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反思夠多的了，問題是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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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萬言書  皇甫欣平丨鳳凰評論 

2017-02-09 皇甫欣平 螢火蟲沙龍

鳳凰評論家：ifengopinion

文革的發生，充分說明，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制約，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

文丨鳳凰網首席評論員  皇甫欣平

2016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距離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正好五十周年；而距離文革結束，是四十周年。五十年前發動的文革，歷經十年，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四十年前結束了文革，才有了後來的改革開放，才有了我們的今天。

因此，說到改革，就無可避免地要說到文革，這是個無法迴避也無法割裂的話題。文革的結束，基本告別了割裂社會的階級鬥爭，文革結束以後的相當一個時期，否定文革成了中國社會的共識，是個最大公約數。而進一步深化改革，則是要尋找最小公倍數。

但是否定得徹底與否，要看有沒有真正徹底的反思。沒有徹底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否定。一味地迴避反思，那麼如何否定，否定到什麼程度，都會成為問題。近些年圍繞文革所出現的不同聲音，正是這種表現。

一、文革讓我們認識到專制的危害

在文革結束後的一個時期，對於文革的反思，一方面，基本集中在把“四人幫”當作箭垛和痰桶，所有仇恨的箭支都要射在他們身上，所有的髒水都要吐到他們臉上:人們普遍認為，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本意是好的，是“四人幫”陽奉陰違，在執行的過程中跑偏，才導致了嚴重的錯誤。

另一方面則集中在對苦難的控訴。當時有個著名的曲嘯，八十年代中後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有一部電影《牧馬人》，故事裡的主人公就是他。曲嘯在國內做過不少巡迴演講，後來還到了美國，聲淚俱下地講述了自己作為黨的兒女在遭受了種種不堪、九死一生之後，仍然痴心不改、忠誠愛黨的事跡。曲嘯說：“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聽到這番話，當時在場的台灣歷史學家汪榮祖教授不禁發問：“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就這樣，曲嘯的正宣傳變成了負能量，他不得不中斷演講計劃，匆匆結束了美國之行。他回國後大病一場，此後從演講台上消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這個例子很能說明，當時對文革的反思何等膚淺。人們對文革的批判，基本停留在對現象的批判上，而較少觸及本質。

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形成決議以後，一般認為，文革十年動亂，是極左思想干擾的結果，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是應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依法治國。

1980年8月，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會爆發文化大革命。”法拉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憂慮：至今看不出怎樣才能避免或防止再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鄧小平解釋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體制着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1981年3月，鄧小平在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的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

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事物發展到典型或完備狀態（也應包括極端狀態），對於認識事物及其發展某個階段的意義，也就是說，事物的本質，往往只有在其發展完成時，才能被充分認識。正是文革，使我們認識到專制主義的極度危害。

二、文革不是憑空而來

文化大革命，第一因素是專制主義個人崇拜的盛行，第二是階級鬥爭的思維。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導致了對法治的深度破壞，造成了無法無天的局面。

文革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的發生和發展，不是憑空而來的，是一連串錯誤的必然結果。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個人崇拜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個人崇拜的興起，可以遠溯到延安時期。正是那個時期開始出現的個人崇拜和專制主義作風，在建國這樣巨大的勝利之下，愈演愈烈，最後才導致極左，導致文革發生。

陳坡在他的文革前史中寫道：“文革前史，就是文革起源史……文革起源於1959—— 1963年5年大饑荒的黨內爭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是關節點。因為這次大會是60年代中共內部對大饑荒集中而全面的檢討與反省。這在《文化大革命沉思錄》有所論述。而造成大饑荒的禍根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進’，‘反冒進’是1956-1957年八大以後中央多數的決定。反‘反冒進’打亂了原有的經濟計劃與安排，使毛凌駕於政治局，一言九鼎，黨內高層逢迎之風興起。八大二次會議上，周說：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大躍進是反‘反冒進’的直接產物。從反‘反冒進’到文革，實質上都是中共黨內鬥爭，是黨禍。毛治國理政27年，朝戰3年，大饑荒5年，文革10年，27年中戰爭、饑荒、動亂有18年，其餘9年亦是運動不斷，從土改到四清，大運動套小運動，生命不息，折騰不止。所有這些給同胞帶來史無前例苦難的折騰，毛的說法從來是為了六億人民，為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林彪私下評毛，毛自認為代表人民，以人民自居。” 

為什麼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幾乎占據了黨的核心地位?為什麼極左的錯誤路線能夠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長期形成的個人崇拜，使得毛澤東擁有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威權，一言可以置人於死生異境，到了後來發展成一句頂一萬句，他本人成了真理的化身，黨內外無人敢於也無人能夠反對他。文革的發生，充分說明，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制約，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

個人崇拜，是一種現象，其實質，也還是專制主義。說一個人是紅太陽，和說他是真龍天子，有什麼區別？廉價的掌聲，即使潮水般響亮，也代表不了民意，免不了最終遭受歷史的嘲弄。對個人崇拜保持高度警惕，其實就是警惕專制主義。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都出現過權力過於集中的情況，一些國家搞個人專制，比如蘇聯東歐發生大清洗、大鎮壓等政治異常現象，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這些都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

結束文革以後，共產黨認識到了個人崇拜和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危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手抓改革，一手抓開放，這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這一改變是歷史性的。中國社會呈現出空前團結的氣象，百業待興，“破碗也能盛滿水，”人民對改善生活有了盼頭。

三、十年文革，億萬人互相誣陷迫害

另一個方面，階級鬥爭理論也是文革重要的思想根源，並一直貫穿着整個文革期間。長期階級鬥爭的巨大慣性，以及傳統觀念所造成的對社會主義的誤解，使黨內分歧蒙上了一層濃厚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色彩，以至最終導致文革的發生。

文革中，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然後用階級鬥爭的思維對待他們。走資派、牛鬼蛇神、叛徒、內奸、保皇派、地富反壞右、打砸搶分子、五一六分子、臭老九、文藝黑線、教育黑線、右傾翻案風等等，名目雖然不同，但都以階級敵人的面目被推到世人面前，成為全民公敵。有誰一旦位居其中，免不了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迫害。

1966年底以後，社會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大陣營。兩派都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而對立派別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敵人。一旦一派占據上風，則必欲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快，決不手軟。

文革受難者高達一億人，其中，兩派鬥爭的受害者，也就是是當初積極投身於文革的社會大眾，占絕大多數。因為嚴重的流血衝突事件，很多地方留下了枉死的紅衛兵墓園。在黨內，鬥爭的殘酷性也令人瞠目。夏衍仿《剃頭歌》寫了首《整人歌》：“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語帶俏皮，語帶無奈，語帶黑色幽默，能看出當時鬥爭的殘酷性以及人們不能免於恐懼的心情。因為文革期間，今天是革命階級，明天可能就是反革命階級。迫害和被迫害的角色轉換可以在頃刻之間。所有人都提心弔膽。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說了這麼一段話：“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他說明了運動的重點目標，但大大縮小了打擊範圍，整倒的實際不是幾百、幾千人，而是幾百萬、上千萬。

文革結束後，老作家葉聖陶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十年人禍，相識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作家秦牧說：“我是個交遊不廣的人，但後來計算了一下，我握過手的相識的人，橫死者竟達二十七名。從這一點推論，全國犧牲者數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見了……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數據是：420余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余家庭被毀。

可以說，文革的出現，是中國幾千年人治時代，開始失去道德底線和人性控制的標誌。十年文革，億萬人互相誣陷迫害，如此胡編亂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進行的殘酷屠殺，在人類歷史之中也極為罕見。

四、階級鬥爭思維為什麼錯了

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繼續運用階級鬥爭思維的錯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析說：“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在這裡，《決議》已經明確地指明了照搬革命年代的對敵鬥爭方法必然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就是濫用敵我矛盾、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將黨內意見分歧放大為階級鬥爭的結果。

1997年修法的時候，取消了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顯示了符合常理的政權屬性。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的體現，法律不會允許危害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不允許分裂國家、武裝暴亂、顛覆政權和推翻現有制度等“革命性”行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根本錯誤在於，誤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還存在着資產階級，還存在着整個社會範圍內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因而還需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是一種典型的敵對思維，錯誤地將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擴大到社會主義社會，從而導致了嚴重的後果。

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沒有安定團結，就沒有一切”，“過去我們已經吃了十來年的苦頭，再亂，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應。”鄧小平所說的安定團結，正是對階級鬥爭理論的撥亂返正，以及對經濟建設的渴望。

文革之後，國門漸漸打開，中國人發現自己在轟轟烈烈搞政治運動的時候，世界上很多國家卻在努力發展經濟，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開始騰飛，比如像亞洲的“四小龍”，中國由於搞政治運動失去了很多發展機會，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拉大了。坊間傳言鄧小平曾反思：二戰以後，跟着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而跟着蘇聯走的國家，都受窮。這可能也是一般老百姓心中想說，卻不敢說出口的話。

五、民主政治是新型國家建立的邏輯基礎

我們為什麼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的目的，就是要結束專制王朝的更替，建立現代新型國家。而民主政治，正是現代新型國家建立的邏輯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政府的建立，正是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統治者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這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什麼叫劃時代？用徐友漁的話說，就是國家取代了朝代。

王朝政治應該到此而終，中國的歷史應該翻開全新的一頁，新政權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彌合社會創傷、進行制度建設和經濟建設上。但是毛澤東沒有，他仍然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共八大在1956年確定了擴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方針路線，到1957年卻反其道而行之；而對於1957年後發展起來的錯誤，當時黨內外都已有所認識，黨內也存在着與之對立的正確發展趨勢，但都沒有阻止住“左”的錯誤發展。而且，每一次糾“左”的努力，都導致了它的反彈和再次膨脹。

暴風驟雨般革命時代造就的絕大多數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思考問題，用那個時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方式，從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神力和武力為政權提供合法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文明政權的合法性，不是來自於槍桿子，只能來自於民意和民心。權為民所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種認識的局限性，體現在對“以黨治國”的迷戀上。“國家的一切決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須得到黨的相應指示”，造成“黨超過國家，高踞於國家之上”。黨和國家的關係發生扭曲，極易產生專制主義，阻礙中國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前進。

華東政法大學的童之偉教授撰文說，近年來我國政法領域發生了不少引入注目的的爭論，其中包括黨與法的相對位置之爭、政改前進還是倒退之爭、嚴厲壓制言論是否必要之爭、憲政正當與否之爭，等等。這些爭論看起來是孤立的，實際上都源於治國理念內部要素間關係的緊張。說得更具體些，就是源於“以黨治國”的傳統治國理政方略，同中共十五大之後“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新方略的衝突。

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與當初改革啟動時的先天缺陷有關。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認為，改革的啟動，是幾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結果。這當中有民眾改善經濟狀況的現實要求，有知識分子改變現狀的理想，但其實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勢者重歸權力中心的要求。後者又有兩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種是想藉此走向一種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過，能夠和當時形成對比的，是文革的荒唐歲月，所以掌握權力者充滿自信，這種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開明。然而開明的表象掩蓋了改革的缺陷，即沒有一種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價值目標。

深化改革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依法治國來取代以黨治國。

中世紀和現代社會的分野，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分野，就在於專制還是民主，在於權力的合法來源，合法使用，合法交接。在合法的前提下，社會發展處於可控的相對確定的範圍之內。這種確定性，可以使身處其間的人們，免於莫名的恐懼和焦慮，從而獲得身心的自由。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是為爭取民主自由，為告別專制和落後，為建立文明和先進的現代國家而奮鬥，我們不能成為我們最初所反對的那種人。

六、不能把法律當統治工具

1955年1月間，劉少奇曾經說：“在憲法頒布以後，我們必須加強法制，要善於利用法制，利用國家政權和社會群眾的力量來開展階級鬥爭。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1955年7月間，劉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指示說：“我們的法律是要保護人民去同敵人鬥爭，而不能約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

1955年7月間，劉少奇說：“檢察院當前第一條任務，就是要保證把該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來。憲法已經規定了，逮捕和起訴都要經過檢察院。如果不經過檢察院批准，捕人是違法的。現在黨要搞社會主義革命，要把那些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所以檢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訴全部擔負起來。黨委決定要捕的，檢察院要閉着眼睛蓋章。這樣做也可能有錯，這在黨內可以講清楚，但對外，都要由檢察院出面擔起來。……如果檢察院不做黨的擋箭牌，民主人士就會利用這點來反對黨，結果可以說等於是檢察院反黨。”他還再三強調：“檢察院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這個機關同公安機關一樣，同樣是黨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銳利武器，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在組織上絕對純潔。”

從劉少奇的上述指示和講話來看，他是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看待法律和法制的，而且明顯帶有黨權、政權高於法權的傾向。一旦認同黨權、政權高於法權，那麼法律就只有工具屬性而沒有價值屬性，進而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陳雲對新聞立法的反對，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可見，在當時的認識里，法律只是實行統治的工具，而不是能把權力關進去的籠子。這或許就是文革前三十年，法律制度建設幾乎一篇空白的根本原因所在。

制度建設的成本可能會很高昂，在極端的條件下，甚至需要流血犧牲。但是一旦建立起來，維護社會的成本就會大大降低。以黨治國，必然會帶來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的後果，再好的制度也會淪為擺設，從而妨礙法治的實施。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個反貪局，香港只有一個廉政公署，為什麼這兩個社會很清廉？中國反腐敗制度有多少，黨有紀檢，政府有預防腐敗局、反貪局，人大有，政協有，每一個大學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這些反腐敗的人是最腐敗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他是北京反貪局的局長，他自己最腐敗，這樣的情況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個思路就是先治標後治本，我是非常贊同的。如果從制度來說，也不是說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國的制度已經太多了，關鍵是什麼樣的制度。中國的知識分子說中國的腐敗就是因為一黨制，因為太集權。我說不是這樣的。中國的內部分權太多了，黨內那麼多的正副職位，那麼多的反腐敗機構，但誰也不負責，反而給腐敗的人很多的機會。到底誰負責？新加坡很簡單，如果出現腐敗了，就是反貪局負責，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其它什麼機構。香港也是一樣。”

鄭永年教授看到了現象，但是沒有觸及根本，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反腐制度不在多，關鍵看誰負責，讓腐敗官員去操作照樣會腐敗。而我們認為，這恰恰就是以黨治國的後果，是制度沒有權大的結果。當然，有一點他說得是對的，他強調了人的因素：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敗的人建立起的制度還是不好的制度。但即使是好制度，如果黨大於法、權大於法，充其量也是花瓶而已。想想當年毛澤東作為黨主席手舉黨章要求發言，和劉少奇在文革中作為國家主席手舉憲法要求權利的情形相比，有何霄壤之別?

七、以開放心態對待各種社會力量

以黨治國的另一個後果，就是拒絕甚至壓制其他社會力量的參與，這使得執政黨難以成為問題的解決者，而成為問題本身。

中國共產黨擁有八千多萬黨員，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共產黨是改革開放的主體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中國社會的其他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社會上開始出現不同的利益訴求，國內矛盾進入多發期。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無疑會給黨造成一定的壓力，但是應該認識到，這也是進行自身建設、避免僵化的動力來源。

執政黨的自信，不可能也不應該建立在打壓和鉗制其他社會力量上面。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發展是各種力量合力的結果，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不同社會力量公平博弈的結果，而不是一家獨大、籠蓋四野的結果。一個文明的社會，絕對不應該是你死我活的社會，而應該是各種社會力量合理相處的社會。

民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之一。民主不應該只是一個口號，而應該是精神，更應該是制度安排。民主最根本的體現，是憲政框架。是否能夠把執政行為置於憲法的框架之內，是民主與否的試金石。可以說，憲法，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小公倍數，是按照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訂立的契約，是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大局的基石。最小公倍數，才可能構建社會共同體。既然是共同體，就需要各種社會力量的平等參與。不應反對、限制、打擊中國社會其他也想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中起作用的社會組織和力量。其他社會力量的參與，不會帶來共同體的解體，只會進一步鞏固共同體，從而帶來社會的穩定。

不同社會力量的參與也意味着責任的分擔，執政黨把一切都抗在自己身上，總有一天會不堪重負。除了共產黨外，沒有其他政黨與社會組織的發展、活動，對中國來說不是好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榮辱與共，同舟共濟，不應當只限於八個民主黨派，八個民主黨派也不能只是陪襯。不能像過去國民黨一樣，搞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應當容忍、允許、支持、鼓勵其他正常和社會組織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活動、發展、參政議政。

民主政治是不同於專制政治的新形態的政治，它以民眾的選舉過程中的噪雜喧鬧，來代替了暴力屠殺的血腥，“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民主能馴化權力，而不是不要權力。它是要把權力放在籠子裡，不讓它隨便出來傷人。而放在籠子的權力，對於掌權者本身也是最安全的，因為它免除了其最大的威脅：被另一種暴力取代的可能性。如此，才能告別政治野蠻，邁入政治文明，實現共同體的長治久安和政治安全。

民主不是對既有體制的剝奪，而是對既有體制的保護。危言聳聽地警告當政者民主如何如何壞，實行民主會失去權力、失去利益等說法，毫無歷史觀和現實性，只能使之離時代潮流越來越遠。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保衛公民的自由，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國際政治中實現永久和平的美好理想。

八、結束以黨治國從依法治國開始

童之偉教授認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以黨治國”，是完全對立的治國理政方略。改革開放前，執政基本上採用的是“以黨治國”方式。改革開放後，開始逐步向“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向轉變。

揆諸歷史，共產黨首次從理論上肯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共十五大的事情。此舉標誌着中共治國理政方略的根本性創新，同時也是對“以黨治國”執政方式的直接否定。十五大後，全國人大隨後修改憲法，在憲法第5條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此之前，中共黨章已具體規定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原則，並在十五大用黨章修正案的形式，規定了後來寫入憲法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方略。

其實，此前憲法第5條的下列規定，已經在不小程度上表達了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要求：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以黨治國”與“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雖然看起來它們兩者也有些可以並存的地方，但總體而言是嚴重對立、無法兼容的。“以黨治國”的典型表現，是黨的機構與國家機關不分、黨產與國家財產不分，權力過分集中，且以黨代國（政）、以黨權代法等等，這些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可能相容。

真正“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用憲法、法律明確黨權範圍，規範黨權的行使程序，並從法律關係主體、機構、財產、人事等方面分開黨與國。萬萬不能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旗，行 “以黨治國”之實。

誠然，一切新制度都脫胎於舊制度，舊制度必然會在新制度中留有轍痕。改革路徑的選擇免不了歷史的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產生與演變，受過去的影響，同時它們也限制了當前改革路徑方式的選擇。不贊成以黨治國，並不意味着不贊成加強共產黨的領導。

執政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政治上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組織上重要幹部人事的選拔、舉薦、決定，以及思想宣傳、意識形態工作的引領，並不是要包辦代替國家機關，即人民權力機關和行政、司法、檢察機關的工作。黨的領導有憲法依據，也必須依法領導。黨通過立法或修法行為，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讓法律成為包括執政黨自己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雖然法外有黨規，但黨規只是執政黨內的規矩。在法治時代，我們應該在全社會強調行為規則，即法律制度和社會行為的通則，這是法治社會全體成員包括執政黨成員在內的行為準繩。

中國是有憲法的國家，一部合乎全體中國人民利益並且能夠切實實施的憲法，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最小公倍數。前一段時間，政府官員在就職時面對憲法宣誓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結束以黨治國，就應該從依法治國開始，而憲法，是最大的法。把權力關進籠子，就是要把所有社會力量，包括執政黨，置於憲法的權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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