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牛街教子胡同路东的一户人家。除捣毁了不少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以外，还抄走了一些古董和珠宝首饰，其中有一件晶莹碧绿的玻璃种“翡翠蝈蝈”，是这一家人的老主人三十年代初从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店里花了不少大洋买来的。在那个疯狂的年月，抄走什么东西都别心疼，终归顾命要紧。可没想到，事隔几天，这家余悸未消的主人迎来了两个自称是上头派来的的中年人。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原来红卫兵上缴查抄的物资后，有关部门进行登记时发现了这只“翡翠蝈蝈”。这物件青翠欲滴，玲珑剔透，雕工精湛，栩栩如生，原是故宫里登记造册的珍宝。一九二四年，宣统皇帝溥仪被国民政府驱逐出宫时，把许多宫中的宝贝偷带到天津，其中就包括一对精美绝伦的“翡翠蝈蝈”，后来几经周折竟下落不明。两位来人的目的很明确，是追问另一件“翡翠蝈蝈”的下落，这家主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这宝贝的来历说清楚。来人不死心，先后又来过多次，无奈当初购买“翡翠蝈蝈”的老主人早已故去，他们见实在问不出个名堂，也只好作罢。其实过去的牛街，像教子胡同这户有祖传宝贝的人家还有不少。除了常见的花梨紫檀的红木家具，那些曾经从事过珠宝玉器行业的人家，几乎手里都有过几件像翡翠玉石、珍珠玛瑙一类的珍宝。究其原因，这和牛街人历史上从事的传统行业有关，由于世代沿袭珠宝玉石交易，又善于沙里淘金、独具慧眼，所以回族人自唐宋以来就有“识宝回回”的美誉。

    早在元大都建成之前，牛街的沙栏胡同就是原金中都的“沙拉市”（“沙拉”是蒙古语，泛指珊瑚珠宝），曾是珠宝玉器商人云集之地。后来朝代更替，城市中心北移，“沙拉市”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牛街从事珠宝玉器业的人仍未消减。早在清初，就有很多回族玉器商结识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然后到宫中的朝房里（俗称“串朝房”）兜售玉器。例如牛街的玉行大户孙芝山就持有清宫廷颁发的腰牌，可以自由出入宫禁，靠送货上门和信誉为本打开销货渠道。还有牛街人马棠、赵璞华等，经常行走于王公府邸、富贾豪门之间买卖货物。他们家境殷实，资本雄厚，手中又常有珍品，所以在交易活动中游刃有余。也有些牛街玉器商以前店后厂的形式，自产自销，像清代武举，后来弃武从商的廊房二条“富润德”老板常文庆、“荣兴斋”老板梁锄海、“永宝斋”老板常子萱、常子椿兄弟俩等等，都不仅利用自己的门店搞经营，而且也自行采购原料、自己设计、自己生产，有时也承揽一些玉器修复业务。改敬礼先生说：三十年代初，我父亲曾在廊房二条的“铭宝斋”学徒，掌柜的是牛街人尹绍珊。有一次他外出谈买卖，留下父亲看守店铺，不料在擦洗玉器摆件时，把一个价值不菲的新疆和田玉爵杯磕了个寸长的小冲（细纹）。吓得父亲没了主意，急忙抱着东西跑到我爷爷开的“集珍斋”把惹祸的事情一说。爷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永宝斋”，这儿的老板常子椿是爷爷的莫逆之交，又是我姑姑的叔公，自然不敢怠慢。他亲自把东西送到车间，经过工匠精心打磨修理，功夫不大，就把玉爵杯完好如初的交到了爷爷手里，丝毫看不到损伤过的痕迹。可见当时的玉石作坊里有很多技术高超的艺人。在牛街从事这一行业的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前文中提到过的玉器大师“寿面刘”。从有清一代到民国时期，是北京玉器行业最为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据史料记载，北京解放前夕，从事玉石行业的回民商户有150多家，其中牛街人大约就有110家。这些人大致分为三种。首先是坐店经营，然后是摆摊设点，其次是沿街串户的行商游商。

    严格的说，玉器业和古玩业虽互有联系，却是两种不同的行业。北京有组织的的玉器行业始于清乾隆时期，玉器同仁于乾隆五十四年在琉璃厂的小沙土园长春会馆成立了“北京玉器行会”。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会馆毁于一旦。直到宣统二年，玉器商人才又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玉器行商会”。但由于歧视和排挤占会员三分之一的回族人，所以回族玉器商人被迫全部退出，“另起炉灶”，于1936年在前门外廊房二条二十六号成立了回民自己的“珠宝玉石业公会”。至解放，玉石公会共产生过四届会长，分别为马少宸（36年）、改松岩（40年）、常子萱（45年）和马子清（49年）。这四位会长中的后三位都是牛街人。

    前门外廊房二条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在大栅栏放了一把大火，前门大街包括廊房二条一带的商铺全部化为灰烬，自宣统年才开始陆续恢复。廊房二条全长不过三百米，街道两旁屋宇毗连、错落有致，有户籍门牌105个，却林立着九十余家金店、珠宝玉器舖。各家商户门前都是窗明几净，店内摆满了珠宝翠钻、美玉雕件，各种奇珍异宝、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是一条享誉中外的“玉器街”。这些店铺有汉民经营的，也有回民经营的，其中牛街回民开的店铺就有二十四家。依次是：集珍斋、义兴斋、铭宝斋、兴源斋、澄怀斋、荣兴斋、怀宝斋、同义斋、润宝源、富德润、义聚斋、泉润斋、汇宝斋、瑞文斋、聚珍斋、义成厚、协成号、天瑞祥、三义兴、德元斋、永宝斋、悦华斋、德文斋、义宝斋(详情请参阅“漫谈老北京牛街”三，列表)。除此以外，在周边的廊房头条还有闵信权和其子闵少权开的“余宝斋”，有张润芝开的“义文斋”。还有周姓牛街人在宣内大街开的“翰古山房”。另外天津、南京等地也有牛街玉器商经营的商铺，如沙霈在天津的“怡古斋”，改迪生的“奇珍斋”，马宝岑在南京的“义宝斋”等等。这些店铺主要经营翎管、扳指、朝珠、顶珠、帽正、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别子、翡翠、碧玺、钻石戒面和玉石摆件。有时也会经手一些绝世精品，如精美绝伦的“子冈”玉牌子，猫眼石和祖母绿的宝石等等。

    改敬礼先生的爷爷改松岩的店铺“集珍斋”位于廊房二条西口内路北四十三号，和三河县大马庄回民铁宝亭开的“德源兴”毗邻。铁宝亭人称“翡翠大王”，是老北京古玩行、玉器行里的传奇人物。说，他和改爷爷交情很深，称呼年长一岁的爷爷为“二哥”，除了相互之间经常“窜货”（即转手代为买卖）之外，还经常坐在一起喝茶闲聊。一九四八年，铁宝亭和他的“德源兴”迁往台湾，只留下了很多有关“翡翠大王”的奇闻逸事。改老爷子的店铺开业之前，曾在廊房二条的“义文斋”学徒，“义文斋”是牛街回民“草张家”的买卖。顾名思义，“草张”原来是经营牧草饲料的，早年持有明朝廷颁发的“龙票”，专为明清两代军队的马匹牲畜供应饲草，后来随着时移世易，草行衰落，才转投玉器行。一九二八年，军阀孙殿英炸毁清东陵之后，许多金银珠宝被盗卖而散落民间，还由此引出来一段史话。琉璃厂有一家专门经营金石铜器的“尊古斋”，老板叫黄伯川，给他修铜器的师傅姓谭。这位谭师傅有位本家弟兄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盗案发生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就把他介绍给了黄伯川。当时他拿来些珍宝钻翠，想和黄老板秘密交易。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很多，有的说珍珠、翡翠、钻石，成簸箕地端。有的讲，茶盘中放的珍珠比核桃都大。还有的说，西太后那双珍珠鞋，也是其中的一件……。但究竟是些什么，至今都是些传闻，已经无从查考。但“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平日只研究金石铜器，根本不懂珠宝翠钻。黄老板只好找到懂珠宝翠钻的“怡宝斋”老板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二人商量合伙做这笔生意，后来他们俩人将这批珠宝钻翠带到了前门外大街廊房二条，卖给了“义文斋”珠宝玉器店。 当年改松岩作为铺子里的伙计，经手了很大一部分，“义文斋”由此赚了不少钱。孙殿英炸东陵案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淸王室的不满，抓了很多相关人，“义文斋”经理张润芝也被投进了北平陆军监狱。虽然后来被释放了，但铺子里的生意元气大伤，到本家四爷张墨林接手时，“义文斋”已今昔非比，渐显颓势。“草张家”作为牛街的玉商大户，曾显赫一时，传为佳话。

    另外在隆福寺、东安市场、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琉璃厂的火神庙、海王邨等地也有很多牛街人摆摊设点销售玉器杂件。如牛街回民古亮臣、闪文廉、李雅轩等都是当时较为有名的富有摊商。牛街还有一种玉石商人，靠沿街串户收购旧货，买卖古玩玉器、珍珠玛瑙、珐琅象牙、古墨印章、鼻烟壶和硬木家具等等,过去北京城里收旧货的，手里都有一个约二寸直径的小皮鼓儿，边走边敲，街坊四邻一听就知道是“打鼓儿的”收旧货来了。但在牛街收旧货的人，从不打小鼓，腋下只夹着一个兰色布包，里面放有戥子和试金石。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老牛街，对街里各家各户的情况非常“门儿清”。谁家有“货”，谁家急需钱，也都了如指掌。他们的货源主要来自牛街没落的豪门大户，采取登门收购，见货而估，现金交易的办法成交。然后转手卖给店铺，赚取厚利。由于彼此都是相互熟识的街坊四邻，所以急于变卖旧货的人都愿意把东西卖给他们，一般也都能卖个较为公道的价钱，当然也有例外。过去牛街里有句口头禅：“估家赵（二庄），要命常，难说的买卖找小黄，不慌不忙是小梁”，这里的赵姓、常姓、黄姓和梁姓原来都是街里收旧货的，而上面的口头禅则比较形象的概括了这个行当里买卖双方的博弈状况，这些收旧货的后来几乎都成了牛街里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解放前后，牛街人的传统玉器业逐渐衰落，数百人的玉器行从业大军也已失散，珠宝玉器慢慢远离了牛街人的生活，只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陈闻旧事，说起来，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