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1981年開始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要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鄧在黨務政務和軍事方面完整的無人可以比擬的資歷和能力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順利擔任軍委主席這一要職與是否能夠牢牢把握住這個要職並且不受他人掣肘行使職權畢竟還是有着重大區別。 鄧是否是一位像老毛一樣十分強勢的軍委主席需要我們回顧在軍委主席這個職位上，他有過哪些重大的作為。

    鄧作為軍委主席近十年的時間內至少是完成了四件大事,鄧的強勢以其為了增強自己軍權使用的有效手段在他完成這幾件大事的過程中可以說是顯現無遺。

    第一是在1979年底開始的斷斷續續將近十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鄧先是調集了五六十萬人馬與驍勇善戰的越軍激戰一月時間，後是讓各大軍區上前線輪戰。鄧如果沒有魄力和號召力，要讓大批軍人在國家基本沒有遭受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以重大傷亡的代價去流血拼命大戰是無法想象的。 

    原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的觀點是“對越自衛反擊戰”實質上是鄧交給西方美國的投名狀，從此西方美國把中國與俄國或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絕然地分別開來，有了誠懇的願望與中國展開經貿往來。知名博主潤濤閻寫過一篇有趣的博文，認為中越戰爭給了鄧小平一次絕好的機會從葉帥手中拿到了軍權。在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事件中葉帥代表了軍方最高層的支持，所起的作用當然重大，只是葉帥實在是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也就只好是拱手讓出了兵權。

    作為軍委主席，鄧完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百萬大裁軍和在“軍隊幹部年輕化正規化革命化”的口號之下對軍隊將領層面的換血改造。鄧的這一決定自然是使不少高級將領產生了英雄遲暮的感覺和不滿情緒，換了別人也許早已是無法貫徹執行。鄧的基本策略是先讓黨政方面的一些高級幹部退下為將軍們帶個好頭，當然也有些自己願意退下的將軍。中將上將一級的可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擔任個虛職，不會覺得是被馬上冷臧成了無用之人。1986年當萬里在有中顧委成員參加的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提議，今後中國政治的中心任務應該就是民主和法制的時候，中顧委多數成員表示堅決反對，致使鄧不得不再次強調他早年所提倡的所謂四個堅持。 

    無論如何，鄧的收穫極大。當大軍區司令和集團軍首腦都成了資歷相對淺薄的晚輩，鄧控制下的軍委行使調度指揮權力時肯定就會覺得十分地得心應手。

    作為軍委主席，鄧做的第三件大事當然就是在1989年初夏調集幾十萬人馬鎮壓在北京抗議的學生和市民。這一次鄧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五六位已經退下來的開國上將也是鄧改革開放路線的支持者們聯名反對使用武力對付學生。國防部長秦基偉當時的態度十分曖昧，甚至影響到了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執行中央軍委命令時的態度。看到北京軍區那麼不情願使用武力對付學生，鄧只好從其它幾個軍區調集兵馬，一時間軍隊調動幾乎達到了十年前越戰時的規模。北京軍區38軍軍長徐勤先辭職抗命，瀋陽軍區39軍軍長和政委消極執行軍令，部隊進城速度極其緩慢。 

    在晚清六君子戊戌流血變法失敗91年之後，北京的大學生們以百倍的規模再次上演了一場失敗流血的變法。儘管面臨黨內軍內部分高層人士的強烈反對，鄧最後還是成了贏家。不過事後鄧也許明白過來，6.4也可以說是一場他與中共政治改革派之間十分可悲又非常無趣糊塗的內搏內耗，雖說是帶來了二十年的穩定，實際上也是為中共傳統派今後掌控黨政軍大權悄悄開啟了一扇方便之門。 

    6.4之後的中國有那麼幾年的時間在政治上是有點在黑暗中摸不着頭緒，經濟上也出現了嚴重的滑坡。當1992年春鄧通過南巡講話再次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時，他已經不再是軍委主席。從後來鄧推動改革的速度和效果來看，那個時候的鄧確實不愧是無冕之王，實際上是沒有軍委主席頭銜的軍委主席，就因為他敢說“不願意改革的就要下台”逼迫江核心衝破當時黨內高層傳統派的重圍，使中國避免了回到文革之前的政經局面，同時也逃脫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桎梏。鄧的親家楊家將開始在軍隊內部發聲支持中國再次走向經濟改革，《解放軍報》發出社論“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在88歲的耄耋高齡之時，鄧再一次上演了中國政治的一個神話。這位深諳中共政治之道和中國文化脈搏的老人通過手中握有的兵權再一次使勁地把神州推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巨大變化之中。中國現今政治的一個特點就是一些紅二代對鄧懷有一些怨恨，其原因大概是鄧開創的改革局面使他們英雄的父輩們在中國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看起來多多少少成了局外之人，也使他們父輩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失去了部分榮耀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