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访谈：昂纳克寓言和中国模式 本文共阅读 2483 次 更新时间：2013-05-14 15:53:56
袁莉：可以具体说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劣币驱逐良币”吗？
秦晖：我最近讲过一个故事，你可能听到过，叫“昂纳克寓言”。
我们觉得东德民主化后的确有很多进步，但是东德人也有很多抱怨，最大的抱怨就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垮了，而且新的制造业又没有起来。德国政府虽然这20多年来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鼓励西德的资本往东德投，但是西德的资本就是不愿意，它愿意投到中国都不愿意投到东德去。所以现在东德去工业化很明显，那些工业区一片片地变成森林公园了，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失业率很高，而且老百姓抱怨得也很厉害，尤其是东德的左派抱怨很厉害，说他们被西德骗了之类的。
后来有一次我跟他们的左派汉斯•莫多罗（东德最后一个共产党总理，现在是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谈过这个事。他也是讲了一通这个现象。后来我说，那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当初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比方说如果当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他说不行。他说明显我们那一套是不行的。这一点他也承认。他说，但是民主化也不行。我当时就说，这个后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统一不好，或者统一的方式不好，是西德吞并了你们。但是你想一想，你们能不能吞并西德呢？他说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不改革我们肯定吞并不了西德，但如果改革也不行，光民主制投票我们都投不过他们，他们有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选票我们都搞不过他们。
秦晖（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秦晖师从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赵俪生教授，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硕士，是文革之后，首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民史、经济史。
2016年2月25日晚上7点20左右，他在清华大学校内在去上课路上遭遇车祸随后住院治疗，肇事司机是清华大学一位女性教职员工。海淀区清河急救中心诊断为：头部有水肿，肋骨一处骨折，一处疑似骨折。
后来我说，那你考虑过第三种方式没有？
1986年，邓小平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
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
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他说这根本不可能。我说其实很简单，如果真是实行这一套，现在去工业化就不会发生在东德了，就会发生在西德了，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么一搞的话，西德的工业就全都没有了。要么你就搬到东德，要么你就被东德的廉价商品挤跨，如果是这样，当然在东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东德不出问题，西德就会出大问题了。首先不管是福利制度还是工会制度都垮掉了，福利肯定搞不成了，税基都没有了，搞什么福利？而且资本跑掉了，劳工有什么谈判实力？强势工会也不可能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和资本的谈判能力是靠他的稀缺程度，谁稀缺谁就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本跑掉了，资本稀缺了，劳工肯定就过剩了。
强势工会垮掉了，福利也不可能维持了，工业化也没有了，西德怎么对付这种状况呢？我说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盖柏林墙，其实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不准我的资本过去，也不准你的商品过来，我也不搞什么自由贸易，我来破坏这个全球化，如果是这样，西德肯定要付出很大的道义代价，因为你原来在鼓吹自由贸易。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如果西德不搞东德那一套，那你肯定没法跟他竞争，如果你要跟他竞争，那你就得向他学。自由不能那么多，福利也不能那么多，你要向他学低人权优势。你如果向他学，你就等于是被他统一了，也就是说等于被他和平演变了。共产党非常担心别人和平演变他，而他似乎不可能和平演变别人。在改革以前，在这种条件下就他就可能和平演变别人，不过，不是用社会主义去演变别人，也不是用儒家思想去演变别人，而是用野蛮资本主义去演变资本主义，用17世纪的资本主义去演变21世纪的资本主义。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就是如果西德这么做，肯定在西德会引起──就像我们现在在希腊看到的──游行啦，说不定老百姓就造反了，如果老百姓造反了，西德大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
但是后来我问莫多罗一个问题，如果东德取得了这样的胜利，那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你是一个右派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但是你现在还是左派嘛，还整天说福利国家福利还不够高，工会还不够强，那你会喜欢东德的这种胜利吗？东德是胜利了，但是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儒家思想的胜利，而是野蛮资本主义的胜利，或者说“劣币驱逐良币”。
莫多罗本人，就在我见他前不久，刚刚到中国来过一次，然后就大说中国模式如何好，说东德要向中国学习，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走错了，中国走对了。我说如果你们当初这样，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局面，那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当然后来所有人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都说这个根本就是胡扯的。
袁莉：不是有发生了吗？在中国。
秦晖：他们说我们绝不会同意这样，西德人不会同意，东德人也不会同意，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这样。所以我讲的这是一个寓言，可是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实现，在其他地方实现了没有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袁莉：中国模式，现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是很推崇的。
秦晖：现在我觉得比较糟糕的就是这种现象。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一些人，出现一种左右派争相歌颂中国的一种合唱。基本上逻辑就是左派称赞中国自由少，右派称赞中国福利少。左派说，你看中国就是搞得好，因为他就不搞自由放任。右派说中国搞得很好，因为中国不搞福利国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假设，都是为了自己的理论来找根据，比如说自由放任的主张者，其实是为了证明自由放任的正确，他们就说，你看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中国的确也没有搞福利国家，那就证明自由放任是正确的。左派也是一样，左派老主张说，自由放任是不好，福利国家是好的，然后他一看中国，中国政府那么强大，的确也不是自由放任，然后就说你看中国的确是搞得很好。
可是他们有一个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都认为如果有一个低，肯定另外一个就高，比如说左派认为中国的自由很低，那他们理所当然地就认为那肯定就是一个福利国家，符合他们的理想。右派也是一样，右派看中国的福利那么低，他们就理所当然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
但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来不去想有一种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或者说这两者的水平都很低的一种状态。他们都是把自己的问题，拿来套中国的问题。
2013.06.27 21:59:27
关键是特权，其他的都好说
- daze1234&#
2013.05.20 16:18:29
斯巴达为什么可以战胜雅典？
- fangyang29
2013.05.20 16:16:38
“但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来不去想有一种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或者说这两者的水平都很低的一种状态。他们都是把自己的问题，拿来套中国的问题。”哈哈哈！！
- fangyang29
2013.05.20 07:25:02
“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秦晖也是去了趟美国，忽然觉得。。。人的思想转变真的好容易呀！
- lee
2013.05.19 10:50:59
短期而言，专制会战胜民主。因为专制会剥夺所有的资源，集中全部的力量，垄断各层的组织。而民主在常态下，资源分散，意见分歧，组织涣然。从国力而言，小国的专制必定会打败小国的民主，甚至会挑战民主的大国，希特勒和天皇就是如此。专制大国对决民主大国，起先会占尽上风的，可当大国的民主缓过神来，民意一致时，专制就要死了。
- kaiming
2013.05.15 10:12:35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嘿嘿。
- cajan2
2013.05.14 10:58:46
评论大胆，有没有就两说了，没有流血，恐怕不会有什么变化，不流血的变化如同海为之干涸，石为之朽烂
- zyhr197601
2013.05.14 10:54:40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关注他人个人权利，所以在永远不会有马丁内莫勒的叹息。中国就这样，所以有钱跑国外，去问问，有钱不跑国外的有几个毛人
- zyhr197601
2013.05.14 09:56:01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和资本的谈判能力是靠他的稀缺程度，谁稀缺谁就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本跑掉了，资本稀缺了，劳工肯定就过剩了。～～～～～～～～～～～～这个说得好，东部一些地区制造业空心化已经愈发明显。前些年工厂为了留住工人拼命加工资，去年开始，很多工厂开始变相减工资──增加休息，减少加班──好让工人“自动离职”。
- 责坚
2013.05.13 13:55:59
秦晖不懂市场，也没有到真正的工厂里面考察。他不知道真正的工人在长期低工资环境是会反抗，这两年很多工人集体辞职、罢工、闹事对付雇主，加上劳动力逐年减少，现在中国请一个工人的成本在逐年上升，给他们的工资要逐年上升。秦晖你没做过老板，你知不知道现在找个工人有多难，工资低工人不来，工资高了老板赚不了钱。上次我跟你一个小作坊老板聊天，他就说他的工人每个月多给他们几天休息，如果不是他们就走人。现在很多工厂都跑到外国开厂了，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了。而且很多很多高科技企业根本不需要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因为那地方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我真讨厌某些专家，就知道空想，哪凉快哪里去。
- pkou101
2013.05.13 11:43:07
睁眼瞎的片面之词，若非腐儒就是心怀不轨！
- 欢喜佛
2013.05.13 11:23:54
一针见血。
- xzqgd1
2013.05.13 11:12:20
很有意义的讨论。
- argentstar
2013.05.13 09:53:19
原来治国如烹小菜就是这个意思，在民众的自由度和福利度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即可。。。。是否企业内部的员工管理也是如此？。。。。。
- zhelu8
2013.05.13 08:59:56
华尔街，你们能有点思想吗。。。。。。。以为中国人都是小孩子吗？
- soonnyaiwa
2013.05.13 08:47:34
野蛮战胜文明，历史上不断发生，不断轮回
方绍伟（1965-）： 秦晖与骗人的“坏政府日子好过论”
—— 从反历史的“昂纳克寓言”到反逻辑的“秦晖寓言”
本文共阅读 2505 次 更新时间：2010-05-11 20:21:00
一个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反历史假说”，这就是秦晖最近多次讲述并开始引起人们兴趣的“昂纳克寓言”。在2010年2月3日“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的发言里，在《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的“有没有中国模式？”一文里，在财经网2010年4月7日的“秦晖对话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东西德统一之反思及反事实推论”里，在《SOHO》小报2010年第三期的“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中，还有4月15日的长篇博文“从南非看中国”中，秦晖给左右派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你怎么面对这个“昂纳克寓言”？
1，“昂纳克寓言”：东德用“中国模式”统一西德
“昂纳克寓言”指的是，与西德统一东德的历史事实相反，假定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那么东德现在所抱怨的“制造业垮了、失业率高了”等问题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会是现在出现在中国的出口增长型经济。由此，秦晖给左右派朋友提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就一定成功和一定可取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昂纳克寓言”在东德不是现实而在全球范围内却是现实，人类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
“昂纳克寓言”是秦晖给多少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而现在又羡慕和想学“中国模式”的东德人讲的。秦晖的逻辑是，你东德现在羡慕“中国模式”，那好，我来给你设想一下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的情形，然后问你愿不愿意接受。简单地说，就是设想东德用中国式的“低自由低福利”发展自己，然后象现在中国对美国(或将来对台湾?)那样，从经济贸易上打垮西德并统一之。“这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战胜自由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有趣的是，与秦晖对话的莫德罗不说愿不愿意接受，而只说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罗不会“反历史”)。秦晖则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你东德人不说愿意接受，那就是不愿意接受，因为价值观在那摆着，“低自由低福利”你不可能接受。好了，“昂纳克寓言”不可能在东德发生，可它如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你承不承认?你又愿不愿意接受?不原意又该怎么办?
2，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
“昂纳克寓言”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呢?这就涉及到通过国际对比来理解“中国模式”。我把秦晖的具体逻辑概括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四要点”，其特点是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对全球化和中外的政府行为进行对比刨析(秦晖的手法我称之为“秦晖式的对仗”，典型的例子如“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这四个要点是：
第一，西方的福利、税收与公债(“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的“右派”国家;“金融危机”后，在他们每个国家内部，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膨胀把国家财政弄破产了;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随着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出现了老百姓感觉不到的全球透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加入进来。
第二，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财政(“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右派则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民主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专制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皇上”的马屁。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也容易。中国搞市场经济，“市长”让百姓“找市场”，“限权”就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不受限，“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国家的财政富得流油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中国政府花钱如水，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
第三，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劣币驱逐良币”)：以这一模式和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延续下去，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国际上，“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中国不搞自由放任，“右派” 赞扬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西方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低自由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全球化中“劣币驱良币”的逻辑，但“高人权”与“低人权”的胜负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第四，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打破“昂纳克寓言”)：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改革的进步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能赞成的。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是负福利现象。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3，“秦晖寓言”：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
从这个“中国模式四要点”可见，秦晖认为“东欧学中国”同“美国学中国”一样可笑，“低自由低福利”的中国，自己问题成堆，最紧迫的是“限权和问责”，而那些不知情的人却在奢谈什么学“中国模式”。
可是，秦晖无形之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入了一个大陷阱：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那么，把这个政府弄好后，如何解决“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的问题呢?如果中国也变成“高自由高福利”了，全球化不再有“劣币驱良币”的失衡了(双轨合一的“劣币良币化”)，又如何解决“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问题呢?
显然，问题不是要去为将来操心，而是现在就要问：如果你看着“坏政府日子好过”难受，那么，你看着“好政府日子难过”为什么没有对称的难受?换句话说，如果“限权和问责”可以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的问题，那么，你拿什么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全球化中的“劣币驱良币”、“低自由低福利”挑战“高自由高福利”，难道问题全出在那个“坏政府”而不出在那些“好政府”身上?而这又与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是可以同比的吗?如果我们不原意看到全球范围的“昂纳克寓言”成为现实，那么，一个“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新的“秦晖寓言”，秦晖自己又如何面对?
如果你替秦晖回答说：“我只管中国的事，不想为外国操闲心”，那问题就简单了，因为这样，你立即就把秦晖定位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那决不是秦晖。因为秦晖看到，“不仅中国有学不学的问题，甚至就是西方有这种安排的国家也面临一些头疼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但我要跟你说，绝不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秦晖比那些打死都不承认“西方模式可能崩溃”的人要诚实得多，他承认赤字公债是民主的产物也比那些死死抵赖的人高明，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东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对称分析，依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坏政府日子好过”和“好政府日子难过”都存在改革的问题，分析不对称，我们就可以怀疑他说“西方模式可能崩溃”时的诚恳程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怀疑他对“西方模式”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他所应该达到的地步。
4，“低人权优势论”的玄虚
那么，秦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如果套用“秦晖式的对仗”来说，那就是 “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其实也是“秦晖式的对仗”的代价，即用“工整”来牺牲“细微”;而“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的问题则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过分的“规范冲动”。为了避免类似用“工整”牺牲“细微”的缺陷，下面我作一些“细微”分析。
首先，按照秦晖“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中国“低成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是“低人权改革”的成功，即他所说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是“低自由低福利”参与全球化下的成功。
这里，秦晖用了一个极其奇怪的逻辑。他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也就是说，参与全球化使中国不同于北朝鲜，按正常逻辑，他就是说“参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参与全球化要比高人权重要，因为没有低人权，中国最多是东欧，可没有全球化，中国只能是北朝鲜，利害之间，东欧之利显然抵不过北朝鲜之害(那个自由主义者敢说宁去北朝鲜也不去东欧?)。但秦晖说了这个话之后不作数，他自己不这么走逻辑，他反过来说：“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
秦晖的奇怪逻辑是：北朝鲜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再提，咱们只看中东欧国家，人家也参与全球化，却由于没有‘低人权优势’，所以经济增长没有中国快，所以“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民主化前的“南非奇迹”的翻版，所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拉美化”而是“南非化”。
秦晖为什么要故意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你仔细看他的分析，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圆了，北朝鲜和中东欧都考虑到，中国的人权进步也考虑到，然后出结论、定题目时，却只提“低人权优势”而不提“参与全球化之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注意，我决不反对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我惊讶的是，一个应该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居然用反逻辑的逻辑去炮轰中国的“低人权”。
参与全球化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化过程，而如果没有开放，全球化就只是一个与内部无关的外部事件。问题出在，“秦晖式的对仗”表述，过分追求文学和新闻效果，结果就牺牲了学术严谨性，最后弄得好像人权越低经济奇迹越大似的，这种哗众之词，最明显地表现在“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的说法上。秦晖自己比老左们更能看到改革的进步，但他的夸张手法压歪了要点，起到了思想误导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全球化，其实与开放、改革、经济自由化等等密不可分的，而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是真的，北朝鲜现在应该是援助中国而不是要中国的援助了。可见，秦晖追求的是解气，不是严谨。
“低人权优势论”忽略的“细微”之处是，“全球化”的好处只有在“自由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而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决不是秦晖所简单化的“工人想赶走就赶走，农民的地想圈就圈，公共资产想给谁就给谁，民间资产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有强化“行政权力”和“公共权利”的两面性，只看强化“行政权力”的一面而不看强化“公共权利”的一面，就是偏激。同样，在国家财政富足的问题上，只看政府卸责任的“节流”，不看政府扩自由的“开源”，也是偏激。秦晖自己承认：“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是对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就是错的，没有理由看场合选择说不同侧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结论都是场合结论”)不应是历史学家的规范态度吧?
所以，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论”不是自我纵向比较(“自比”)、向上的横向比较(“上比”)和向下的横向比较(“下比”)的综合结论。他口头上可以说它是“自比”和“上比”的结果，但心中的重点全是“上比”，因为“低”就是“上比”的结果，“自比”的结果只能是“高”，所以，“低人权优势”是偏见，因为“自比”、“上比”和“下比”的综合结果是“中等人权”或“中等偏低人权”。但是，更加严重的还不是这个偏见本身，而是这个偏见背后的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就是与“昂纳克寓言”包含的“反历史假说”相似的“反历史的结果论”。用大白话说，有“反历史结果论”思维方式的人，特别喜欢暗中拿起一个结果完美的逻辑在那等着，然后只要人权一出问题，他马上就会告诉你：“瞧，好的应该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
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有害，其原因有三：一是把自由当成一个可以与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权力逻辑相脱离的“自在之物”，好象自由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外在的、可随意观察度量的东西，并且好象对想要得到它的任何第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和可以独立决定的;二是把“人权”或“自由”的实现，当成了一个根本不用考虑“操作费用”的“无摩擦”过程，仿佛实现自由是上帝干的而不是人干的事;三是用理想的“自由应该是什么”去代替现实的“自由只能是什么”，似乎活脱脱的现实总是错的，而规范化的理论则总是对的。
概括地说，“反历史的结果论”没有历史意识、没有文化意识、没有过程意识、没有费用意识，唯一有的只是客观意识和结果意识。正因如此，“自比”是多余的，“上比”才是重点，所以“低人权优势”就是必然结论，其内在的冲动是毕西方几百年缓慢发展之功于一战役，好像契约精神、商业信用、独立人格等等几乎是能快步到位的，好像中国的“农民工”接受“低人权”完全是“非理性”的选择，好像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过程，而只有用于判断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就这样，中国“起步低的经济自由化”变成了“低人权的经济自由化”，然后秦晖再死死抓住“低人权”，别的免提。
不幸的是，“秦晖式偏见”背后的方法论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其总根源应该是秦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关怀”。适当的“人文关怀”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备品德，但如果“人文关怀”在一种“价值取向”的压迫下变成一种“规范冲动”，“反历史的结果论”和“反逻辑的偏见”就是必然。
“规范冲动”的产生，一方面当然是对现实“人权滞后”的不满，现实的压抑如此之大，以致于非冲动而无法矫正之，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规范冲动”往往更多地来自这个群体的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正是在“精英意识”的驱使下，知识分子往往夸大了自己个人的“社会作用”，以致于更多地偏好“规范冲动”而更少地偏好“冷酷实证”，即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偏好于把自然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干预研究对象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如此，他容易丢失的是逻辑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并把自己的“人文关怀”狭隘化，从“大爱”变成“小爱”，从人类意识的“人文关怀”变成对价值取向相近的人的“人文关怀”(秦晖在他的《问题与主义》里曾正确地批评别人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更直接了当地说，秦晖的“小爱”和“人文关怀陷阱”，来自于作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他那深深的“农民情结”，它是一种变相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农粹主义”。
由此，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反历史的结果论”就成了饥不择食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关键的方法论上，秦晖就陷入了令人一头雾水的模棱两可。例如：“在价值上我主张普世主义，但问题上我主张特殊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特殊性”、“文化决定论”这类言辞，同时又强调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我所讲的情境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人文科学中没有必然性，但是可以有概率很大的可能性”。难怪读者在他文章的留言里大叫“玄虚”。
5，“低人权优势论”与“理论家”的任务
以上我用“自比”、“上比”和“下比”的综合结果，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定位在“中等人权”或“中等偏低人权”而不是秦晖的“低人权”。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我在已完稿的“财富到底是由什么创造的?--‘制度发展论’及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五种分析”一文中有细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跟秦晖一样认为中国的“人权滞后”确实还是太严重，我跟他的主要区别是“分析它”而不是“干预它”。秦晖的“规范冲动”导致的上述偏差再次证明了我长期以来的担忧，用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在他1979年出版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的话说：
“经济学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力图理解一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预见由这种行为引出的社会结构。最终，经济学家必须希望他所展示的简明真理能导致这些体制结构的‘改善’，通过这些制度更改人类选择的条件。但‘改善’制度应作为他的次要的和从属性的目的;倘若他听任自己争取他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热情凌驾于他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与尊重之上，他就会危险地濒于不负责任的行动的边缘。”
布坎南的话对历史学家也适用，对通古知今的历史学家应该更加适用。秦晖在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中已经是稳健的，他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偏激可想而知。我对中国的人权进步进行辩护毫无兴趣，相反，我下面要概述一些“人权滞后”问题。我的基本信念是，“理论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分析问题”，“理论家”可以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倾向”，但他应该有意识地强制自己的“价值倾向”，并且更加有意识地把“价值主张”留给“行动家”，如果“理论家”太想当“行动家”，他的逻辑迟早要出大问题，他的学问迟早要“被平面化”。
中国的人权进步其实已经进入了“孤岛期”，即“人权滞后”主要体现在四个大孤岛上：结社自由、资本自由、地权自由、舆论自由。与此对应的当然是“行政权力”对“大众权利”的挤压，以及由垄断和“寻租”导致的“权贵利益”和“灰色自由”的泛滥。
这个时候，秦晖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我认为“理论家”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提“价值主张”不是最难的，最难因而也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现在的“人权孤岛期”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明了了?中国为什么是“灰色自由”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一定会完全西化?如果象秦晖所说“没有一个决定论的答案”，那么中国又会怎么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与北朝鲜的毫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又是什么?这种区别又能不能使中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体制?
总之，少一个提“价值主张”的学者，这个社会真的少不了什么，也不会损失什么。但多一个“非决定论分析”的学者，多一个了解政治制度和政治生存逻辑的人，这个社会将多一份明智，因为这种学者不在乎“中国该怎么走”，他只在乎“中国能怎么走”和“中国会怎么走”。最终，他能比别人更清楚，主张“中国该怎么走”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会怎么走”起作用。他因此对西方的问题也能看得更加透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我可以评论，但我无权对任何人提要求。
6，为什么“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
秦晖在他的《问题与主义》里曾谈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四个来源，其中的一个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秦晖正确地从美国人的问题意识中，提取出“交易权利”概念来分析中国语境下的问题。在分析“交易权利”比中国清晰的西方问题时，“交易费用”却非常重要，而“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则至少同等重要。
但是，就“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来源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最严重的问题，是没能把“经济行为外部性”的概念“政治哲学化”。在新制度经济学及其追随者那里，“经济行为外部性”没有被转化成“自由外部性”或“权利外部性”的观念。捍卫自由主义的人立场坚定(如斯蒂芬·霍尔姆斯1993年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但却少有人涉及“自由外部性”问题。这当然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不足。
在“自由诚可贵”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自由外部性”上，我则是一个非自由主义者。正的“自由外部性”不用说，负的“自由外部性”指的是，个人在行使或不行使其自由权利时，个人的自由权利给社会带来的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如公民通过行使或不行使其民主权利，支持“减税增支”的法案或领导人，导致“赤字公债”的逐步扩大，结果把“赤字公债”的“负外部影响”传递给别人或后人。
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里，民主制度与“赤字公债”的因果关系当然已经是常识了(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公共选择理论”没能把这种因果关系推进到民主政权的“公共性质”上(见“产权国家论：关于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载《领导者》2010年4月号)。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秦晖所说的那个“越好的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
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秦晖自己无法真正直面“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秦晖寓言”，也无法象讨论“限权和问责”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问题那样，去讨论如何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最后，他只能以“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敷衍而过，而他心中的那个“很漂亮的制度”依然故我，未损丝毫。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秦晖在东西方“制度改革”问题上的“不对称分析”。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如果“理论家”太想当“行动家”，他的逻辑迟早要出大问题，他的学问迟早要“被平面化”。
因此，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中的“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严重低估了“高自由高福利”的内在矛盾。西方各国“高福利低税收”的公债结果，并不是表面上的左派要福利、右派怕税收的产物，而完全是大众民主在西方的扩大和成熟的逻辑必然，即“公共政权”和“竞选机制”使“高自由导致高福利”成为逻辑必然。
民主万“债”，是因为选民要民主万“福”、不要民主万“税”。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罢，他们其实不怕高福利，也不怕低税收，更不怕高公债，怕的只是上不了台、掌不了权。非常明显的是，秦晖的自由主义偏好使他把逻辑推到了民主万“债”后就中断了，似乎民主万“债”是一个可以自动了结的小事。也确实因为如此，他才想当然的说：“如果我们在(自由和福利)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仿佛问题只在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根本不在西方的“高福利高自由”。
我同意中国的问题还不是“高福利”的问题，我还进一步同意中国也没到“骂自由”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闭眼不看自由主义给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机和我所强调的“民主公地悲剧”。如果自由主义偏好使我们只想着“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我们在理解“中国模式”上就会难以直面两个问题：
一是，与中国的“低费用改革”对比，“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标准发展药方”为什么效果不佳?仅仅是因为“吵吵嚷嚷分家难”和“下结论太早”，还是因为权利契约和公正分配的规范冲动妨碍了下结论?而“不下结论”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如果中国是政治经济的“双软改革”，那么政治经济的“双硬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法选择”的?仅有正义就足够吗?为什么接近“双硬制度”(市场与民主)的印度也不过如此?秦晖所期望的印度“有较好的后势”何时能到来?
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低自由低福利”是“劣币”，那么，凭什么说只有“高自由”而没有“高责任”相匹配的“高福利”就一定是“良币”?难道“高福利劣势”的美国汽车公司的破产是偶然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民主，民主万“债”就不是个问题?美国因此就可以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造成的，而民主万“债”下的冒险败德则与之毫不相干?
我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这两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由于秦晖过分关切中国的自身处境，结果，他的“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过多地伤害了对“中国模式与全球化”的解释力，秦晖的深刻也似乎还没有到能认识“高自由和高福利”的内在矛盾的地步。
7，结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落
本文的结论很简单，中国“拿来”的现代自由主义没能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局限，它们都把人类历史的演进简单化为“好坏黑白”的取舍。可随着“历史的终结”，他们的理论对全球化下的东西方格局的解释力也“终结”了。秦晖的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失落的一个缩影。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最终问题是，如何把分裂开来的“西化理性的诱惑”、“中国情感的反契约沉淀”、以及“超越自我的行为思维”统一在一起;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如何在“争取自由权利”和“让权利在外部性中泛滥自流”之间取得平衡。这也许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龙一 这是你要的智利67%的人民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出处。在这页的最后三行，More Broadly开始的那句话之后。嘿嘿。里面还有智利公众对其政治态制度的更广泛看法。相信你是看得懂英文和数字的哦。呵呵
当然，不仅是现实问题，在历史问题上秦晖及其同道们也系统地进行历史叙事。比如英国光荣革命的问题可见Pincus: 1688，另见Neil Davidson的相关批判。
Update: 看到下面某位先生的回答，特地补充一下，
我来说一下秦晖老师。
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关中、云南等）、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 有句话叫隔行如隔山，在历史学研究中亦是如此。历史学可以细分为很多方面，每个方面的隔阂不比行业之间的隔阂小。虽然历史学各个方面都是联系的，但那是内在的联系，外在很多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最基本的史料就不一样，研究所基于的理论不一样，研究所要求的视野也不一样。很早之前我和我的老师交流过这件事情。我说硕士研究生阶段想搞中国史，博士阶段想搞朝鲜战争方面。我们老师说最好一个项目做下去，因为很多东西没有积累很难做。
编辑于 2016-09-09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他谈的最多的话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谈的比较多的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负福利问题都切中中国社会真实问题的要害。虽然真正知识分子的话对政府来说是人微言轻，但毕竟还有那么几个像秦晖这样的知识分子，愿意提出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真问题。
他写的《传统十论》，从对历史中传统问题的解答，映射现代， 针砭时政。
他新出的《走出帝制》，上架数月即遭政府列为禁书，不啻为一种绝大的讽刺。他在书中说：“我一直有心把这古代、近代的两大变局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两大层面套在一起，写一本《世道与心路：从诸子争鸣到新文化运动》的书，但那非短期可期。”真的非常期待他的这本巨著，即使长期也期。
他说中国少真正的左派和右派，只有乖派和不乖派，实为真知。
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困难。他说美国的病就是中国的药，这样的看法难道不令人拍案叫绝么。
他本来是搞历史的，还是中古历史的农民史，但是这个博闻强识的人偏偏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东欧变革、南非改革、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发声往往令人眼前一亮，叹为观止。
编辑于 2016-09-14
反对，不会显示你的姓名
远古善良自由党 新保守主义文青
214 人赞同
听说秦晖老师最近被车撞了，虽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让人难过，希望秦老师早日康复
编辑于 2016-12-09
你管他什么人干嘛，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更重要。
发布于 2014-12-19
秦晖老师的作品我没资格以蠡测海。
发布于 2016-09-09
秦晖是1953年出生的。
去看看秦晖谈前南和印度的民族问题，就能看出此人目光何其狭隘，材料也基本百度百科水平，更要命的是，做一个比较政治学研究，基本的研究方法前提都不懂，不控制变量就在那瞎比较，得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结论。
现代学术分工这么明确，没有超人的眼界和扎实的材料就不要老想谈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贻笑大方。
西方近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一）（秦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3Sg4qkH-E&t=1011s
《陳平對話錄》20： 秦晖（1） 中国模式的成功以资源消耗为代价
VID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