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印度狗和一只中国狗在中印边境线上相遇了，在“诗和远方”梦的驱使下，他们都想越境到对方的国度去。印度狗精瘦、疲惫、还带着四只小狗。而来自中国的那只狗红光满面、膘肥体壮。中国狗问对方：“你为什么要来中国？”印度狗回答：“我想要去过富裕舒适的生活。”然后反问，“你过上了好日子，为什么还要来印度？”中国狗说：“是的，我吃得不错，但我还想自由地叫唤！还想恢复我的性功能！”

印度是我向往的国度之一，因为印度对中国的文化、文明有着恒河沙数般、变革性影响。我们常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好像这四大文明是并列的，而不是有先有后的。实际上，四大文明古国是有先后秩序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文明的扩散是有方向的，先进的文明，或迟或早要传播、并影响落后的文明。

从印度教演变出的佛教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中文概念有了飞跃式增容。于是我们有了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天堂、无常、地狱、轮回、涅槃、永生、行善、缘分、修行、梵音、因果报应等一系列的概念。佛教重视思辨，视尘世为虚幻，渴求解脱。没有佛教，道教最多是哲学、养生学、纵欲、长生不老，有鬼魂、神仙，没有天堂、地狱、禁欲等概念，和宗教基本不接轨。日本的神道教、韩国的萨满教也都一样。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没有狮子，而狮子却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动物。狮子是通过印度传到中国(“狮子”源于印度的吐火罗语)。中国人知道狮子之前，老虎是勇武和力量的象征，但狮子这种“绝域之神兽”进入中国后，这个位置就被狮子替代。

佛教从汉朝起进入中国，《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唐三藏从印度取来西方真经，被封唐太宗的御弟。从此以后佛教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历史学家易中天说，文明包含三要素：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艺术—人类对万物人之美的诠释。而印度对中国及东亚文明的贡献就是这三足鼎立的宗教。

一、 新型大学，你好！

2016年的12月，终于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个神秘的国家。在此之前，我经历了办签证的煎熬，懂得了什么叫制度逼人撒谎。用参加“第18届世界犯罪学大会”的名义办签证既贵也几乎不可能。在最后一分钟，我办了电子旅游签证。

德里国际机场非常现代化，男女厕所的入口有印度特色：男女电影大明星的巨幅照片，让你绝对不会走错门。出了飞机场，第一道接人的地方，清一色的五星酒店安排的。没看到接我的人，我开通手机的国际长途，给接待处打电话。他们说，我再出一道门就能看见他们。果然，在第二道门外，我在熙熙攘攘大众接人的人群中看到迎接我的牌子。

会议是金多国际大学主办的。金多先生（1930-2005）是印度钢铁、动力大王，他的家族为纪念他而捐资在2009年建立这所私立大学，位于德里国际机场54公里之外的哈里亚纳邦。其口号是“为公益服务的私立大学”。目前有六个学院：国际法律学院、国际商业学院、国际事务学院、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文理学院、以及元月刚挂牌的大众传播学院。显然，办学者的理念是科技救不了印度，印度必须跟上国际思维，才能真正融入国际大家庭。这和中国科技兴国的理念形成鲜明对照。

来之前看了一篇文章，讲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公司不如印度人做得好。其中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比中国人好，因为英语是印度的官方通用语言之一。显然，文章的作者没有来过印度。载我去大学的印度司机，几乎一句英文也不懂，和他讲话，他直摇头（实际上是点头）。我说，你能开点热气吗？我有点冷。他说，印度最大的公司在这儿。

到了大学接待处，立即被带上鲜花环和手镯，点朱红(印地语叫做“宾迪亚”)，感到非常温暖。我被安排在一间两人合住的学生宿舍。比大陆大学的学生宿舍的条件好，比澳门大学的学生宿舍大，也比许多美国的大学宿舍宽敞。条件相当于三星级的酒店。

第二天，早餐是自助式的，尝到地道的印度飞饼，米粥，素菜、咖啡、牛奶。上午去参加了一个座谈，了解一下大学和周边。午饭后，和约翰、莉莎商量，决定租车去20公里外的小镇街市了解真正的印度。在集市上，我和约翰讨价还价每人买了一件“莫迪”式无袖夹克衫。莉莎买了一套非常美丽的沙丽。这个小镇上，居然没见到要饭的！

晚上的开幕式在校园的旗帜广场举行，临时舞台被装点的五彩缤纷。我们三个“加拿大”学者喜气洋洋地穿着印度民族服装准时参加。开幕式晚了一个多小时。主持者轻描淡写地说只是稍微迟了点，然后按部就班，每一个发言者坚持把他们早已准备的发言稿讲完。这儿是高原气候，太阳一下山，气温就会快速下降。我们的衣着很快挡不住夜寒的袭击。

随后的晚饭是开放式的，露天支起烧烤，小帐篷，随便取食物。我们这才知道，由于金多先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平时校园是不让吃荤的。因为是国际会议，才有鸡肉和鱼肉。同时所有印度校园都不得提供酒、不得抽烟。

印度人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们不断听到，你怎么看我们的食品？大家吃饱喝足，总捡好话说。有几个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姑娘，大声用中文喊吃得不好，没有肉。其他客人不吝言辞地赞扬印度的食品。好客的会议主办方每晚都安排不同的音乐舞蹈演出。

16日，上午开会，换钱。印度的莫迪政府，为了反腐，从11月起，废除2000卢比和500卢比的旧钞票，使提取现金成了问题。会议为此专门雇了一个兑换国际货币的人。在临时帐篷里为参会者服务。他每天独来独往。身上有上万现金。好像也不怕被人抢劫。

下午租好车子，一人去新德里。转了红堡、甘地博物馆、胡馬雍陵、德里中轴线。德里是古代和现代相互结合的一座城市。老德里如一面历史镜子，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1911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在旧城以南3公里处亚穆纳河西岸兴建新德里， 1947年印度独立后宣布为首都。

甘地博物馆坐落在甘地陵的街对面。那天甘地陵不开放，我只能徘徊于大门外，表达我的敬意与哀思。甘地博物馆内重现了甘地的一生足迹。入门处的塑像下写着：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启示录。出了博物馆，徜徉在绿草树荫的大院里，内心无比平静，充满祥和之念。甘地非暴力理论和被一部分国人斥之为迂阔的孟子的王道有相通之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院内还有甘地图书馆，收集世界各国有关甘地的著作，以及另外几个展览。

新德里中轴线街道宽敞、恢宏，东从印度门和广场，西至总统府，以及国会大厦、政府办公楼。在汽车行驶的路上，我看见新德里许多公共空地被极端贫困、衣不裹体的人占着，其贫困程度更胜小镇上的居民。

红堡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城堡，始建于1638年。胡馬雍陵建於1570年，是印度的第一座花园陵寢，泰姬陵也是以此为范本所建。

这次的司机又是一个只会讲一点点英语的。他对印度人在国外的成就非常骄傲。我告诉他，加拿大的国防部长是锡克人，头上裹着围布，他非常高兴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17日上午去听了几个研讨会，期间和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女学生聊了聊。结果，赫然领悟什么叫“一言不和就翻脸。”她说她听了一个研讨会，讲在中国摘取犯罪人器官的事，完全是法轮功人的造谣，根本不是学术。我告诉她，她应该站起来表达她的观点。她说主持人没有给她时间。我说，你可以散会后，和发言人继续交流。她勃然大怒，说我立场不对。看着她愤怒的粉脸，我真的很篮瘦，心里香菇。

下午我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居然爆满，可是六个题目之间没有什么相关，各说各的话。好在时间把握得非常好，没有拖拉。散会后，立即和约翰、莉莎租车直奔安格拉。路过新德里的高速公路上远眺建于2005年灯火阑珊的阿克萨达姆神庙。在Yamuna Expressway收费路上，车辆稀少，高速公路的休息处也非常干净，全是英文标志。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街上逛了一会，发现印度“神牛”竟然是靠吃垃圾过活!在旅游城市要饭的人，比小镇、新德里多好几倍，他们看上去很可怜，尤其是孩子。

泰姬陵建于1631-1653年，是世界上的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爱的见证。泰戈尔称其为“永恒面颊下上的一滴眼泪。”美轮美奂，叹为观止。据说，满月的晚上，泰姬陵也开放，向世人展现别一番风味。参观完泰姬陵，导游带我们去了一个大理石加工厂。约翰和我各买了一个大理石面的电灯茶几。下午去安格拉古堡。在古代，安格拉古堡与泰姬陵隔水相望，暮年的皇帝被篡位的儿子囚困在此，守望爱妻之陵。爱情赋予这座城堡永恒的凄美；王位被夺而囚的父亲，又让这座城堡的空气中弥漫着消散不去的孤寂与悔恨。

安格拉，司机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们停在哪里吃饭，店主就会给他们两百卢比，还提供免费便餐。而我们买东西，店主会给导游提成。又一个和中国一样的习惯！晚上开往新德里国际机场，19日凌晨离开。安

二、 打出来的国家和谈出来的国家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和文化上有很多相近之处，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应该比和西方人之间更容易沟通。印度与中国是同处亚洲的两个人口大国，正因为此，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文章著作林林总总。围绕着“龙象之争”究竟谁占优势费了不少唇舌。然而实际上，比较中印两国的发展十分困难，大部份的比较都是橘子对苹果式的比较，结论令人难以信服。

龙象是中国和印度的腾图象征。龙是想象物种，而象是真实存在的兽类。到过印度，才知道这个象征意义的实际。龙可以把2016年的杭州会议办成一个世外桃源，仙境一般的平和。象要想办同样的国际会议，即便想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也只能望洋兴叹。

自从接触了西方文明以来，两个国家的精英们都想学习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却又担心随之而来的西方价值；都在不同程度上想要抵制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印度一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统治了近九十年。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1911年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成为亚洲第一个学习西方而建立的共和国政体。民国和清政府的权力转移，也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有暴乱，民国接管北平国家权力的大过程是通过谈判解决的。权力从大清帝国转交到民国政府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小的一次。因此，辛亥革命，在中国、在亚洲历史上，都应该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然而在中国的教课书里，辛亥革命被贬为一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中国毕竟没有甘地式的、高瞻远瞩有开创性的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大潮中翻江倒海的孙中山、袁世凯都是利欲熏心的人物。最终，他们把中国导入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境地，让中国跌回暴力的“血污海”和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

印度因为有了甘地，走上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国大党由一个少数上层人士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政党。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

甘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式的圣人。他的价值观（从传统的印度教信仰演化来的）是：真理（satya）、非暴力（ahimsa），即“satyagraha”：意为“精神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这种精神不仅开创了印度“谈出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在日后鼓舞了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人士，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曼德拉，缅甸的昂山素季等人。甘地仁者爱人，摩顶放踵，访贫问苦，兼爱众生，从而达到仁者无疆、无冕而圣、无疆而王境界。

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慑于印度不合作运动再起的压力，开启印度独立的谈判。然而谈判因为印、穆两教的对立而难以持续。为了减少生命的涂炭，维护非暴力的最高理想，甘地不得不指示尼赫鲁放弃建立一个统一印度、巴基斯坦的国家愿望，使自古以来就属于印度的神圣领土的巴基斯坦能够按照自己意愿成立一个和印度抗衡的国家:一个在印度卧榻之侧，鼾睡如雷的巨人。

独立后，甘地不但没有被打成“印奸”反而赢得大多数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崇高敬意，然而独立国家内的宗教仇杀，使甘地殚精竭虑，夜不能寐。他遵循自己的原则，抵制掌权国大党中的激进分子的诱惑，拒绝走进暴力的丛林，杜绝用武力解决仇杀和混乱。他身体力行，用自己老弱的身体绝食，神奇地平息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教派之间的仇杀，最后却死在一位狂热的印度教徒的枪口之下。

躺在血泊中的甘地留给世人最后声音是“嗨，罗摩。”这短促而微弱的声音，流溢着他一贯的“慈悲”之光，普照九天，荡尽寰宇，用宽恕来惩罚一切落后、愚昧、邪恶与黑暗。这是他极致绚烂人生的最后叹息。他离去的身影是如此寂寥和悲催，但他生前的足音更胜万钧雷霆。甘地在涅槃中得到永生的升华。

甘地生前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在甘地遇刺身亡的1948年，诺奖评委会当年的和平奖未发，以此向甘地表达敬意、歉意。甘地是非暴力主张的倡导者，是慈悲的象征，是博爱的代表，一个千古万国的精神领袖。在他榜样的激励下，通过谈判取得独立的印度从未发生过政府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事件。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的运转虽远说不上完美，但在大部分国民是文盲的情况下，也维持了国内稳定。政府权力的过渡总能基本按照宪法行事。“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待印度这么多年来的选举，不得不承认这在亚洲一个相对落后的人口大国里，是一个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创举。

而中国，因为孙中山一意孤行而引发“二次革命”，成立不到两年的共和国政体就发生了你死我活的内乱。中国再次跌入不可自拔的相互残杀的暴力深渊：弱肉强食。1945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胜利之后，在苏联的纵容下，毛泽东拒绝解散军队，内战不可避免。1949年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毛泽东拒绝李宗仁总统的求和谈判，而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国民党军队毫不留情。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继承了历史上所有先皇“打江山”的“本土资源”传统，没有任何创新。像他自己曾经的感慨，“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和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大清帝国、洪秀全如出一辙，也和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等外国的各路暴力团伙，同工异曲、息息相通，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他尊他的剑为神
剑胜了
他输了 – 泰戈尔《飞鸟集》第四十五首。

民国以降的宪政之梦在凄风苦雨、血泊成河中东流而逝。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更换，就如同墙头变换的大王旗，对大王本人有意义。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人民，对国家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打下的江山，能实现“宪政”之梦吗？

三、 中国印度：两股道上跑的车　——　走的不是一条路

七十年前，印度次大陆通过谈判争取了独立，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最能与印度直接对比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其他周边国家，如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也有更大的对比意义。印度和中国对比，就像拿鸡同鸭比，意义不大。我仅仅对照两国的发展。

梁漱溟曾说，中国和印度文明都是早熟文明。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盘散沙。谈出政权的印度和打出政权的中国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印度走的是“政府倡导发展”之路，而中国走的是“政府强制发展”之路。当中国大刀阔斧、横冲直闯地冲向现代化之时，印度却踽踽蹒跚、举步维艰，发展相对从容。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1947年8月14日独立日前夕说：“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两年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时说：“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在那令人迷惑、使人沉醉的日子里，亚洲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承诺要把国家从深渊中解救出来。

印度有15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统一性和共同感。四大障碍死死卡住印度精英们想发展的脖子：宗教主义，种族主义，种姓制度，地方主义。独立这么多年，这些“本土资源”所带来的困惑，经过70年的改造，极大消弱了这四大障碍，但是没有彻底清除。

通过暴力，中国把一盘散沙铸造成一块沙石。徐志摩曾对苏俄革命发表见解：“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1949年之后，中国就是一个血污海。从镇压反革命、土改开始，到1976年，中国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社教、文革，用这一系列恐怖政治和迫害而树立起政府的绝对权威，建立起一个林彪所说的“国富民穷”的国家。在此“红利”上，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一胎化，也没有真正遇到的抵抗。因此，国民经济从1978年以来，连续翻番。

印度的精英们也想发展，然而民主政令难出新德里。印度的土改，只能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彻底(主要在旁遮普和西孟加尔邦)。中国政府能把地主甚至富农赶尽杀绝，印度的地主势力非常强大，印度的发展仍然主要由私营企业推动。尼赫鲁也想搞社会主义，却把政府变成一个推不动的僵尸。在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后，印度才放弃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英迪拉·甘地夫人曾推行计划生育，结果自己失去政权，以致生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推到底，直到2016年才有所松动。

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却很突出。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有人饿死，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对莫汉提来说，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什么是民主？难道选举就是民主吗？金多国际大学中国来的法律教授困惑而又焦虑地质问我。显然，她对印度民主的低效率深恶痛绝，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自豪无比。而我，对这个一言难尽的大问题，一时语塞。

丘吉尔说：在这个充满罪恶与痛苦的世界上，许多形式的政府都被尝试过，并且还会有新的形式将要被尝试。没有人会睁着眼睛说民主是完美无瑕的，或是智慧无比的。事实上，除了我们已经在历史上经常尝试过的其他政治体制之外，民主是最坏的了（民主制度是坏制度里最不坏的一个）。

民主是一个缓慢建立共识的过程。而不是一场热血沸腾的革命。历史上，民主国家的建设速度一般都比不上集权国家。比如，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化过程，苏联集体化过程、卫星上天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国的大跃进、文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但是，民主国家，包括印度，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由政府导致的巨大灾害、饥荒、迫害。

英国约翰•洛克早在十七世纪就警告世人说：——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中国人民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和受到控制的经济体。

民主的核心要义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核心要义更重要的原则是“多数保护少数的利益”。以此推理：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个体的权利。民主是方法，自由是目标。不是民主保证自由，而是法律保证自由。

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中国却能够接受技术的改变和引进新科技。即便如此，中国人仍然与愚昧为伴，生活在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各式各样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的无处不在：国人对贪官恨之入骨，可又鼓励孩子、亲属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要做官；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可同时又削减脑袋地想到那里求职就业，拿不合理的高工资；对办事情要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可一旦自己要办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

一句话，国人觉得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国人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许多人的心里实际上喜欢、迷恋、甚至崇拜这种不公平。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兴衰，低水平重复历史的根本原因。每一次农民起义，由于缺乏新思维、新理论的指导，最终不能铲除压迫自己的旧制度，而是成为这种制度的新主宰，成为新的“大救星”、新的压迫者。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从数字上看，中国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但是，教育仅仅指识字吗？中国能够强行推广普及义务教育。印度政府敢吗？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穷人有权力穷吗？这好像在中国精英眼中不是问题。在印度，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议题。印度的穷，一方面是制度问题，或许更让精英们困惑的是文化问题。困扰欧洲人千年的罗姆人(吉普赛人)起源于印度。至今，欧洲也没有完全解决罗姆人愿意贫穷、愿意流浪的“问题”。随着移民的国际化，加拿大也开始遭遇罗姆人。

如果我们的教育强调维稳，强调统一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强调为我独尊，强调血债要用血来还，宣扬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荣耀，鼓励嗜血的原始冲动，听不进不同的声音，我们的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下一代？反之，印度的教育反对暴力、主张宽恕、宣传博爱、敬畏生命、尊重人权，印度的下一代会和我们一样吗？

当中国的精英们为自己的高效率而自豪时，他们知道脸上沾着血污吗？当他们一门心思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时，他们听见反拆迁的哭声吗？当他们把煤产量、钢产量、汽车产量提到世界第一时，他们看清了前面充满雾霾的道路吗？效率高就一定好吗？

印度底层人的确非常不注重卫生，但是穿梭在极度贫困人口中，我从来没有感觉不安全。中国政府为了维稳，投资巨大，而印度由于宪政的权威、宗教的力量，尽管社会分层巨大，犯罪率却不高，“无能”政府没有巨大的维稳开支。印度从1991年以来，每年只有一列死刑；2015年在监狱的人数是33/100，000。而中国，一年的死刑人数多于印度25年死刑人数的总和；2015年在监狱的人数是118/100，000。

“沧海，你用的是哪种语言？”
“永不止息的探问。”
“苍天，你用的是哪种语言？”
“永不止息的沉默。” – 泰戈尔《飞鸟集》第十二首。

中国高调宣传大国的崛起、中国人的世纪，隐喻着一国的崛起必须以压制另一国为前提。印度政府却多次公开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崛起”（parallel rise）的可能。

总的来说，我对印度的印象是尘土飞扬，有组织的混乱，璀璨的古代文明，强大的宗教势力，有恒力的现代化发展。从金多国际大学的发展实践中我看到印度为打开自己封闭的心灵而做的努力。印度领导人“平行崛起”的自信有其精神基础与物质基础。

回到开篇的寓言，两只狗最终都不可能跨越边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人物霍特伦坐牢50年，出狱后却自杀了，因为他已经不习惯外面的自由世界。

2017年1月9日定稿

首发《中美印象》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