就没有耐心了”！ 何频另辟蹊径，用上了手写输入系统，用一支电子笔在一方电子写字板上龙飞凤舞。好在何频多年当记者，练得写字速度飞快，如今甚至可以同时在网上与天南海北的几个朋友分别笔谈——反正，只要电脑软件足够聪明，能识别他那一笔自创何氏草书就行。 何频的电脑不断换代：386、486、586、奔腾1、奔腾2……换了一台又一台，越来越跟紧了IBM的升级步伐，他用的软件也与时俱进。他搞出版，更尝到了电脑和互联网的甜头：作者在北京或者上海，书稿刚杀青，下一秒钟就传到远隔重洋的加拿大或美国去编辑、排版，随后又传到万里之遥的香港、台湾去印刷、发行……全球性沟通联系全在一瞬间！当何频半夜三更在多伦多面对闪亮的电脑屏幕，同时与身在华灯初上的洛杉矶的作者、身在晨光熹微的欧洲的书评家、身在艳阳高照的香港的装帧设计师，商讨某一本书的呱呱坠地，他真正体会到了“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在华人出版界，明镜是最早运用互联网的出版社，编排，校对、传输，不仅降低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那么多海外的华人出版社出了一、两本书之后就难以为继，而明镜能够在这么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出书频度、坚持下来，这就是原因之一。” 一波三折 刚来加拿大不久，何频碰到了他命运中的“福星”。 “我到海外来，之所以能很快开创事业，没有像其他一些知识精英那样指靠基金项目的经费，也没有像许多新移民那样洗盘子送外卖、靠体力打拼维生，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这位‘福星’。” 那是1989年年底的一天，何频从加拿大的温尼泊来到多伦多，第二天去唐人街逛书店，发现了一份《时报周刊》。这份周刊是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的子刊，基本上是报导台湾事务，只有两三篇关于中国大陆的文章，都是中国大陆背景、比较有名的人写的。何频脑子一转，立即动笔，写了一篇关于朱厚泽的文章，按照杂志上的加拿大地址寄过去。 没想到，当天就接到了《时报周刊》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叫杜念中。这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杜念中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记者，是位很有学养的谦谦君子，担任过在大陆学者中名气很大的《知识分子》杂志的执行编辑，对中国大陆有很深的研究。他后来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就像我的兄长一样，在很多关键性场合，帮助我、提携我，直到他当了台湾《苹果日报》社长之后的今天，都是如此。” 正是因为杜念中给何频打了这一通电话，后来邀请何频经常性地给《时报周刊》写稿，给他相当高的稿酬，何频得以靠写作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过了一段时间，杜念中又聘请何频为《时报周刊》的特约主笔，除了稿酬，还给他固定的薪水。 何频就此走上了在移民中很独特的道路：靠写作在加拿大立足。“我不仅给《时报周刊》写稿，同时还给日本、香港和美国等各地的报纸、杂志写稿。我记得一件很得意的事：有一次我一通宵没合眼，写了一万字，投给日本《读卖新闻》月刊，他们给了我5000美元稿费！所以我那段时间的收入，在同时来海外的新移民当中，算是比较宽裕的，这才能使我保持独立性——这很重要啊，经济是基础嘛！” 1992年，何频去台湾，《中国时报》的老板余纪忠先生约他去谈话。“余先生年轻时到英国留学，赶回国参加抗战，到台湾后创办了《中国时报》。他是一个国民党元老，又是一个很自由派的媒体的领袖。余先生特别喜欢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跟我谈话后，就邀我正式加盟《中国时报》——以前我是‘特约主笔’，不算正式雇员。” 1993年，28岁的何频携家带小，从多伦多来到了纽约。一方面担任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的记者，一方面担任在纽约出版的《中国时报周刊》的主笔、副总编，后来，他又被聘任为《中国时报》的主笔之一，为此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台湾。 《中国时报》是统辖多个子报、子刊和出版社的报系，现在地位与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但倒推20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拥有五千多名职工。在“亚洲四小龙”之一、“钱淹脚目”的台湾，《中国时报》是最财大气粗的两大报系之一，也是华人世界中举足轻重的最重量级媒体之一，文化色彩也最浓，台湾许多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都是从《中国时报》出来的。何频告诉我，“当今台湾的行政院长吴敦义，曾是《中国时报》的记者；现在人气极高的龙应台，那时是《中国时报》驻德国记者。记得她曾经与我有过传真往来，提到中国大陆政府‘好像在清朝时期’——她写信去大使馆要求采访，大使馆根本理都不理……《中国时报》出来的媒体领导人，就更数不过来了！” 《中国时报》内部很早就建立电脑系统，将编采联为一体。身为该报主笔的何频，很早就与这套系统打交道，进一步领悟了网络运营中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中国时报》又是最早建立电子版的中文媒体，虽然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囿于主管的认识水平，《中时电子报》只是印刷版在网络上的延伸，每天只出版更新几次，将当天报系各报的印刷版的内容选发上网而已，但毕竟称得上华人媒体中的先驱之一了。 在这套体系中耳濡目染的何频，眼界大开。他对媒体的每个种类、每个环节，都发生了兴趣，包括对通讯社——他既就近观察台湾的中央社如何发出新闻稿，也回忆在国内从事媒体时接触到的新华社和中新社的作法，还研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的规范…… 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谙熟中国大陆情况的何频，被老板余纪忠先生看中，调到香港，报导这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在那里，何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媒体打交道，时代－华纳公司的一个朋友鼓动他，并帮他写了程序，申请域名，建立了明镜出版社的网站：www.mirrorbooks.com。 何频告诉我，香港回归前那些日子，成天忙于采访各界人士，经历香港与中国迎接“一国两制”历史性试验的筹备，但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即时的、多元的新闻网络平台的念头，更日夜萦绕于心，好像就要成形……然而，就在这个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何频遇到了重大不幸：他的母亲在家乡湖南突然遭遇车祸不治，享年仅51岁。 这对何频精神上的打击，说是“摧毁性”也不为过。母亲是何频最亲的亲人，他的天宇塌方了，他的躯体和心灵，一下被抽成了真空——他放声号哭，无法想象失去了母亲，无法想像失去了母亲的世界，也无法想像失去了母亲的自己的人生。 何频在痛彻心肺的哀恸中十万火急地办好手续赶回家乡，安葬了母亲。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了那几个白天黑夜的。他回到香港，像害了一场大病，身心很长时间都恢复不到原来的轨道，时而谵妄，时而茫然。尽管每天都接到妻子、孩子关切地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众多好友、同事也百般劝慰、宽解，但他的心灵，粘滞在最低潮无法自拔，别说事业了，似乎对人生都失去了兴趣。那时，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我在内，都担心，何频在精神上好像已经随他挚爱的母亲而去…… 关于创办中文新闻网的设想，自然也被无限期搁置了。（未完待续） 老高补白：记得那一次何频从香港回大陆奔丧，也经过了一番周折。而在家乡湖南，他被国安人员约去长谈（喝酒还是喝茶？）。后来写了一篇追记，在我当总编辑的《中国时代》杂志发表，记忆之中很是不短，占了好多页篇幅，详细叙述了与国安谈话的内容。一晃20年了！真是光阴似箭。——2017年3月22日 近期图文： 多维创办人何频告别多维的一段秘辛 多维创办人后台金主是谁？人们各有答案 造访纳粹德国集中营的样板——达豪 刚通过的中国民法总则混入了一条恶法 袁世凯的成功与失败两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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