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二月正直皑皑隆冬，北京的二月也是滴水成冰，江南的二月却已是早春时节。 五七干校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面对着悠然东流的澧江。远山墨绿的轮廓在黄灿灿的油菜花衬托下显得阴郁冷漠，澧江旁的干校却溪水涟涟、生意盎然。五七战士是清一色的身穿干部服、举止谨慎、礼貌有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子女亦是些文质彬彬的小五七战士。 鸭棚、猪圈、办公室、食堂和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红砖灰瓦水泥地住房都是五七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搭建的。每排房子之间有公用自来水管，全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电，男女战士及家眷分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六享受公共洗澡间；我尤其对宿舍区那个红砖灰瓦水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撒一遍白石灰的厕所羡慕不已。田里种的大米是给自己吃的，猪圈里养的猪是给自己吃的，菜地种的菜也是给自己吃的。没有缴公粮的任务，没有自负盈亏压力，没有打柴担水的烦恼，关系密切的五七战士还能交换从北京带来的书看。我暗暗感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会生活。 大年初一，天灰蒙蒙的，空中弥漫着潮气，太阳躲进厚厚的云层不肯露面。然而，空气倒是清新。干校四周郁郁葱葱，色彩单调却很诱人。一大清早，我便和爸爸妈妈来到江边散步。这一川既不慌忙也不张扬的水汩汩地流着，江堤下一片沙石滩绵延着伸展开去，好远好远才与江水连接在一起。靠水边，一条旧木船一半泡在水里一半骑在沙石滩上，孤独得像是被人遗弃的。我们三个合力把船推到江里，跳上船，把船撑到江对面。 爸爸和我比赛打水漂。爸爸将手上一块石片甩出去，嘴里立刻飞快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不管那片石头实际上跳了一下、两下还是三下。无论我怎么抗议，怎么撒娇，怎么捣乱，他硬是一本正经地坚持说他打水漂的功夫比我到家。我被他的强词夺理逗得不甘认输、大呼小叫，妈妈坐在水边，笑盈盈地看着我和爸爸的玩闹。 玩累了，我一屁股坐在妈妈边上，羡慕中含着懊悔，“当初要是有先见之明跟你们上干校来就好了。和北大荒比，这儿简直是世外桃源。” 爸爸大不以为然，一改刚才的童心未泯，“你的想法太简单了。发展与进步才是生命的本质，也可以说是生命的目的。干校这地方高干云集，光是延安时期的老资格就不下十来个。这些人资格老，年纪大，工资高，他们干不了重活。有拿二百多元工资的老革命每天的工作就是烧个锅炉，放几只鸭子；还有的人任务是看管戴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看管戴帽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跟着他们上上厕所，给他们买买烟、打打饭。我注意到，你来了以后第一个感叹是我们的厕所特别干净。负责打扫厕所的老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每个月的工资两百多元。打扫厕所是他自己要求的，不是‘文革’初期那样的惩罚。按道理和比例讲，恐怕他是世界上最合格、工资最高的厕所清洁工，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干校每个月给这群人发的工资对周围村子里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而工作量撑死了不过是他们工作量的百分之几。” 这我相信。 爸爸接着说：“刚开始，我们自己动手盖房子，一天下来感觉还蛮充实的，但房子盖好了就无所事事了。种的这点儿稻子收下来要花钱去隔壁生产队脱谷加工，养的这几口猪要花钱到附近镇上去找人来杀，种的这点儿菜不够吃，要到旁边生产队去买来补充。部里慷慨得很，大把大把地花的是国家的钱，养着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物’，自己都有当寄生虫的罪恶感。实际上，干校里大多数干部正值青壮年，以我们的学历和能力，正是努力做事情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的运动搞来搞去，中国社会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是我们党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来不及消化爸爸深思熟虑后的想法和见解，但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是啊，把这些这么有才干的人圈在这儿干吗呀？ “干校远非世外桃源哦！”爸爸似乎决计要将肚子里憋了很久的气都撒出来，“你也知道，这几年全国都在清查‘五一六’。干校那些‘五一六’专案人员忙得脚丫子朝天，扩大化趋势比当年抓右派分子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年多，查来查去，几乎百分之五六十的五七战士有‘五一六’嫌疑，有的清查骨干和专案人员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划进‘五一六’的圈子，用人心惶惶来形容大家的状态远远不够。” “我给你举个欲哭无泪的例子吧，就是刚才说的那位打扫厕所的老翟。专案人员搞逼供，逼得他受不了了，想自杀。此公特别书生气，找来一根草绳上吊。结果，草绳断了，他摔到地上。按理说，这是个人命关天的事，应该立即把人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可是专案人员说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一等。于是就地召开批判会，还拉了些其他的‘五一六’嫌疑分子来陪斗。最惨的是老翟的儿子翟和平，那时候他正好在干校。和平是高中生，挺腼腆的，一副文文弱弱白面书生的样子。” “翟和平是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见了面总是会跟我们打招呼的。”妈妈插嘴说。 “他跟你一样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山西插队。他从小身体就不好，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老翟夫妇把他叫到干校来休息一段时间。老翟自杀、挨斗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开始有幻觉幻听，说老听见有人骂他是反革命。我们听说以后还专门去安慰过他。有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他喝了半瓶子敌敌畏。第二天早上老翟夫妇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家心里都有数，老翟要求做这种最卑贱的工作是对他自己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自虐。” 妈妈默默不语面色沉重，我的心情也变得像飞不起来的风筝。 “我的这些话只能跟你和妈妈讲，跟其他人是不说的。现在清查‘五一六’搞得大家心力交瘁，连干校领导都觉得没劲了。批判会也变成走过场，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现在，到镇上赶集、到附近村子里去买鸡鸭成风，大家最热衷的是交换在家里开小灶学烹调的经验，再就是到对面山上去游玩野餐。可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能只是种种地，吃吃饭，看看风景而已啊。” 我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苦闷与无奈。他们有学问、有能力，该为党、为国家做工作却不能实现。他们勤于思索的习惯和善于思索的长处只不过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使他们更加苦闷。可我在连队的生活不就是种种地，吃吃饭，看看风景吗？区别不过是我们连队那里是一马平川，连风景都没什么好看的，顶多看看日出日落和“麦浪滚滚”。爸爸妈妈这样的农民、我这样的农民与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农民不一样，跟老钱这样的农民也不一样。想到这里，话脱口而出： “可是老钱，呃，钱伯伯那么大学问，不也跟我们一样就是赶赶车，吃吃饭，看看景儿？” 一到干校，我就把老钱和钱薇的情况向爸爸妈妈“汇报”了。这时候，我看见爸爸和妈妈的眼神有一个默契的交流。 爸爸忽然严肃地说：“小丽，既然你提起钱伯伯，我们家里的一些事、一些家史，你应该知道了。” 一种奇异的感觉叫我觉得眼前的场景有点儿《红灯记》里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意思，微微激动地期待着。 “我跟你讲过我有一个没见过面的大哥。”爸爸说。 我点了点头，心里在催促。 “我们家的事，有点复杂……”爸爸似乎有些迟疑，好像表达遇到障碍。 钱伯伯？我在心里猜。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不可能，俩人长得一点儿也不像，说话口音也不一样。 妈妈默不作声，脸色也是严肃的。我越发感到蹊跷，转过脸来看着爸爸，期待着他的下文，有些迫不及待。 爸爸告诉我，他是爷爷的第十一个孩子，生母是江家老爷子的小老婆。儿子里，他排行老六。他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年过五旬，奶奶芳龄不足二十。爸爸一岁时，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回家，好端端一个家由此节外生枝。二十二岁的大伯跟年轻的奶奶一见钟情。没多久，奶奶撇下爸爸，跟大伯私奔了。气急败坏的爷爷登报申明跟奶奶和大伯脱离关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照理说，被奶奶遗弃本应多多少少给爸爸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些创伤，然而爷爷的正房是个典型的大家族贤妻良母，大奶奶宽宏大度，权当爸爸是上苍给她的失去大儿子的补偿，她毫无保留地把母爱倾注在爸爸身上。尽管家里人掖着藏着，爸爸还是从江家大院四壁里飘进飘出的悄声低语里得知，世上还有这样两个与自己休戚相关却无法面对的亲人。耐不住好奇，又冲不破家庭的禁忌，爸爸对他的生母只知道一些点滴：我的亲奶奶不但生得美丽，而且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本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无奈她的父亲嗜食鸦片成疾，债台高筑，致使家境败落，别无选择之下将她抵给江老爷还债。 爸爸说：“我的生母，也就是你的亲奶奶，就是薇薇的外婆。薇薇的外公就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你的大伯。那两个人，一个已经去世了，一个跟国民党跑到台湾，我都没见过。” 我瞪着爸爸的脸，张口结舌，心里一片混乱，这个意外消息给我带来的惊愕远远超过了被告知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沾亲带故的喜悦。震撼、困惑和悲伤揉成一个嚼不烂的糠窝头堵在嗓子眼，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天如此之大，地如此之广，这一家人却像是分了一百个身的孙悟空，施尽浑身解数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来兮去兮、分兮合兮终不由己。我们的分之悲、合之喜与常理颠倒，不，不是颠倒的，是迟到的，不但是迟到的而且是如此不合时宜，如此万般无奈。上天到底是在惩罚我们还是厚待我们？ 呆了半晌，我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问：“难道这事儿……真就这么巧？你怎么知道的?” 爸爸回答：“钱伯伯是我们的同事，一向很谈得来。他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前，托付我们关照蒋阿姨和薇薇。一次，蒋阿姨无意中提起，她的爸爸妈妈一定是我的同乡，口音跟我一模一样。她拿出照片给我们看，其中一张薇薇外公年轻时的照片我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你可以想象出当时你妈妈、蒋阿姨和我的震惊。” 妈妈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意外是可想而知的。既然你跟钱伯伯和薇薇在一个连队，这件事我们有必要跟你挑明。不过，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没必要跟任何人讲，也一定不要向组织上汇报。” 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一大早，爸爸妈妈就把我拉到江边来了，谁能保证五七战士宿舍雪白的墙壁里没有多事的耳朵？ “这事儿，钱薇知道吗？”我问。 爸爸答：“她目前还不知道。感情上太大的波动于她的病不利，钱伯伯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她。所以，你回去以后也不要对她讲。要说，也得让她的爸爸告诉她，我们不能乱插足。” “好的，我明白了。”我郑重地答应。突然，一个撞入脑海的记忆片段让我忍不住喊出声，“啊！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妈妈应声问。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钱伯伯说，要不是收到爸爸的信，我们还‘知人知面不知亲呢’。当时，我就觉得这话怪怪的。现在明白了，那是他说漏嘴了。哎？爸，那……蒋阿姨是你什么？妹妹还是……我跟钱薇呢？不是不是，这辈数儿，怎么算呀？”我思维混乱一时理不清头绪，前言不搭后语。 “辈数儿怎么算是其次，不算也罢了。”爸爸认为没必要在细节上磕磕绊绊费脑筋。 妈妈说：“好在，你和钱薇从小是好朋友，钱伯伯去北大荒很多年了，你们互相到底还是个照应。” 按说，妈妈平时左得邪乎，可是一到钱伯伯和钱薇头上，她说出来的话却颇有右倾之嫌。此刻，哪还顾得上琢磨妈妈思想的矛盾，我双臂抱着双腿，看着悠悠奔流的江水，恨恨地吐出一口长气： “照应？照什么应喔？一个右派，一个肺结核，俩都跟麻风病人似的，谁见谁怕。就因为我跟他们接触多点儿，再怎么拼命干活儿，人都说我政治上大方向不明确。不是不明确，整个是没有大方向，光有邪门歪道！想入团比登天还难。你们没看我们连发展的那些团员呢，一个个的不是……” “别人入团的事是题外话，”爸爸打断我，“你不要去多想，要相信组织上会看到你的努力。关于钱伯伯的事，我跟你说过了，据我们了解，当年他不过是针对部里某些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跟你妈妈都认为，他的意见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相当中肯。对于他被打成右派，我们一直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另外，那时候我们调到部里时间不长，没有权力发表意见，后来也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把他打成了右派。恰巧，就在前几个月，有位当时情况的知情人向我透露，当时钱伯伯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部里右派名额不够交不了差，硬把他拉上的。从你讲的情况来看，他的人品确实是可信的。目前我们不方便跟他有书信来往，但不反对你跟他，尤其是跟薇薇接触。不过往来要有节制，还是要注意政治影响。” 妈妈说：“现在就希望以后我们能调回部里工作。一旦回北京，我们会尽量想办法争取把薇薇接到北京治疗。” 我的心即刻感到了一点儿安慰，“对对，要是钱薇能回北京看病，肯定会快点儿好起来。” 妈妈又说：“钱伯伯年纪比我们大些，薇薇又有病，在可能的情况下，你去看看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就帮帮他们。” “但是一定要注意影响。”爸爸又叮嘱我一遍。 我说：“帮忙倒不用，钱伯伯是老北大荒人了，特能干。我只能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