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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大约不到十天，一天晚上，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把他找到省卫戍司令部谈话，华说：“根据道县驻军支左办的要求，目前道县没有领导干部抓工作，希望你回去主持一段工作，你回去配合部队好好地抓一段吧。”征求黄意见如何？黄说：“省领导对我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感到回去的困难太大，很多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很难胜任省领导的要求。”华国锋说：“有什么困难就当面讲吧，能不能胜任的问题就不要讲了，省革筹已经作了研究，还有当地驻军支左部门支持你。你就讲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吧。”黄义大说：“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县里领导干部全被打倒了，职能机构也都瘫痪了，现在要做大量的恢复工作，首先就要有人去办，各方面的责任必须要各部门去承担，光靠少数几个人和支左部队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议道县能早一点把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便有一个领导核心，再逐步地把一批干部扶起来，让他们大胆工作……第二，道县被杀了这么多的人，将人杀了以后，就将全家的衣服、粮食全部抄光了，房子也被强占了，这些被害亲属现在均流落在四方，据反映全县被迫跑出去的不少于两万人，这些人在外无衣无食，无家可归，到处流窜，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作为道县的父母官，回去以后，必然要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冬天来了，这些人回来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实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第三，道县在短期内杀了这么多人，群众义愤很大，特别是广大受害亲属，迫切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不处理不行，处理不好也不行，我的意见是：杀四类分子的先放一放，以后再说，现在首先要把那些报复杀人、杀夫夺妻、杀父夺女、强奸杀人、谋财害命、亲自开口杀人和幕后指挥杀人的追究责任，绳之以法，情节恶劣者，必须严惩不贷！”华国锋说：“关于成立权力机构的问题，你们可以快一点，我看你们就不必搞什么筹备小组了，可以做好工作，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步合成一步走算了。关于杀人的处理问题，待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将情况搞清楚，将各种类型的底子摸清，看看要依法处理的面有多大，你们写一个意见报上来，当前除了那些继续危害人民和那些罪大恶极准备逃跑的个别人外，一般的暂不要动他，以后待制定好一个政策再统一处理。关于将那些被害者亲属找回来，并妥善予以安置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又很现实的问题，我看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尽快地将他们找回来，不要让他们在外面再流浪了。至于目前的生活困难问题，你就带点救济款回去吧，你看要多少钱？”黄义大大胆地说了一句：“先要四十万。”（当时四十万，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华国锋二话没说，就叫秘书给省民政厅负责人写了一张条子，同意如数拨款。就这样黄义大到学习班办了离校手续，于一九六八年的元月六日回到了道县。

回去以后，除安排了专人班子处理被害亲属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外，黄义大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深入广大农村，了解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帮助恢复生产，作好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以便来年不饿肚子。为此将各区、社抓生产和工作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第二件事，下决心将全县人民都关注的大屠杀的盖子揭开。

这时驻军6950部队，主要精力集中在抓道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道县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黄义大被任命为道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由驻军6950部队政委孙润清兼任。革委会整个权力机构仍属军管性质，委员会下设机构的各负责人，正职由部队同志兼任，副职是地方的，而且也是由军方直接指定的。

县革委会成立后，3月下旬，黄义大与6950部队领导在县三粮库（东门县委党校）召开了有各单位领导与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以及与杀人有牵连的250余人的揭盖子学习班。6950部队参加主持和领导的有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股长吴荣华。学习班上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斗、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大家揭发检举，在杀人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允许平等的、充分的申辩自己的意见和揭发别人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区、社均成立了专案小组，会上揭发出来的问题再拿到下面由各区、社的专案小组分头调查核实。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召开的消息很快传开，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用亲身的事实进行了揭发控诉，有的从边远山区赶到县城来进行血泪控诉。

据原6950部队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回忆：“杀人风平息后，我们发出通告，限令‘红联’、‘革联’将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促使两派群众大联合。1967年3月底到4月初，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我们与县革委会一起办了一个学习班对杀人事件进行调查。我们专门抽出两个连队，深入到每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进行调查、落实、安抚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队逐人作出登记。基本上核实了那次杀人大约有6000多人……”

这次学习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开了21天，经过上下核实，初步查明全县被杀人数在6000人左右。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出了《道县大屠杀数字统计表》，《关于道县人武部几位领导制造大屠杀的言行》、《道县大屠杀情况的调查材料》等学习班文件，上报零陵地区革委和省革委。在这次学习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属的揭发材料外，还有部分“红联”头头的检讨揭发材料，极个别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判，如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因亲自开口指示杀人，在会上与揭发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队支部书记唐芳明等人当面对质，并当场低头认罪。笔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杀人案例，有十例出自这次学习班，当时被称为十大典型案例。

“揭盖子学习班”召开期间，出了一件意味深长的小插曲：学习班召开不久，县武装部靠县委会的间墙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匿名打油诗，这在旧社会叫做揭帖：

小小公鸡莫耍雄，

哭的日子在后头；

左手拿你砍一刀，

右手抓你进鸡笼。

看到这首打油诗，主办学习班的人都很震撼。黄义大找到6950支左部队的领导说：“这次大屠杀，杀人人数这么多，手段这样残忍，简直无法无天，像这样不经上级机关批准，随便将人抓起来就杀，比捏死个蚂蚁还容易，这还了得？如果不彻底揭露，严肃处理，不仅丑化了我们党的形象，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现在这帮人还是这么猖狂，不把大屠杀的盖子揭开，我们决不收兵，大屠杀的事实真相一天不搞清，我们这个会就一天不散。”6950部队的领导对此亦深有同感。

刘香喜作为县革委常委分管财贸工作，对这个学习班本来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自己对道县的文化大革命贡献最大，对杀人风抵制最得力，但是革委会成立只让他当了个常委，心里很有些失落感，不想再多管闲事。看到这首打油诗以后，气得老毛病犯了。他找到黄义大说：“义大书记，还等什么？……赶快整材料上报，把这帮家伙杀他几个，关他几个，撤他几个……”黄义大说：“现在首先还是查清问题，提高认识，处理人的事放到运动后期再说吧。”刘香喜说：“义大书记，你就是太心慈手软了。”黄义大说：“香喜同志，我不是心慈手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处理人的问题要慎之又慎，人头不是韭菜砍掉了还会再长。再说国锋同志也指示了，处理人的问题放在后一段由省里统一拿一个政策出来。你放心，有这些材料摆在这里，铁证如山，跑不掉的。”

黄义大为什么这么大意呢？做了初一，不做十五呢？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面有戚戚焉，呐呐道：“唉！就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我又把这个问题问过一位与黄义大十分熟悉的道县老干部。该干部说：“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想过很久……分析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一是以为材料在手，铁证如山，随时可以拿出来；没想到，真实情况我们虽然清楚，但上级领导不一定清楚。二是当时‘地富组织黑杀团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反过来杀地富……’这个谣言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把杀人事件的本质歪曲成了贫下中农的过激行动。三是当时杀人时打着保卫红色政权的旗号进行的，杀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依靠对象，被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革命对象，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就输了一着。四是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本质和残酷性反复性缺乏认识，认为大局已定。五是对这帮杀人者的社会能量估计不足。六是黄以大本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太深……总之一句话，当时太幼稚，想死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看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