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你的来信，自从得到玲的噩耗之后，我怎么就中断了给你的回信，转眼半年多，心里廷不踏实的。她去世前，我曾经梦到过她面对一堵高墙，墙顶陡峭，倾斜，这必是玲内心压力，痛苦的反映，翌日我给她家去了电话，我多么想和她谈一谈啊，她躺在医院里，身边没有电话。
   
   九四年秋回国相见，只感到她心神恍惚，没想到那是她香魂离恨天，只留下纤纤身影之际。我相信玲穿过死亡的黑洞，豁然扑向大光 时候，此生此世的心结，情结也就解开了。
   
   生死是个哲学命题，在属世哲学中，似乎从来没有定见。很有意思，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关心“死”这回事，如果死亡是终结，“活着”尤其是活得短暂，那真是妄然。恩债、罪债、亲情之缘还有种种夙愿都未了结也就不了了之。虚无主义由此而滋生。

   
   文革中，死亡这件事，变得格外尖锐，而且残忍，那就不是一个儿童的幻想，关于人死后就飞到月宫里去的梦所能承担了。我可以选择极端的尖锐的题材，比如：恐怖、死亡、背叛、怯懦。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表现”这个层次上而没有指向和转化，那就是另一种罪过了。散布绝望，是二十世纪文学作品的滥觞。
   
    二.
   几年前我曾经很绝望,我这个人真是把”绝望”这杯酒给喝足了.你知道我一旦迷上什么，往往不给自己留后路，走到绝路上，就得寻求突破，突破――首先是内省，即否定自我,一个人必须拥有更厚实的底质，才能面对自己和现实。我确实没想到在对耶稣基督的追求中（起初仅仅出于生存困境，和求个平安），不但获得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而且在文学观念上有了突破和翻转.新约约翰福音中有个故事，就是在一个婚宴上，主人家的酒用尽了，耶稣在场，他吩咐人将六口石缸倒满水，又吩咐人舀出来，水立即变成酒。这个神迹。令我着迷不已，后终于明白这个质变事件所蕴涵的属灵价值。
   
   由此及彼,也就是在我们的旧生命中一旦介入了新因素,生命会发生质变的道理.即水变为酒的神迹.
   
   对于使旧生命能发生质变这件事.确实值得付代价.
   
   中国文学、美术、音乐，基本上是阴性的，没落味太重了，缺乏阳刚之气。但是她的吞吐量特大.有人把中国的灾难归到文化的头上.这没讲到根子上.其实一切的灾难根源是人的罪性.而中国文化则是需要更新而不是消灭.也消灭不了.
   
   的确,经过共产主义的涂毒,这个民族的灵魂已被戟戳的七零八落，弥合不起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需要救赎的命题.而不是文化命题.若论到文化,中国文化欠缺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灵性层次缺少外来因素.这个外来因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这个外来因素.而是能产生质变的哪个因素.不是超越界的真信仰又会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时,正是那些玩世不恭的艺术家们创造了激动人心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不随众,不随俗.只听凭内心深处的声音.为了倾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而付了代价.实际上他们的思想的触角已上升了.
   
   精神期待的是生命的成熟，脱离了精神，作品将会不止一次地发出灵魂的几乎震耳欲聋的声音。
   
   所以，写作既不能回避命运更不能没有第二生命，这就是水与酒的关系，生命不发生质变，便无法超越，把握作品的原材料。回到“死亡”“恐怖”“仇恨”“背叛”“怯懦”这些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现象,集体意识和情绪.你无法否定:”救赎”这个生命的命题.你在文化上无论如何打转仍然无法回应”死亡和罪”.
   
   这几十年来看到无数控诉,控告的文字.却很少看到创造.创造，就是赋于生命一种形式。可是如果生命本身已成了歪把子壶.还谈什么创造呢? 人在人生处境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心理·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更高更坚实更深的生命体托住这一切，只是将材就料地“表现”―――岂不是折磨读者也折磨自己吗？而真正令我克服了死亡的恐怖和虚无感的正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耶稣基督 很多中国人一听到不朽的生命，就会惯性地将他纳入一个意识或概念的层次。而不敢相信或根本不相信确有又活又真的属灵生命。基督复活时的身体已经不是血肉之驱而是灵体，有形体，有声音，有动作却不会朽烂。当我确信这个史实之后，对人生，苦难，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领受，新的体验，写作也就成了一件积极的事.
   
   很久没看大陆作家的作品.偶尔看看,发现一些作家竟然开始玩弄苦难，烹调、出卖苦难。导演张艺谋是个烹调苦难的高手.中国文学堕落至此，中国当代作家应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命题，几乎就是该民族的母题，就是苦难，此母题到了如今,到了中国文化人手上,没有变成水晶,却变成烂肉,氧化了,腐烂了.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拿苦难来制作作品的人腐烂了.有人真是苦与精神上没有出路.有人是不需要什么精神上的出路,就是要快快活啊,快快抢啊,要不什么都来不及了.还有此民族的苦难太深重,那种阴性文化已经再也没有承载力了。中国人再也没力量面对那种中国式的循环不已的黑暗了。
   
   你看文革所发生的一切，这个民族已失去自救能力.文坛自然是一片茅草，既贫血又不成体统。是不是中国文学的危机正是一个转机呢？我相信是如此。物及必反。还有文革―――会把一个有素质的　作家逼向一个高度的。我相信一旦耶酥基督的信仰在中国作家的心灵中引起震荡―――水变成酒的神迹会发生的。一些作家会把过去写糟了的题材重新思考，重新安排的。知难行易，在观念上一定要有个突破也确实到了一个突破口了。加謬曾经说过一段话印象颇深：
   
   伟大艺术品的重要之处与其说寓于自身之中，不如说是更接近于,它要求一个人所遭受的经历之中，表现于它所提供的克服他的幻想并且更加真实的能力之中.
   
   我们早年不满足中国作品的悲观情调就去看俄国作品.俄国文学中常常出现一些艺术形象.颓废.艺术形象中的颓废有一种美质，很迷人。不过你发现没有?俄国的“多余人“与中国的”多余人“不同，俄国知识份子的虚无主义中含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个人担当精神，他们往往持有对社会，对专制制度彻底否定的态度，这难道不因为他们有更高的参照系吗?所以他们在共产主义控制七十年之中，之后能产生老索;“日瓦戈医生” ;产生戈尔巴乔夫;耶而钦这样有力度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民众的身上也都有这种精神的影响。要说苦难文学，也再没有俄国文学传统这么正宗了的，有一次在聊天中，老景说：“老托（尔斯泰）·老陀思（思妥耶斯）是俄国文坛的俩个上帝啊！”谁能否定他们对当代·后代人民的影响呢？
   
   在中国文学形象中的“多余人”，最典型的自然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和屈原，还有你最欣赏的陶渊明不同，我认为贾宝玉是个彻底的抗争者，他的“不合作”不但是对现状的不满，根本上就是对人自身的质疑，对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困惑，可惜，在中国文学中，此一质疑没有形成传统。对不起,我很多年没看文学作品了.就此为止.
   
   

此文于2009年12月3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