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日中学院后，我去东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科（系）学习日语。东京外大那时候还在东京都北区一个叫做西原的地方。那地方并不偏僻，可是JR线和地铁都到不了，只有“都电”经过附近。“都电”就是那种旧式的有轨电车，顶上一根辫子凌空悬挂在电线上滑行。上海很久以前也跑那样的电车，后来就绝迹了。东京却还保留着，只是车厢只有一节，不似上海从前的电车，后面还挂上一小节“拖油瓶”。“都电”在路面上的两条钢轨上行驶，去外大的一路上经过的有些地方是居民区，两旁的民房距离轨道很近，“都电”车身轻晃在中间穿行而过，站在制服制帽白手套，耳朵上挂着小型扬声器的驾驶员身后，从车前窗望出去，伸向远方的两条钢轨仿佛彼此逐渐向内靠拢，要在远处的某一点相交汇，但“都电”一开到近前，它们又急忙分向两边。从对面时或有逆向的“都电”由远及近行驶过来，起初状如玩具，很快变大，迎面而来。两辆“都电”错肩而过时，各自的驾驶员常举手相互致意，这情形仿佛是“都电”才有的。

东京外大是个国立大学，历史颇久，算得上是个名校，但那时候的校舍小而旧，显得有些局促。学校里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都有些陈旧，但设施自然是一应俱全的。图书馆被包围在教学楼中间，进出都必须通过教学楼。图书馆里藏书不少，也有中国的书刊杂志。在图书馆某层楼面辟出的特定区域里的书架上置放的全是精装的世界各国各历史时期的经典名著，我曾在那里面寻找中国人的著作，记得看到有孔子孟子的，现代的看到有孙文鲁迅毛泽东的。期刊处置放着《人民画报》和《大众电影》，中国留学生都会去翻看。还有国内几所名牌大学的校刊，我在其中上海F大学的校刊里数次看到前述大L小L父亲的论文。还看到后来成为中国三朝首脑智囊的王沪宁论中美关系的论文，那时候，王沪宁似乎仍然还是F大学的一介教授。

外大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商店，去“都电”车站的路上有一家家庭式的小饭馆，沿街的小橱窗里放着拉面，盖浇饭之类的样品，大约是塑料做的，色彩鲜艳，但看着有些假，盘子边上有价钱，500日元至1000日元左右的都有。外大校内虽有食堂，但那小饭店仍时常有学生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中饭时段不大的店内倒也经常高朋满座。

与小饭店隔街相望有一家铺面不大的旧书店，也是专做外大学生生意的。店外支起一些敞开的木盒子，里面排着许多所谓的“口袋书”（尺寸如同中国的连环画），每只木盒里竖起一个小纸牌，上面写着价钱，100日元至300日元不等。有一回在100日元的盒子里看到一本巴金的《家》，尺寸比日本的“口袋书”大一倍，孤零零的躺在一边，并没有一点“家”的感觉。走入书店，里面东倒西歪叠床架屋地堆着许多用绳子捆成一摞一摞的旧书，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那书店最好做的生意大概是买卖外大学生的二手教科书。日本大学里的教科书通常都很昂贵，有些教师规定选其课者，必须购买该教师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学生为了取得“单位”，不得不购买那些“贵重物品”。课程结束后则将之卖给书店。新的学生又会去书店购买二手旧书。我曾在那书店买过二手教科书，虽说打了折，也要一两千日元；而我读大学院时花了一万多日元买的《美国经济史》，卖给那旧书店时，店主却只肯出500日元，多一元不要。那店主蓬头垢面，看着与店里的旧书一样老旧，但生意做的还是颇不含糊的。许多年之后，我在2009年去东京时，回到昔日东京外大旧址去看过，那时外大早已迁往府中，旧址处成了一片施工工地，装着泥土的卡车在那里开出开进。而从前的那家小饭店和旧书店也都不见了踪迹，我斜倚在外大旧址外的人行道旁的某处铁栏杆上站立良久，抚今追昔，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进外大那一年，日语科有两个班。一个班是日本人学生，另一个班是留学生。开学那天，全校各科（系）学生先在一个礼堂里汇聚参加开学典礼。当时的学长（校长）是原卓也先生，一个很有风度的俄罗斯文学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原卓也校长给新生致欢迎词，所说内容早已忘记，但他穿着燕尾服在台上缓步而行的样子还记忆犹新。开学典礼结束后，日语科的全体教师与留学生新生在一个大教室里聚会。那一年的留学生有二十九人，大多来自中国和韩国，台湾有数人，此外还有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的。中国留学生里，除却一人来自北京，一人来自广州外，其余全部来自上海，有七八人之多。东京外大日文科的教师里多有日本国内国文（日语）领域的权威学者。当时的几个教授是漥田先生，小衫先生，松田先生和国松先生。副教授是沼田先生（女）和汤木（或汤川？）先生。另有讲师村尾先生，近藤先生（女），早津先生（女）和助手（助教）望月先生（女）。从那天起，我在外大日文科学了四年日语，师从上述教授和老师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