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2017-04-26 李曉紅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學術會長李曉紅教授

【作者介紹】：

李曉紅，女，旅法學者。她原為南京外國語學校教師，早年畢業於南京外國語學校，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1989年赴法國留學後，先後獲法國巴黎一大造型藝術碩士學位(1990年)，巴黎索邦大學考古藝術史博士學位(1999年)。她的博士論文題為《中國商代龍紋起源研究》。現任教於法國阿爾多瓦大學外國語言文明系及巴黎索邦大學考古藝術史系,並為巴黎索邦大學遠東研究院研究員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龍的文字與圖像，中國書畫造型藝術以及中國近代留法藝術史研究。從1990年李曉紅在十三區一個愛好中國文化的協會法亞文化友愛會開班教授中國傳統書法與繪畫開始，到2001年她先生李中耀被聘到巴黎市政府藝術教育委員會任教，再到2003年李中耀在新建的巴黎中國文化中心開辦中國書畫班，他們在法已有近二十年書畫藝術教學生涯。

李曉紅教授和法國著名漢學家汪德邁、白蓮花、布朗

松教授出席李中耀先生畫展。

李曉紅亦多次參加法國的繪畫展覽。二十多年來在法國李曉紅（與先生李中耀）, 在友豐出版社出版了多本研究中國文化與藝術的學術書籍，並與還與其他法國漢學家合作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出版社、洛林省Serpenoise出版社、中國科學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中發表了多篇有關中國龍、龍鳳合體圖像研究的書籍或文章，在普及類書籍中還包括一些關於中國書法繪畫教學等的書籍。她一直從事學術研究，不斷參加並組織研討會。她的博士論文：Le Dragon dans la Chine antique, étude iconographique des origines à la dynastie des Shang（1600 av. J.-C.)，後由法國友豐書店於2000年出版，題為《神龍：中國古代龍圖像學》。該書曾於2001年獲得法蘭西學院斯塔尼思拉斯·儒連獎 (PRIX STANISLAS JULIEN)。深諳中國古代藝術的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稱讚她該著作對中國藝術史圖像學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除此之外，Nathalie Beaux與李曉紅主編、友豐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世界神幻動物的符號書寫與圖形創造》一書，於2014年3月6日周五在法蘭西院士院古文獻與美文學院獲著名院士M. Pottier先生宣讀介紹，當選為年度優秀考古藝術史研究書籍之一。

李曉紅教授和她的法國學生。

其它出版物還有：A、李中耀、李曉紅《中國繪畫介紹：植物、花卉》, Buchet & Chastel-Le Temps Apprivoisé 出版社,，2002。B、李中耀、李曉紅《中文書寫名字》，友豐出版社,，2003。C、李中耀、李曉紅《中國繪畫介紹：動物、昆蟲》，Buchet& Chastel-Le Temps Apprivoisé 出版社，2007。D、Michael Hearn、李曉紅主編《東方武術：合氣道, 太極拳》, 友豐出版社，2008。E、Michael Hearn、李曉紅主編《東方精神：西方視角》，友豐出版社，2012。F、Nathalie Beaux、李曉紅主編《世界神幻動物的符號書寫與圖形創造》，友豐出版社，2014。等等。

2017年4月當選為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學術會長。

試論大甸子彩繪陶器上曲線形紋式與商代

青銅器龍紋之間的關係

法國阿爾多瓦大學研究中心 / 巴黎索邦大

學遠東研究學院研究員　

李曉紅

自1974-1983年，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被發掘以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夏代和商代前期（約公元前20—前14世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紋式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並進行了研究。

夏家店下層文化大甸子出土的隨葬彩繪陶器上有多種多樣的彩繪圖案，烏恩先生在《北方草原》一書中說到：“這些捲曲的線條組成的圖案，有的類似雲雷紋，另外也有模擬動物面目的圖案，類似與青銅器上常見的饕餮紋”。這其中大量的捲曲線條組成的圖案：形圖案，它們常常以單個圖案，或複合構成的形象出現，各具形態，布滿了彩繪陶器的周身。

筆者在中國古代龍紋圖像的研究工作中，特別是商代青銅器，玉器，骨器龍紋的角，耳，脊柱等紋飾上，發現以上被大量應用的這類曲線形紋式，而在龍紋體紋，以及龍紋周圍的作為填紋的則是《呂氏春秋》、《左傳》等古籍以及容庚，馬承源等學者所言或論述過的雲雷紋。

本文僅對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曲線紋式，以商代為主的古代龍紋及其周圍作為地紋存在的雷紋之間的關係，形態構成以及生成含義進行圖像學等方面比較研究，試論其淵源關係，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曲線紋式之形態與結構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花紋1963年在赤峰蜘蛛山遺址發掘中最初見到。大甸子地點出土的1600多件隨葬陶器中有400多件陶器表面飾有極易脫落的彩繪。根據劉觀民先生論述，“彩繪是在在燒制完成的陶器表面，用毛筆着紅(HgS), 白(CaCOs) 兩色繪畫的，…多以白色畫主紋，紅色填地，此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特色。在可以辨認出的彩繪334件陶器中，不同紋樣多達171種”。彩繪多施於鬲，罐，壺，尊，簋等器物的口及腹部。

根據《大甸子》發掘報告對彩繪圖案進行的詳細分類描述，紋式概分為兩大類，A類為中心紋式，畫於主要畫面，Aa是一部分酷似動物面目或徽幟形象的圖案，Ab是普遍大量的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的圖案。B類為輔助紋式，Bb是大量的二方連續圖案。

關於紋式稱謂問題，《大甸子》發掘報告中曾說用傳統的“釋義命名法描述發現，一般地說並不可取，尤其對這部分特殊的對象我們的認識尚屬初識階段，對紋式的辨別猶恐不妥。”故對我將討論的捲曲形紋樣，我們暫且用類似西方文字的C、S、T來稱謂曲線紋式，在引用發掘報告中的紋樣時用Ab或Bb等分類與編號。

下面我們先展示彩紋花紋中曲線形紋式的單個形態構成，及複合組合形態構成。

I - 1. “C”形捲曲紋式單個形態

1

2

圖I - 1. “C”形捲曲紋式單個形態

圖I-1-1. 根據《大甸子》介紹：“該圖案上方兩個為單個橫畫的白色C形捲曲，下方為相背相連的C形捲曲，不連續，並列橫繞器壁。…顯出C形捲曲是構成圖案的基本因素之一。”

圖 I-1-2. 根據《大甸子》第115頁圖59-7圖案介紹：“紋（指此位於上方的C形紋）以白色C形捲曲反覆顛倒連綴呈紋帶。結構不重複，單元相似又變化。填紅底”。

圖I-1-3. 上的這六幅圖案，均為“C”形花紋的方向變化圖。

I-1-3為相對的“C”形；I-1-4為上下相對的C形；I-1-5為左右相對的C形；I-1-6為並列“C”形捲曲，以折線顛倒相連呈二方連續的紋帶；I-1-7為自格邊向內畫C形捲曲。

I – 2. “T”形捲曲紋式單個形態

圖例I – 2. “T”形捲曲紋

I-2.單位主紋為白色，畫左右對稱的兩個“C”形捲曲，兩者間以“T”形白紋相連。

I – 3 “S”形捲曲紋式單個形態

圖例I-3.“S”形捲曲形紋，反覆顛倒為連綴呈紋帶。

從“C”，“S”到“T”形捲曲紋實例中我們發現在這些陶器上曲線紋式的基本因素有四個C、CC、S、T, 或是表現為：CC、3。有時，當“C”形是白色紋，它所勾留出的部分便呈現“T”形的陰紋。“S”形紋式不明顯，有時僅為連接“C”形或“T”形紋。它們的形象如下：

曲線紋中的變化以C 和T 形紋的為主，從單個形態到複合形態的組合變化，同時在與C形，CC形，S形和T 形的結合以後所產生了豐富的變化。由一個，兩個或多個，或反向變化，覆蓋了幾乎整個陶器。

    二、 1. “T”形紋的形態以及它的複合組合變化

這個T的簡形 ：T，被加以線段的延長，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T的結合與變化，將會派生出不同的T形組合紋樣。請下見圖例II-1。

圖例II-1. 兩個T相連之變化示意表

T的某一或某幾個終端曲線延長 (見圖例II-2)。

圖例II-2. T的某一或某幾個終端曲線延長示意圖

下面我們看大甸子陶器上“T”形紋式的複合組合形態變化 (見圖例II-3)。

圖例II-3，大甸子陶器上“T”形紋式的複合組合形態變化

本文中所說的T形紋，實際即劉觀民先生文中所示的 和形紋。它的構成在當時可能是有一定的圖案規律的。以上圖案基於同一因素，又由於“筆道長短，肥瘦，橫豎直斜的變化，以及捲曲是圓折或方折的差別，造就出無數不同的面孔”，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變化。對於花紋的規範性，劉觀民先生在《中國青銅時代早期彩繪紋飾試析》一文中曾說過：“儘管彩繪的技術水平有高低之差，但若仔細觀察施紋手法與紋式風格，並不難發現當時是有普遍遵循的規範”，對於它們的多變性與隨意性，他在另一篇文章《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紋式》中說：“由於花紋是繞器手畫，不同於陶器的印紋或銅器上的鑄紋，單元紋式的內容可以隨勢增減，故多有變化”。

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曲線紋式　形紋單個形態到複合形態的組合變化，我們還將在青銅器、玉器等龍圖象的紋飾中找到這些曲線形紋，特別是作為龍紋的耳，角，或脊柱上等的T形紋裝飾，以及龍體及其的周圍作為填紋出現的雲雷紋。

III. T形紋，以及其它曲線紋在商代青銅器及其它承載器物上的龍圖像上的展現

我們看商代青銅器龍紋，連體獸面紋(饕餮紋)上的T 形等曲線形紋。

圖例III. 商代青銅器龍紋，連體獸面紋上的T形紋等曲線形紋的展示圖

這些圖案的黑與白T形紋的表面上似是相同，仔細一看卻有不同的變化，兩個相對的龍紋頭上的相同形象，卻是一個陰，一個陽的角（III-3見《婦好墓》，29頁圖18-2）。而圖例III-4, 則白線勾出了C 形外輪廓，黑線卻顯出T 形角紋，故又是一種陰陽同在的表現方法。圖例III-6的角紋則是T 形的正反，大，小的反映，且T 形外圈是一圈倒的小T 形。圖例III-1則乾脆誇大了一個變形T 形紋。

它們的身上都呈現出很多捲曲的，有簡形，也有繁形。

我們再看另幾個龍紋 ，其中有青銅器(1),骨器(2), 玉器(３),其中C 和T 形紋的相連或它們之間的關係可見一斑。

圖例IV. 龍紋上的C，S和T形紋的組合

三、對大甸子彩繪紋式與商代青銅器龍圖像上曲線形紋形態及其含義的探討

1. 關於T形紋的陰陽關係互變的問題

這些圖案的黑與白T形紋的表面上似是相同，仔細看其實不同的變化使我們聯想起的兩個相對的龍紋頭上的相同形象，卻是一個陰，一個陽的角（見《婦好墓》，29頁圖18-2）：

這其實就是太極圖裡的陰中有陽點，陽中有陰點的變化規律。

圖例V. 龍紋角與太極圖裡的陰陽關係的變化規律對比

2. 為什麼T形紋在不同時代，不同器承載物上一直作為一種醒目的紋式被使用?

在商代，除了在龍紋上有T形紋以外，我們還可以見到被裝飾虎耳的T形紋，根據馬承源先生《商周青銅器紋飾》一書中例舉了3例虎字，被飾為虎耳的T形紋均為曲形彎曲狀（見左下圖），而被飾為底紋的T形紋則呈首尾相連且相生狀（俗稱斜角雷紋，見右下圖《通考》119頁，圖117）。

比商代晚些時候出土的戰國時期曾侯乙墓中漆器的盒子以及盒身子，我們亦可以看出三類不同形態的T形紋：

曾侯乙墓中龍虎星斗圖：

圖例VI-1. 曾侯乙墓中龍虎星斗圖。在龍虎相伴圖的虎紋肚子下方有一個填滿黑色的T形紋，（見《曾侯乙墓》356頁，圖216上）。

圖例VI-2. 左圖見《曾侯乙墓》圖版121，E66  右圖見《曾侯乙墓》圖版126，E67。

圖例VII. 美國西雅圖博物館內新幾內亞盾牌

形等曲線紋樣大量出現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上，出現在商代龍紋等青銅器紋飾上，還出現在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盒子上，這些的彩繪曲線形紋式，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神秘符號？甚至還出現在美國西雅圖博物館內新幾內亞盾牌(新石器時代風格) 上，其中的C 形紋與T 形紋與大甸子的彩繪陶器有着驚人的異曲同工的近似之處，而且延續了多年。

３. 關於雲雷紋，前輩學者的研究，和我的觀點。

根據雷圭元先生的研究，兩個C形可以合為一個雲紋形：CC，這個形象傳統的叫法是“雲頭如意”； 如果我們再把這兩個C分開來，再把相應的線段延長：CC，或是再稍加變化，就變成了雲氣：S，S 或稍加以圖形變化：S或S。

我們發現，這些細微的變化都來自於這個“C”形圖案。

    容庚、張維持先生在《殷周青銅器通論》一書中曾這樣講到雷紋與饕餮紋的關係：“殷周青銅器上的圖案已是把動物的形象加以變化和精細的幾何紋綜合起來應用，那就是習稱的雷紋和饕餮紋，並利用了深陷凸凹的浮雕，構成了富麗繁縟的圖案。”在這裡，主體紋是饕餮紋，輔助紋是雷紋，C、CC、S、T形紋即為被稱之為雷、雲、或回紋的幾種不同的幾何圖象表現，是中國青銅器、玉器等紋飾中最基本的幾何圖案，亦是最簡略的結構。它們幾乎多是作為陪襯的紋飾而存在，也就是說是一種輔助紋飾。

    以下這張圖表包括了C、CC、S、T四個曲線形圖案在甲骨文，金文以及青銅紋樣，骨器紋樣上的變化以及發展規律。

圖表VIII. C、CC、S、T四個曲線形圖案在甲骨文，金文以及青銅紋樣，骨器紋樣上的變化以及發展規律表

T形紋是C、CC、S、T四種曲線形紋之一，是C形紋的派生紋。它在當時有可能是一種氣的形象。

商周時巫史混合，篤信占卜，望氣祈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奴隸主登高望氣，占測吉祥禍福，向上帝乞求蔭佑，將自身的存在融合在虛幻神秘的冥冥之中，這種望氣察災也只是夢囈式的宗教式的心靈幻化。《毛詩正義》卷16《大雅·靈台》序鄭氏箋：“天子有靈台者，所以觀寢象；察氣之妖祥也……”。林已柰夫認為：“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火生煙，水生霧。雲或者氣所表現的彎曲，環繞的形象以及它們與主體紋樣（例如龍體）之間息息相關的精巧的構圖，運用了或直線條的快速度與輕巧度，或曲線條的慢速度與重量，使人仿佛想象出這些不論是方體還是圓體的曲形線一旦舒展開來，晚霞會表現出何等的奔放與騰飛。

古代藝術家們善於運用不同的方法來描繪雲的各種動態的形狀。被林已柰夫定名為羽根紋的一種鳥羽毛狀的紋樣也許就是一種風的“固定化”的裝飾畫法，它通過羽毛的抖動表現了風颳的動勢，這也許是一種古人把抽象的自然現象具象成圖案的誇張手段。，。龍的耳、角、鱗，以及龍的周圍，都被T形紋裝飾過了。T形紋成了龍身上紋樣以及某些器官的外觀形象的重要基礎紋樣之一。同時，T形紋則又像雲，又像氣，溶化在龍身上，分不清哪是雲氣，哪是龍體。

我們驚嘆T形紋的豐富的表現力，以及他廣泛的運用範圍。其實早在青銅時代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內蒙古）的大甸子墓葬隨葬的陶器彩繪中，T形紋就顯現了他活躍而多變的特徵。“在1600件隨葬的陶器中曾經彩繪過的400多件中……彩繪的精細與粗劣差別很大，不僅存在於不同墓間，也有在同墓的不同器物間……有平相差很大。以不同墓的彩繪相比較，拙劣的彩繪並不出在禮迂隆重的墓中，可見隨葬陶器上精細的彩繪裝飾也是一種禮迂得表示。彩繪的內容也有少數特殊精細的與大部分一般的差別。”那麼這大量出現在陶器上的T形紋是否也因為它在陶器的不同部位的安排，與上、下或左、右之間細微的不明顯的，或明顯的變化而有着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大甸子出土的陶器裝飾圖案主要以，C，CC或T形紋的各種變化為主，這些紋樣有時是對稱的，有時有些變化。也許這些變化與易經的64卦線條陰、陽的變化有相類似的作用？！

（圖1參看《大甸子》圖54-2，105頁）（圖2參看《大甸子》圖56-6，109頁）

４. T形紋以及C，CC，S等其它三種曲線紋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指明了龍紋升天，潛淵的運動行走方向。

在傳統的中國畫師傅傳徒弟的教學方法中，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圖案畫法，例如畫雲，為了表現雲的動勢，雲的行走方向，他們用了一定的圖案走向的表現手法，使人一見到，就知道，雲是向左飄去，或雲是向右飄去。

雲向上生成：

雲向左邊飄去：

雲向下降去：

靜止的云：

那麼，我們在龍紋上也發現很多這樣的圖例，以此類推，是否也意味着龍的行走方向呢？請見一下各例：

龍下降，見龍體上有一主要C形圓體紋呈下降卷狀

龍左行，見龍體上有一占比例很大的向左旋轉的C紋

（見power point 圖 ，在此圖的下端還極有趣地延長為一爪）

龍右行，見龍體上有兩個主要的雲紋，分別為左：CC形紋的方體繁形；右C形的圓體繁形。在位於體中間的主要曲線形紋亦巧妙地延長為一爪。

5. 曲線形紋表現了龍（水神）的精神

根據我們對C，CC，S，T四個曲線形紋相互關係的分析，以及對其中最具特色的T形紋的形態，程式以及作用的探討，認為這四種被俗稱為雷紋的曲線形紋不僅在形象上差異不大，而且在圖案作用上也許都是相通的，它們表現了旋轉，運動的勢能，成功地烘託了主體紋樣，巧妙地填補了空白，在青銅器、玉器、骨器等器皿的紋樣裝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如容庚先生在《通論》中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關於“殷代和周初的紋飾是以雷紋（和饕餮紋）占主導地位。”

《說文》中所說的“淵回水也”，表現了水的旋轉動勢；《楚辭》卷14，哀時命頁7a所說：“蛟龍潛於旋淵兮……不如下游乎清波”，表現了龍的“潛淵”與龍的“樂潛居”（見《藝文》卷29頁，514引）。在甲骨文中，雲字的寫法就是活脫脫的一個古文回字 加上兩上條線成：這表現了古文字中水與雲之間的關係：水可以變成雲，雲又生雨。水和雲的甲骨文都有旋轉的圖象和意思。古文雷字的形象“……雷雨生物者也，從雨象迴轉形”（見《說文》），可見水是萬物生存之源，而“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見《管子》卷宗14，水地，頁237）又更生動地反映了龍與雷、水（雲，雨）之間的關係。

正如袁德星先生在《雙龍紋簋》一文中這樣談論古文雲、回、雷、申字，與C、CC、S、T形紋：

“雙龍紋身軀填以雲雷紋，雲雷做菱形也就是方雷，在古文字中即回文，和雲、雷、字是同一系統的符號，如XXX字小篆作甲骨文作明顯的和銅器花紋的S形雲是同一觀念的產物。這一系統的符號反卷為S形便是古文申字，古申字即神字。在雲雷紋中除了對卷的紋外，也有反卷的S紋。因此，從古字的軌跡中，眾多的C、CC、S、T紋的圖象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一個簡形的C，可以派生出雲、水、雷的旋轉動勢，也就是說，我們在甲骨文、金文、青銅與玉器紋樣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出現的C、CC、S、T形紋，因此我們很難給這四個紋樣之一，或全部下個定義：雷紋，而只能給它們一個籠統的名稱：曲線形紋，法文為motif du meander, 為即旋轉形曲線紋。

從我們舉例的曲線形紋的實例中，我麼可以看到：

儘管我們在獸面紋（或曰饕餮紋），鳥紋上，我們可以找到類似的曲線形紋，但是在龍體上，在龍體的周圍我們卻更多地看到了曲線形紋的使用。

由於龍與水，與雲，與雷，與閃電，與雨都有着密切相關的聯繫，或者換句話說是水、雲、雷、電、雨賦予龍以神性。“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見《論衡》，道虛篇，頁68）。“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見《淮南子》卷3，天文訓，頁36）。

在青銅器、玉器、骨器作為承載物時，龍常常是“溶化”在煙波繚繞的雲氣（水氣？）之中，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意境，也許這正是中國古人所希望龍成為水神的意圖（見《管子》卷20，形勢解，頁325）中：“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筆者認為，正是這些源於自然，超越自然界的神異的幾何抽象紋樣C、CC、S、T形曲線形紋，以它們貌似簡單抽象的形態，以及它們衍生出來的變幻莫測的圖樣，烘托在主體紋樣（或其它神異動物紋）周圍，它帶着古代藝術家對超越自然力量的幻想與崇拜，使這些靜止的，外表莊嚴足具的承載物–青銅器、玉器有了生氣，有了旋律，有了動勢。它助龍上天，助龍潛淵。

T形紋以及C，CC，S等其它三種曲線紋，這幾個小小的不起眼的在青銅器紋飾中最簡略的輔助紋樣，用它奇特的造型方式，雄健堅硬的具有強烈裝飾風味的方線或柔美飄蕩的圓線T加強了龍的神性，使這個風格化了的，幻想的，超世間的動物具有更神秘威嚇的力量。曲線紋不僅表現了雲、水、雷、電的動勢，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指明了龍紋升天，潛淵的運動行走方向。起到了與獸面紋為代表的青銅器紋飾一樣的“具有肯定自身，保護社會，”“協上下”，“承天體”的禎祥意義。

在龍體上，在龍體周圍出現的這些曲線形幾何紋樣：C、CC、S、T絕不是一些毫無意義的擺設，它與龍紋相輔相成息息相關的造型結構意味着什麼? 也許它表現了龍這個神物與自然現象中的雲、雷、水、氣之不可分，之相互依存；也許古人在創造它們的同時，有刻意表現它們與龍之間的關係，有助龍升天，助龍潛淵，助龍成神的意圖，是一種在某種程度上指明了龍潛淵或升天的運動行走方向的神秘符號?我們留由以後的後續研究中去解答。

四、結束語

劉觀民，徐光冀先生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紋式》一文中對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花紋的仿效問題談到：“故不能排除這些彩繪花紋中有些是仿自當時，甚至再早寫的銅容器上的紋式。”他們又談到：“不能簡單的理解中國青銅器紋飾只能來源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只能具體發現在此之後的青銅器紋式中有哪些是與這些紋式有關係的。”在現有的文物出土資料尚不足，且缺乏文字的認證的情況下，要想完整地分析T形紋以及其它曲形紋的真正寓義，實在非常困難。因為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商周時代的龍紋圖像學研究，且對大甸子彩繪花紋非常感興趣，所以我試圖對它們之間的傳承關係作一點研究，分析它們在早期青銅器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器上和商代青銅器，玉器，骨器的龍紋上表現形態，探討它們之間的組合關係，並同時研究部分甲骨文，金文中雷，雲，回，水等字的寓義與當時代的青銅器，玉器紋飾的關係。希望諸位前輩，學者指正並期待着新的考古資料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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