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热门人物莫过于“王林大师”了，神仙死，祥云散，疑云起。关于王林的游走权贵、演艺江湖的种种，成就了无数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较王林这一个体，我更关心中国术士大师生生不息的社会土壤。只要这块土壤还滋养方术文化，王林大师去了，势必还有张林、李林、赵林等“大师“接踵而来。方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人们常说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其实是个错误。如果去过香港，就会明白中国人不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极强，本土的有佛道释儒，外来的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从土地菩萨到关公元帅，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赵公元帅。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但与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点不同，中国人信仰宗教不是寻找心灵的归宿，更像是与神做交易：平安无事时，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然后捐给供奉神佛的寺庙几个香火钱；有事时，请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达成所愿，对神佛许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类。中国有句老话：穷看八字富烧香，背时倒灶问仙娘。因为与神做交易这个特质，西方传教者一直认为中国的宗教处于低级不发达状态，中国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学者也持这看法，世界进入左派的后现代文化之后，中国一些学者虽然也学会了强调“文化不分优劣”，但还是很愿意坚持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种说法。其实，自改革以来，以各种气功师名义回归社会，立身于江湖之间、游走权贵之门的方术文化，就是中国无处不在的宗教。这种方术文化的包容性与改造能力极强，它以道为本，但可以吸纳儒佛等各种宗教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术涵盖极广：太平时节，从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术、养生术、点金术直到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几乎满足了中国人从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历朝历代，成名的方术大师上可游走权贵之门、中可结纳地方缙伸、商界、文化名人；动乱时期，各种方术文化又成为底层动员工具，因为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刀枪不入的本领让社会底层深觉造反如有神助。王林那些杰出的先辈们现代王林们的先辈太多，数不胜数，只能列举两位拔乎其类、出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术始祖，让人明白其魅力为何永存；再列举一位身份最为贵重者，以说明方士们根本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那窄窄的独木桥，就能够实现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方术之祖当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贵无人能及，据说是黄帝的六世孙，颛顼帝的四世孙，在他一生的八百年当中，不工不农不商不仕，就干修身养性这一件事情，共娶49个妻子，生下54个儿子。与其他讲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华服美食，从不节欲。从他每天专心潜修吐纳工夫来看，算是中华气功之祖。君王对彭祖非常崇敬，经常突然造访，他们纡尊降贵，只为与彭祖相坐聊天，然后悄悄留下一些金银财宝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洒脱，对金银来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后一转手就发放给穷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儿，这气度，不是君王，却如君王般不蓄私财；不是大侠，却比大侠更超脱。这个榜样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仿效者无数，虽然不可能达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比如进入皇宫，成为“天师”之类。不过，方术文化的鼎盛时期既非奉道家“无非而治”思想的汉朝，也不是以道教为国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术文化对明朝的影响在嘉靖皇帝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术士能混到位极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场混的最成功的有两位道士，一是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为浩荡，他先后陪伴嘉靖皇帝炼丹求仙20余年，堪称嘉靖后期痴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见辄赐坐，称师而不名 ”，即在宫中与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称其为老师。嘉靖中叶，不仅本人封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其妻子获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师还要风光N倍。二是术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听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设坛炼丹，20余年不上朝理政，与陶仲文朝夕为伴。对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议，比如对连丧二子的嘉靖建议“二龙不能相见”，在这条咒语的阴影下，实为太子的皇三子朱载垕常年见不到父亲，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时，他还是裕王身份。三是用青词文化改变了一代文风，青词又称绿章、青辞、绿素，是道教举行醮典时献给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用来谢罪、禳灾，保佑平安。由于嘉靖帝爱好青词，善写青词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 9人以撰写青词见重于皇帝，其中以严嵩最负盛名，时人讥为“青词宰相”。方术文化在社会反抗中的作用方术文化中，那昂贵的长生不老修行术离芸芸众生实在太过遥远，因此影响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的传说。每到王朝末年，就会有人依靠这类传说与神术进行底层动员而集结起反抗义军，中共教科书不管这种反抗的领头人出身是不是农民，统称为“农民起义”，被列入教科书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依次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与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中叶白莲教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尽管中共教科书努力夸大陈胜吴广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政治平等意义、钟相“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社会平等意义，以及李自成“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种反苛税的“经济翻身”意义，但实际上，这些农民起义的主流动员方式是天命说，多借谶纬说事。所谓“谶纬”即方术文化中的预言。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前学“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编出民谣教小儿传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农民起义时，在河道内“发现“一石人，上书“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布云成阵”的各种说法。太平天国起义时，方术文化多了一点时代包装，受当时西方传播的基督教影响，洪秀全与时俱进，创立了拜上帝教，并有了一位时常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不仅如此，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中，不少都与宗教有关。比如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原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后升格为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20世纪之初的义和团运动，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国本土方术文化之实，让西方传教士认为拜上帝教对基督教伤害极大；后者上阵之时大师兄设坛、一众团勇口念“刀枪不入”符咒等情景，无论正史、野史都载之甚详。如果总结这些“大师”、“教主”的共通点，就会发现他们的传教多与行医巫术挂钩，张角、钟相皆是借此聚众起事，白莲教就更不用说了。中共的组织植根于农民为主的大众，深知会道门组织是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建政之后不久，就在全国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绵延两千余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公开活动的空间。但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仍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曾出了几十位农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会动员基本凭借各种低级方术文化，祥瑞、童谣、预言无所不备。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几年广州以“项羽后人”与“清宗室后人”之名组织的“影子兵团”只是其中一例。“王林大师”混迹于朝，“项羽后人”组织于野，让人看到一点：自太平天国、义和团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们无法否认，“王林大师”现象本质上是方术文化（包含各种神佛）与中国政治结缘的21世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