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连出了现行反革命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团里派以贾参谋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二十一连来蹲点，调查臧海凝的反革命言行。 我被叫到连部，贾参谋长、指导员贺长江找我谈话，排长老刁和两位调查组成员也在座。 宫苹初到广播站时曾对我说，不知什么人借甲鱼谐音背后称之为“甲参”。当时，我自以为是地说，“管他“甲参”、“乙参”，爱惜才华就是“好参”。除了记得第一天到达北大荒，新知青分到各个连队的名单是贾参谋长向我们公布的，我对他毫无印象。后来得知，贾参谋长很关心宫苹，常去播音室视察工作，因为在那儿碰上过他两次。近距离接触过以后，觉得他平易近人，印象相当不错。 三十多岁的贾参谋长，称得上英姿勃勃：背直腰壮中等偏高的个子，军帽下露出些许少白的发根。一张窄长的脸，浓眉大眼，两个活络的眼珠子像一对不安宁的小蝌蚪。只不过，他薄唇小口有点儿包牙又没下巴，真有那么点儿乌龟头的意思。 这当儿，贾参谋长的“平易近人”荡然无存，他侧身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面，好像完全不记得曾经见过我： “江瑞丽，你是从哪儿来的，啊？”口气、态度咄咄逼人。 “北京。”我怯怯地回答。 “哪年来的？” “六九年。”还是怯怯地。 “是团员吗？” 我摇摇头，更加感到没底气。 “你跟臧海凝是同学？” 我又点点头，心跳骤然加快。 “接触多吗？” “过去多一些，也不是很多。后来，就是……这几个月比较少。”我小心地回答。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了，插话说：“江瑞丽，如果臧海凝跟你讲过什么反动言论，你要如实地向支部汇报，不要包庇反革命。” 没等我做出反应，贾参谋长瞥了指导员一眼，接着问我：“为什么你跟臧海凝过去接触多，后来不多了？‘过去’具体是什么时候？‘后来’具体是什么时候？” “过去，就是刚来那会儿。后来，就是这一两年，尤其是这几个月。我……他……我们俩不说话了。”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同学关系。” “同学关系为什么不说话？” “没什么为什么，我们俩到一块儿老吵架，太没劲了。” “吵架都是为了什么吵？” 我不明白贾参谋长放这么一条线想钓什么样的鱼，回答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臧海凝跟你讲过什么反革命言论？”指导员又耐不住了。 “他没跟我讲过反革命言论。” “你跟老钱和他闺女是什么关系？”指导员突然问。 我毫无思想准备，强压心跳，“我跟老钱没关系，跟他闺女是同学关系。” 贾参谋长放下二郎腿，转过身，两个手臂放在办公桌上饶有兴趣地问：“老钱的闺女怎么跟你是同学？”显然他知道老钱是谁。 我如实回答：“钱薇没来北大荒之前，在北京跟我是同学。” 贾参谋长意味深长地说：“你的同学里很有些有意思的人啊。” 我做出一副不明白他意思的表情。 指导员说：“毛主席几十年前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检验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试金石就是看他能不能分清敌友，你早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目前出现的问题充分证明了，你，在思想觉悟上一向就是成问题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必须悬崖勒马，靠近组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看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最能分辨的。谁想怂恿、包庇坏人，谁企图蒙混过关都是不可能的。” 指导员两眼射出尖厉的光，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我尽量不看他。到连队好几年了，第一次单独被连队领导的探照灯照到就是这样一个下马威，这叫我充分地认识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权力与正义面前何等渺小、何等脆弱。我又快速地看了老刁一眼，他的脸色阴沉沉的，看不出在想什么。 贾参谋长总结性地说：“这样吧，你回去仔细回想回想，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等你想好了，连领导会再找你谈话。另外，你也得好好回忆回忆你在跟老钱和他闺女的接触中，他们跟你讲过什么反动言论，如实向组织上汇报。当然了，最好是：争取主动，书面揭发。” “江瑞丽，你必须好好考虑，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你是采取积极配合组织还是顽固抗拒组织的态度，一步错步步错，能毁你一生。我相信你很清楚，抗拒党只有死路一条，后果自负。”指导员声色俱厉。 “去吧。”贾参谋长挥了一下手。 回到宿舍，彩云见我神情不对，悄悄问：“他们找你谈什么啦？”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心慌意乱地爬上炕，放下蚊帐，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着指导员的一口一个朋友、敌人，革命、不革命；贾参谋长的一口一个汇报、揭发，还有他阴阳怪气的盘问。 我又没跟老钱这个“敌人”交朋友。尽管爸爸妈妈并不认为他是真正的敌人，他是个老头，又是长辈，我跟他没得聊，因而不可能成为朋友。再说，这里的人认为他是反革命，就凭这一点，我一直就很自觉地跟他划清了界线。 我承认对钱薇感情很深，可我跟潘姐、秀莲、司马他们这些出身好的人关系也不错呀。我平时挺努力改造世界观的——读毛选，背毛主席诗词，唱革命歌曲，干活也是有多少劲出多少力，比好些团员和贫下中农还自觉。 退一步说，即便我对出身不好的钱薇感情太深，思想改造时间要比别人长一点，也并不能说明我有反革命思想呀。我一点儿也不反对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我都不反对——没有理由反对，连想都没想过要反对。难道，没有反革命意识或企图的人也是反革命？ 要说揭发臧海凝，我虽然恨他，但我不会落井下石。最主要的是，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且不说，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把他那次跟我说的，关于“消除城乡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即便我能够，也不会说出来，万一他们正好抓住把柄，说臧海凝跟我讲这些话证明了“臭鱼找烂虾”，用潘姐的话说是“苍蝇不找干净地儿”。我要是傻乎乎地揭发他，指导员完全可以，也非常有可能，借此机会拿我问罪，这岂不成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唉，这臧海凝，人的一生中两件最重要的事，都是沾了他搞坏的。我还是少说为佳吧。 至于老钱，都没怎么搭过腔，揭发无从谈起。 可是呀可是，听他们那口气，揭发不揭发，都是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我怎么办呀？连里那个七零年搞“一打三反”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本地青年至今还在监督劳动。他不是个特别能干的人，在大地里干活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从来没人帮他。饭车来了，他老是最后一个去拿饭。想起他那副灰溜溜的倒霉样儿就不寒而栗——济公一样破衣邋遢，人渣一样被人唾弃。 这天晚上，我盖着担忧、枕着恐惧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早上，我们班的任务是去十九连的水泡子打草。早上出发前，大家聚在宿舍门口磨刀。老刁来叫我，说有话要说。我看了彩云一眼，彩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什么事。同班其他人，连同潘姐，用写满问号的目光送我跟在老刁后面走向宿舍侧面的房山头。不善言辞的老刁很少找排里的人谈话，一般有必要跟某人单独谈话，都是由八面玲珑的副排长司马出面。今天，老刁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拘谨。 转到房山头背人处，老刁站住脚，转过身说：“待会儿，蹦蹦车上团部，你跟着去，上团部医院做个检查。” 我一头雾水，“检查什么？我又没生病。” “妇科儿。” 我不解：来例假我都不休息，谁平白地这么“关心”我？ “是正常体检吗？还有谁去？”我问。 老刁说：“别问了，叫你去你就去吧，排里已经通知沈彩云你今天上午上团部有事儿了。” “是抽查吗？”我脑子里的问号太多了。 老刁所答非所问：“这是党支部和工作组的决定，连里已经跟医院打过招呼了，你快去快回。” 在二十一连，支部的决定是谁也不能违抗的天命。 远远地看见我走过来，司机小梁打开车斗的门，等着我上车。陈勇走之前是本地青年小梁的师兄，俩人关系甚佳。因此但凡陈勇的好朋友，小梁对我们永远是很客气的。我推说喜欢风吹着的感觉，不由分说地爬到车厢里，今天我可没心思跟小梁聊大天。 一路上，满脑子的疑惑跟着蹦蹦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不是孕妇才做妇科检查呢吗？干吗检查我呀？难道？难道？哎呀我的妈，难道被男生抱过会怀孕？秀莲说每次她怀孕，自己还不知道呢，那帮老娘们儿就看出来了。我的老天爷，这他妈臧海凝，大流氓，把我给强奸了！我的头炸了。不管是否强奸都是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儿，我成“破鞋”了。完了，这辈子全完了！我怎么办呀？我就是跳到黑龙江里也洗不清了。 到了团部，我没去医院，先慌慌张张地跑去找宫苹，得告诉她我被臧海凝“强奸”的事。没准儿，她也被他“强奸”过呢。广播室门关着，门上挂着“广播时间请勿打扰”，这才听到大喇叭里，宫苹的声音在读一篇社论似的文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听得出来，这是一篇文章的中间段落。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广播室门外，打不定主意是等宫苹读完进去，还是直接上医院。 一个人从广播室门口路过，跟我打了个招呼说：“小丽，来啦，等小宫呐？” 我惊慌地点点头。等那人走过去了，我才意识到都没认出来那人是谁。不过，那人随着宫苹管我叫小丽，肯定不是二十一连的人。 我竭力静下心来想，告诉宫苹有什么用？她肯定站在臧海凝一边。也许，她心甘情愿地被他“强奸”呢。她不会同情我的，而且，同情不同情，检查不还得我自个儿去。除非……除非我逃跑。对了，逃跑得了。可是，刚才离开连队的时候脑子太乱，什么都没想。身上分文没揣，边境居民证也没带，逃能逃哪儿去呢？就算能搭车上鹤岗，再从那儿蹭车回北京，投亲靠友也不见得有人敢留我啊。而且就算有胆大包天的人留我，等连里派人追到北京，我只能是连累他人。要是真的怀孕了，到北京还不是一样没咒念。怎么办？ 我定了定心神，又想：好像不是所有碰过男人的女人都怀孕。潘姐和指导员他媳妇儿，她俩，怎么也得碰过她们的男人吧，没怀孕。还有一次，我跟一个男生开玩笑拌嘴，他说不过我，就开始发狠。他攥住我的手，用腿把我顶在炕沿边上，要用烟头烫我，仗着我挺有劲的，挣脱了。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我不是好好的，没怀孕。也许，不见得每次被男生碰了都能怀孕，也许我没那么倒霉吧。 我心存侥幸，硬着头皮向医院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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