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红高棉对越南的军事挑衅以及大规模杀戮越侨的行为，超出了河内的忍耐底线，形成了越南出兵的正当性。河内的策略是协助“柬埔寨人民革命党”采取军事行动去推翻红高棉的统治。1978年12月2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越南南部组建“柬埔寨救国阵线”（KUFNS）2万人，具备军事指挥经历的韩桑林出任阵线总指挥。彭索万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谢辛和洪森都是该党领导成员。12月4日河内广播指控红高棉的四条罪行是独裁（dictatorial）、军国主义（militarist）、法西斯主义（fascist）、种族屠杀（echoing genocide）。

另一方面，河内考虑了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外交背景。1978年6月黎笋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讨论越南的计划，缔结了苏联与越南的合作条约。在莫斯科，黎笋清楚地谈到“在即将来临的旱季有效地进行对金边政权的强大攻击”， 苏联领导人支持越南的计划，并答应帮助对付未来的中国反应。1978年10月中旬，越南军队开始集结。宋成到北京求援，甚至要求中共派遣军队到柬埔寨来参战，但这要求被拒绝了，中共只答应为红高棉紧急提供军火和指导战争策略。随后，中共增加了对红高棉的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反坦克武器）供应和经济援助，减轻了红高棉的困难。

在中国，邓小平赶赴东南亚和美国，试图组成“反越”同盟，以保护红高棉政权。

1978年12月中旬，3个美国记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女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the Washington Post）、美国《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曼（Richard Dudma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美国“左派”学者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经北京安排去金边采访。这是中国为波布策划的宣传手段。“尽管柬埔寨人都没有饭吃，但波布认为柬埔寨的社会革命非常成功，所以允许几个外国记者来看看他的国家。” 贝克尔说:“我们在一个封闭的气泡里考察了柬埔寨。在两个星期的访问中，我们全天都在严密的警卫下。柬埔寨干部们都穿着黑色睡衣（注：指红高棉的黑衣）。我们只看见了很少的农民，穿着烂布。柬埔寨人不被允许与我们自由谈话。官方译员面露害怕，他们按照事先背好的话回答着我的问题。” 在访问的最后一天，1978年12月22日，3位记者幸运地在金边会见了波布。贝克尔代表全世界对波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 波布似乎不知该如何回答，终未答复。贝克尔三人对波布的采访是第一次真正的记者采访。从波布谈话来看，他明确地想要从西方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得到支援。

贝克尔清晰回忆她会见波布的情景:“会见是在以前的法国殖民总督府的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波布穿一套深灰色的毛式制服，坐在窗前。这是一个在现代史上做出最恶毒暴行的人，但他并非是我想象中的人（杀人狂）。实际上他是温文尔雅的，不时地微笑，他的眼睛细长而且警惕，做手势轻巧。他并不起身迎接我们。我们被安排坐在他可视的距离处。在波布后面踱步的人是英萨利。不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只是听众，而不是来采访他的记者。波布说话慢声细气，他用了一个小时给我们上政治课。他指责说，越南的入侵很可能迫在眉睫，但越南没有任何东西能打败柬埔寨。关于柬埔寨人民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世界应该极大关注‘民主柬埔寨’面临的威胁。世界人民是焦急的，他们担心柬埔寨不能对抗越南，结果就会伤害东南亚国家和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他还肯定，美国和欧洲北约的部队将会代表他的利益与越南战斗，越南与苏联结盟是贪图柬埔寨的大米和公路。他自夸他确信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会支持他。” 现在，波布一面在自毁，一面又在呼救，他滔滔不绝地背诵，不能打断。贝克尔三人无法插话提出感兴趣的问题。

波布确实不像个屠杀了200万同胞的极端凶残者，他在采访中一直保持了微笑。然而，贝克尔说:“我确信他（波布）是发疯的。就在那个夜间，武装战士们在我们住处周围制造了威胁性的爆炸，并进入考德威尔的卧房里谋杀了他。没有词语可以描述那个晚上的恐怖情形。在下一天的上午，我们带着考德威尔的棺材离开金边，回到北京。这时离越南的入侵只有不多的时间了。”

考德威尔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学者，也是个西方“左派”。现在考德威尔在睡房里被诡谲地谋杀，红高棉对此未做任何解释。这个谋杀显然也使北京感到惊讶和尴尬。

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10万名越南军队和2万名“柬埔寨救国阵线”军队，将跨过边界去进攻红高棉。战争命令由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下达，战争总指挥是越南军队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战地司令官是黎德英中将（时任越南南方军区司令官）。凌晨，越军集结，10万顶头盔在星光下闪动着无边的钢铁幽光，他们即将展开一场国家战争。越南向国际社会宣布的出兵理由是充足的：红高棉杀害了滞留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侨民；出于越南边界的安全原因，有必要制止由北京支持的波布政权的武装挑衅。

越南人，矮瘦高颧骨，看上去并不漂亮。近代以来他们专门与庞然大国（大清帝国、法国、美国、中国）连年打仗，不屈不饶，倔强执著。现在他们又将推翻一个极端丧心病狂的“红色乌托邦”。此乃苏式“共产主义”与毛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后火并，在东南亚出现的一系列颠覆动乱也将终结。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差异性，正是越南共产党与红高棉互不相容的道理。

黎明时刻，红高棉的好日子结束了。10万越军分兵五路，排山倒海般地攻入柬埔寨。这五路越军都配备有苏制坦克和装甲车，那些飘扬着越共金星旗的钢铁怪物卷起的沙土遮蔽了早晨的天空，长驱直入柬埔寨境内。越军的作战机群全面控制了柬埔寨境内天空。

红高棉总兵力约有10万国防军，10万地方部队，总计20个师，还有十几万乡村武装“自卫队”。他们面对柬埔寨民众是何等骄横凶悍，但现在他们面对越军却是令人瞠目的懦弱狼狈，没有尝试任何有效的抵抗。柬埔寨东区有7万红高棉部队，是抵挡越军的主力。12月27日越军包抄了集结在“鹦鹉喙”附近的红高棉3万人部队。被围的红高棉部队未经战斗便弃枪溃散。在柬埔寨东部的红高棉部队和号称勇猛善战的柯袍部队也瞬间瓦解，势如山崩，无法制止。大批红高棉战士扔掉武器向西逃去，或逃回自己的家乡，或胡乱奔走不知哪里好逃。很歹恶的红高棉乡村“自卫队”渺无踪迹。公路上拥挤着向金边进军的越南军车。越军来不及处理红高棉的武器，便让红高棉战俘自己收集枪支塞到越军坦克履带下碾坏，战俘即可自行回家。还有24辆崭新的中国坦克和大量的反坦克武器，没有经任何发射就成为越军的缴获物。第三路越军攻入柬埔寨后直扑橘井省，当地的红高棉部队闻风溃逃。1979年1月1日“柬埔寨救国阵线”部队占领了橘井省城，这是柬埔寨抵抗组织打回柬埔寨后的第一个胜利。然后，第三路越军进军磅占省城，那里有柯袍的主力军队2万多人集结，其中包括中国为红高棉装备和训练的精锐装甲部队。柯袍军队与第三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猛烈打击下仅几小时便全线崩溃了。战场乱作一团，柯袍急速逃奔金边。很多红高棉军人乘机起义反戈。此时中国援柬人员也成为柬埔寨人的痛恨对象，而红高棉不愿“中国援柬人员”落入越军之手，便向被困的几十名中国专家开枪，这些中国专家就这样死于柬埔寨。

1978年12月31日英萨利向联合国紧急求救。联合国对此没有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反应。1979年1月3日，越军解放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国土，快速向柬埔寨内地推进，兵锋指向金边、磅逊、暹粒等地。红高棉战略部队，也就是西南部的塔莫部队，素以对民众凶悍冷酷而著名全国。1月4日，红高棉这支三万人的战略部队在贡布省与第五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凌厉打击下也同样地迅速崩溃了。塔莫带着家眷逃往金边。

红高棉土崩瓦解。宋成急忙乌合败兵数万，在金边城外部署了相当于7个师的兵力，准备倾力决战。尽管红高棉把战争打得一塌糊涂，但国际上观察战争的分析家们一致认为红高棉还可以坚持战斗几个月才会垮台。中国也相信这个说法。

原本，越南人只是打算在柬埔寨东部创造一个安全地区，隔离红高棉。但军事进展如此顺利，使越南人很快认识到他们甚至能够攻克金边，一举解放柬埔寨。1月6日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2万越军，挺进到金边东部城外。越军战地司令官黎德英来到湄公河边，遥望金边。他决定明天对金边发起总攻。但是就在那个黑沉沉的深夜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保卫金边的红高棉7个师，有5个师自动瓦解了，士兵们脱去黑衣，扔下枪炮，逃向四面八方──对红高棉士兵们来说，摆脱“安卡”和保全性命，自有其发生原理。1月7日尚未天亮，惊惶失措的红高棉“党中央”抛弃金边向西北方向仓惶出逃，波布乘直升飞机飞向泰国。金边的红高棉干部和残剩的部队，背着能够抢到手的大米，乱哄哄地向西北方向集体逃奔。金边以西尘土漫天飞扬，十几万人狼奔豕突，武器文件丢弃满地。三年来他们把国家踹进灾难里，现在却逃若脱兔。

1979年1月7日是金边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早上，越南的轰炸机群轰鸣着飞过金边。这次空袭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金边已经没有红高棉了。中午12时30分，大队越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金边。仅仅13天，越军就粉碎了红高棉政权。越南人不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战争技艺，而是红高棉一触即溃，没有给越南人以这种机会。越军的迅速胜利是越南将领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知道红高棉色厉内荏，但没料到不可一世的红高棉会“像一枚鸡蛋被轻易摔碎在石头上一样”。红高棉，这个人类史上最暴虐最怪异的“红色乌托邦”弹指间就破灭了。所有留在金边的人都自发欢迎了越南入侵者，他们都是严重缺乏营养、被折磨了3年多的工人和家属，全部只有寥寥千人。相同的欢迎，曾经发生于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沦陷金边的那一天，可悲的是那一次人民错误地欢迎了一个极其恶毒的“革命组织”，整个民族因此陷入了空前的血腥浩劫。

到了下午，越军接管了整个金边，几百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红高棉成为战俘。现在已知，直到越军进入金边一个小时后，杜赫仍然呆在S-21里，然后他走出S-21，就消失无踪了。其它的S-21刽子手们早就逃散了，他们如今还生活于柬埔寨的城镇或村落里。S-21里被锁住的囚犯皆被杀死，只有7个在S-21里做工的囚犯乘乱逃出而生还，此后这7人成为S-21的见证人。杜赫所积累的S-21文件记录和大部分“招供文”都没有来得及销毁，这些档案至少有19,049份、达十几万页。杜赫，这个前数学教员，以认真严苛的职业风格，转动着S-21这台“绞肉机”，冷酷无情地把红高棉骨干——即共产主义“革命”所筛选出的社会垃圾，一网网地搜寻和粉碎，有效地拆毁了红高棉这头怪物的统治基础，还为世人留下了见证红高棉部分罪行的档案资料。从这个视角来看，冥冥之中S-21似乎有着特殊使命。

在金边，越南人缴获了许多的红高棉文件，并把文件运往越南，其中一些直接牵连到中共与红高棉关系的机密文件，后来在80年代陆续把那些文件还给了柬埔寨政府。有很多文件的封面页都有以越南文字书写的注解，说明越南人查看过这些文件。

金边这座城市很幸运，在1975年和1979年，金边两次在战争中易手，却没有遭到战火摧毁。通过越南人的摄像机以及很快赶到的外国人所拍摄的镜头，全世界惊讶地看到：在柬埔寨整个国家里没有商店、街市、学校或公共场所，只在金边有一个专门为外国使馆人员服务的极小商店；金边是一座空空洞洞的死城，肮脏破败，没有居民；兵营和政府办公地都围著团团的铁刺网；大街上的路标牌被涂盖，许多街道的交通被铁刺网拦阻着，香蕉树种在大街上；被红高棉扔弃在街头的城市居民财物，例如汽车、冰箱、洗衣机、家具、电视机等，都堆积在一起被日晒雨淋，锈迹斑斑；堵在阴沟里的花花绿绿纸片是被红高棉废除的货币。最先率队进入金边的越南大校裴亭（Bui Tin）说:“金边整座城市一片荒凉，条条街道都空屋无人。它的确是一座鬼城，不见人影。屋院的野草高过人，丛林一般死寂。” 在金边几个仓库里，码放有1975年中国当局为红高棉政权印制的、却未发行的新纸币。后来，这些红高棉纸币都被柬埔寨新政府销毁，仅有少量被越南兵当作纪念物带回了越南，它被介绍道:“这是绝对不寻常的钞票。红高棉计划于1975在柬埔寨发行这种钞票，然后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并且废除了所有的货币。因此这些钞票全部被扔在仓库里。它们是世界历史的真实片段。你将在钞票上看见主题宣传: 从准备战斗的年轻女人到农村集中营里劳动的人民……。”

红高棉政权仅仅存在了3年8个月20天，在如此短期内红高棉政权杀戮同胞民众170-200万，占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尚未被杀的几百万人民沦为红高棉的奴隶——这时候你无法认识那些生命，他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身患疾病、极度衰竭、摇晃欲倒、有如僵尸，若非越南兵的解放，迟早都将倒毙田野变为白骨——他们都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民主柬埔寨”了，结果太阳升起，他们还是走了过来。至此，灾难深重的柬埔寨人民终于被越南人以一个正义的入侵拔出了地狱，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今天，回首探讨，如果越南人来迟了，红高棉对柬埔寨的连锁摧毁的结果，真的是可怕得无法预见。人类史上唯一的“红色奴隶制”实验结束了。

柬埔寨人如何评价越南的入侵？

今日的柬埔寨民间和官方所公认并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是:“1979年1月7日，越南人和‘柬埔寨救国阵线’占领金边，终结了杀害一百多万人民以上的波布政权。”

许多柬埔寨人在回忆里都描述道：在1979年，柬埔寨的人民都以极大的欢乐，欢迎了入侵柬埔寨和驱逐红高棉的越南战士。一个柬埔寨青年欢呼道:“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在1979年1月7日从红高棉的手中解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民，相信国家迎来了和平，使我们不再被迫生活于巨大的恐惧之中。”

那位冒死逃到泰国，作为难民被美国接纳的柬埔寨人“考”说:“我现在认识到公义战争有巨大的拯救效果。我为失去我的姐妹和兄弟而伤心欲绝，为高棉的灾难悲剧而愤怒难忍，他们都是被红高棉残害而死。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为什么没有向越南人那样地早些进行武装干涉而拯救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的生命？”

一位名叫安万纳（Anh Vanna）的金边年轻人说：若没有越南军队的到来，就没有今天的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柬埔寨。

现任柬埔寨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谢辛说:“（1979年1月7日）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结束。我们感谢越南人把柬埔寨从可怕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

相当多的柬埔寨华人，还有一些当年追随中共的“革命青年”和一些至今仍然赞成共产主义的柬埔寨人，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但这么多人都诚实地一致承认：柬埔寨能够死里逃生，完全是越南入侵的结果。他们没有谁谴责越南人“侵略”或者“地区霸权”。他们都说“是越南兵救了柬埔寨人”；“如果越南人再晚来三年，柬埔寨人民差不多都死光了，柬埔寨华人也肯定是灭绝了”。

高棉人马利临（Sarot Marilin）说:“在1979年1月，越南军队来到了。我们看见红高棉恐慌地逃跑了。我们的解放者来了……我们极其高兴。一个月左右，我走回到我的家乡（Chbar Ampeou）。可是有90％的乡亲们没能归来。3个月以后，一个原先与我父亲在（劳动营）一起的人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父亲早就被红高棉扔到田野湖塘里喂了鳄鱼。”

高棉人苏根扎（Soy Gemza）说:“许多人民离开村子去投奔越南兵的保护，因为他们害怕红高棉溜回来捕捉和杀死留在村里的人民。即使人民被允许活着，红高棉也强迫人民跟着他们逃往森林里，他们在战斗中总是把人民当做盾牌来使用。我的叔叔决定留在村里。红高棉败兵溜回到村子，就在他的房子后面枪杀了他。叔叔的孩子得知后，走回村子悲伤地掩埋了他。”

曾被红高棉用斧头柄敲头警告的华人刘女士讲述的情况是:“越南人打进柬埔寨，我们还在劳动营里。红高棉乱作一团，那天早上监工没有赶我们下田劳动。大家都感到出了什么事。上午，大路上有两个骑马持枪的越南侦察兵，跑近我们，用高棉话反复叫喊‘大家快随着我们跑！’ 然后掉头向来的方向奔去。大家都涌到大路上，犹豫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大约有200多人追着越南侦察兵的方向跑去，我那时15岁，看到那么多人都跑走了，也随着这些人奔跑。另外有大约300多人没敢跟着去。我们跑了不久，遇到了大队的越南兵。他们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骨瘦如柴的人煮饭吃，我们都大把抓起生米塞进咀里吞吃。然后我们跟随大队越南兵向劳动营方向前进。直到中午过后我们走回了劳动营。没敢跑走的那300多人全都被红高棉枪杀，整个劳动营血腥弥漫，死尸遍地，不见一个活人。红高棉也都逃走了。就这样我捡了一条命。”

那位被红高棉丢进沸水煮死的小男孩的母亲，在越南人入侵柬埔寨后，这个母亲哭着向越军哀求报仇。越南人问她要怎么样，她要求将害死她小儿的几个红高棉捉住杀掉，给她的小儿报仇。

一位柬埔寨人说:“越南兵让我们自己收割田里的大米来吃，他们说‘那本来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大米’。 我们瞬时都震惊了，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真是恍如隔世。”

资料记载，在1979年1月8日，即越军接管金边的第二天，在金边市的南部郊区堆尸陵（Tuol Svay Prey），两个随军的越南摄影记者被一股腐烂臭味引到了一个院场。这个空无一人、安静但散发着恶臭的地方，被铁刺网团团围著，显得阴森森的。这个地方没有其它的特徵。两位记者还难以理解这个地方的用途。

两个记者的发现，在未来震惊了世界。原柬埔寨共产党员积沙逢（Chey Saphon）是个在越南培训过的新闻人员，现在他随越军打回金边。多年之后，他还记得当时在检查刚刚被发现的S-21监狱时，他“整个下午都浸在自己的泪水中……”。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检查者们把这地方的用途整合起来。越南人了解到那些物件和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一番清理之后，他们在柬埔寨人的协助下开始考察大量的柬文档案。

在1979年3月，一个精通柬文、法律学和博物馆管理学的越南人迈南（Mainant）来到了金边。现在他负责把在S-21里找到的文件整理成一个档案馆，然后在那地方建立“一个保存柬埔寨梦魇的博物馆”。迈南对历史的喜好和他对博物馆的经验，以及发生在S-21的罪恶，使他对这份工作抱以热忱和引以为傲。迈南“要了解红高棉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他预见到柬埔寨人民长期的需求将是追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