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最火的话题就是议论《人民的名义》里的芸芸众生了，而争论最大的则是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了，因为他身兼多重背景，出身贫农，强势厅长，黑道贪官。他为了出人头地，享受荣华富贵，心黑手狠；为了取宠于上司，不惜侮辱自己的人格尊严，已经不是一个贪字所能概括的。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势，把执政公器变成黑社会的附庸。可以说，他就是个为了个人贪欲而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然而，就这么一个毫无道德廉耻的社会渣滓，却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因为他农民出身，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寒门要想出公卿，只能靠手段。换句话说，寒门出身想当官，不是为了造福百姓，国泰民安，而是为了光宗耀祖，享受富贵荣华。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落马贪官的认罪书里都有一句相同的话：是党把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他们本来就是冲着名利地位才去当官的，升到高官位置，手里有了钱权，不贪白不贪。上海人有句话，管这叫：老鼠掉到米缸里，太形象了。

剧中有两个贪官公开说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另一个是国家某委的处长。官虽随不高但位居国家经济管理的中心，把国家机关的工作职能变成有偿服务，以权换钱。这和小农意识里长短工给地主干活一样，我给你干活了，你就得给我钱。他贪的原因很简单，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从小穷怕了，摆一屋子现金就为了看着心里踏实。估计这个处长没看过《欧也妮葛朗台》，或者是当年他上的公社中学没有这本世界名著，否则不会把这个著名守财奴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还有一个贪官，省委前书记赵立春，没直说是农村出来的，但是从对话里可以判断出是农民出身（名字也像农民，立春了，该下地干活了）。说他回老家扫墓，只有农民才葬在老家。而且从他的年龄看，正是文革后期走出农村工作的五十后。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党在农村的阶级依靠力量”，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入党提干。这十年落马的省部级贪官，基本就是这批人，不是从农村参军，复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就是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然后靠自己根正苗红，政治可靠，善于钻营，进入升官快车道，直达处，局，部级，甚至副国级。虽然他们也曾党校毕业，或者进过“解放军革命大学校”，但小农意识的世界观并未改变，一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这几个出身农村寒门的已经成了身居高位的公卿了，而且目前从乡镇一级到国家领导，农村出身的官员占了大多数，怎么能说“寒门难出公卿呢？那个正面人物李达康也是个农村出来的，虽然不贪，但独断专行，霸道张狂，一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得志小人嘴脸，现实中这种官员不少，而且多数因为敢胡作非为，政绩显著都不断高升。

写了三个农村出来的贪官，物伤其类，必然引起农村籍贯官员的不满。为了平息他们的怒火，作者把最坏的贪官丁仪珍写成有海外关系的知识份子，英语不错，有个妹妹在洛杉矶开餐馆。这个身份完全是虚构的。1980年以前，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是绝对不可能入伍，入党，当接班人培养的。虽然也吸收极个别有海外关系的入党，但那是为了装门面，做样子，体现党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载表现”政策。有人说，反贪就是权力再分配之争，拿没有后台的农民出身官员开刀。农民出身甚至成了贪的理由，有个贪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说自己上小学连铅笔都买不起，装出一付可怜相，要求轻判。党把这些穷苦农民的儿子培养成领导干部，享受名利地位，他们就应该知恩图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党的培养，怎么反到成了当贪官的理由了。贪赃枉法不仅辜负了党的培养，而且给党的脸上抹黑，应该重判才对。

几乎所有贪官的认罪书里都有一句相同的话：是党把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就没见哪个贪官说：我出身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也没见过认罪书里有这样的话；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放松思想改造，才走上贪腐之路。因为这些出身的人政治不可靠，被打入“另册”，档案装了黑材料，就当不了官。偶尔有个别优秀份子被提拔成副职，也是为了体现党的政策。他们从小受的家教就是“达则兼善天下”，不会谋一己之私利。我就知道一个例子，已故著名上海女作家程乃珊的哥哥，北大化学系毕业，因为出身资本家被分配到山西大同穷山沟里的一个小化肥厂，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才干，为贫穷落后地区做出了贡献，被提拔为大同副市长。在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大环境下，他身居老煤矿基地副市长的位置，没有以分管煤炭化工的职务为自己谋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直到退休。而且退休后没有回上海，继续留在贫困地区为农民致富发挥余热。可见出身不同，家教不同，素质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