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1 但愿朝阳 決戰光明頂上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变爆发。我党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则称为护国清党运动，数来已整整90年。
随着苏联和国民党档案逐步开放，90年前这场血雨腥风的来龙去脉已经水落石出。李云汉、杨奎松教授认为1924年的弹劾共党案、1925年的西山会议、1926年的三二〇事变都是四一二事变的酝酿与发源。
慈父斯大林：像榨干柠檬然后扔掉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思想资源、最终目标、租只形式、行事方式都迥然不同的政党，从1924年1月正式“容共”起就摩擦不断，双方剑拔弩张，四一二事变是一系列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国父孙中山和苏联的合作是各取所需，“容共”更是权宜之计。慈父斯大林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演讲时，就明言对国民党“像榨干柠檬然后扔掉”。
大革命时期，我党成立不久尚未成熟，作为共铲国际一个支部，亟待上级直接指示。1924-1927年三年多，仅联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韩刚《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
类似的指示数不胜数，小编在此只举两端：
国父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7～602页。
他（鲍罗廷）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运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蒋介石进入湖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而注意到这后一种可能，鲍罗廷已经与汪精卫取得密切的联系，以便当武汉被占领后好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纲领。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见1926年7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二版；《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69～372页。
我党在国民党内的迅猛发展
正如鲍罗廷所说，国父逝世仅8个月，我党在国民党内得到了可喜扩张，仅从名单上就能感受到。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一个处和八个部里面几乎全部领导岗位。其中最关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共产党员，即秘书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组织部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其余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4个部的部长为国民党人，但事实上工人部部长胡汉民被送去苏联，工作由秘书冯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共产党员的秘书负责，他们分别是黄日葵、黄乐裕和邓颖超。《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27页。
这也就难怪，连共产国际也表示担心：“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44、60页。
过火的工农运动 我党擅长工农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帮助下，北伐势如破竹，但也出现很多过火现象。仅举三例：
江西赣州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10倍。《赣州洋货绸缎布疋店员工会章程及决议案》（1926年十一月初八），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档，汉11361。
湖南民众团体赶走长沙、岳阳海关外国职员，并拒绝财政部派员接收，自行将两关收入挥霍一空；航行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间福川轮船到宜昌时，被工会扣留，且随便翻拿东西，弄得四川的货不能下来，湖北的货不能上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未报中央的情况下，已经处死四五十人。
湖北省总工会模仿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经验，组织起拥3000人武装工人纠察队，每日持械巡街，“纠察工贼”，维持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左倾错误。例如代替政府职能，“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动辄以武力制裁敢于反抗的厂主、店主，封闭乃至于“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等。《刘少奇致洛甫信》（1937年2月2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26年12月31日）。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
除此，很多北伐军官后方的土地被没收，家属被批斗；而普通士兵寄回家养家糊口的兵饷也被农会截留。
就在北伐节节胜利时，发生震惊中外的不幸事件。1927年3月24日，从上午9时许起，进入南京之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所，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侨死2人，日侨死1人，法侨死1人。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
国民党反动派一口咬定此次骚乱是我党阴谋，挑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日益升温关系，防止他们勾结起来扼杀国民革命。
面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无怪乎国民党反动派邵元冲在日记里哀叹：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风声鹤唳 剑拔弩张
北伐战事的筹备和进行，戎马倥偬需要授予前方将领更多便宜行事权力，蒋介石逐渐集中党政军权力于一身。为防范反动派军事独裁，1927年3月前方战事正殷，我党和国民党左派主导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才交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随着流血事件和双方口诛笔伐进入白热化，以及我党与反动派争夺军权愈演愈烈，双方都知道决裂日子将要来临了。
蒋介石为摆脱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制约，顺长江而下攻取长三角，勾搭江浙资产阶级榨取财源，亲近帝国主义者，另起炉灶。而上海作为远东最发达城市，无产阶级力量雄厚，我党也志在必得，不断发起工人起义，先下手为强。
我党上海区委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公开宣传这次革命是在CP领导下，大开门户，吸收党员，三个月要发展5万党员，不仅要“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纵”，而且要准备“公开取政”，“包办革命”。《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8、400页。
1927年3月6日晚陈独秀与国民党反动派吴稚晖、钮永建、杨铨等人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吴稚晖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密谋，磨刀霍霍。自3月底，一群昏庸老朽在上海不断召开反供会议。
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八人再次召开监察会议，蔡元培为主席。会议通过了吴稚晖草拟的《请查办供铲党呈文》，蔡元培则提出多项所谓罪证。
4月9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指称容共政策荒谬，污蔑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必然而至的政变
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爆发。6天后，反动派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开始22年内忧外患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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