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士认为“为什么明朝会灭亡于满清呢？归根到底，就是官僚体系的彻底腐败。这种腐败把内生型帝国的生产格局给打破了” 李博士认为华夏属于生产型国家，生产型国家对野蛮落后地区没有征服的兴趣， 所以中国崛起不会主动威胁其他国家。生产型国家不得不抵御抢劫被动防御，有的时候息事宁人花钱免灾，别嘲弄宋朝，其实从商业角度来看挺划算。 而野蛮民族向往文明世界的财富而会一波接一波地冲击文明世界， 生产型文明世界稍微有些内部差池就会被野蛮民族占领消灭。 这一点白云先生的描述更为深刻。
其实没有集中大量土地的地主富豪， 官僚体制不会失控。 因为官商学黑系列里， 如果奸商没有富可敌国， 依附于奸商的官学黑也就没有本钱同国家对抗。
官僚大规模腐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官僚敢于同政府对抗， 因为奸商送足了利益。
归结到关键：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上中下三元互相牵制结构， 上下联合控制豪强的规模， 而官商学黑组成的豪强会不断冲击破坏这种三元结构。 官商学黑力量的源泉过去是富可敌国的大地主， 今天是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和各种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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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与生产型世界秩序的建立
——在国际财税协会（IFA）中国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李晓鹏
中国为什么会崛起？中国崛起以后会寻求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世界秩序？我想这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中国这个国家，两三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东方帝国。跟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大帝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内生式的帝国、生产型的帝国。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今天我们都批评这种经济形态保守落后，其实反过来想：这个经济体系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全生产自己消费的东西，不需要依赖向外部攫取资源或者财富，也不需要奴役其它地方的人口——它所消耗的财富都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三千年来一直存在的独立文明。中国的核心腹地两千年来没有变化特别大，主要就是蒙古高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这么一块儿农耕地区。虽然扩张的也很厉害，往西北征服新疆、东北征服辽宁黑龙江、西边征服西藏和云贵，但是这种扩张主要是出于国防的需要，并不是掠夺这些地区的资源。汉朝和唐朝经营西域，只是建立军事据点，没有建立一套殖民系统去奴役西域人民。明朝的时候，在边疆地区像辽宁云南等地，国家是不征收粮食的，赋税主要从腹地的农耕地区来。在边疆以外的地区，则主要通过朝贡贸易制度来互通有无。对内，中国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帝国体系；对外，它则努力经营一个倡导和平贸易的“天下体系”。
这套系统，跟近代西方的崛起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有一个很大不同。近代西方崛起是从大航海开始，从商业贸易开始的。西方殖民强国实际上都是外向型、掠夺型的帝国。它的国家本土主要不负责财富的生产，而是由它控制的外围也就是殖民地来进行生产。或者说在崛起之前它还是生产的，但是一旦等到它强大以后，它就把这个生产过程转移到它的殖民地去，本国专注于发展军事和金融贸易产业。这个体系的中心，也就是殖民强国的本土，就依靠军事抢劫或者资本控制等方式，把这些财富掠夺过来，享用外围生产带来的好处。
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为人类贡献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和科学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对外掠夺也给世界其它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方世界的繁荣，和外围世界人民的悲惨遭遇，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这么一个关系。
理解中国古代的“生产型帝国体系”和西方近现代的“掠夺型世界体系”的差异，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崛起是很关键的。
长期以来，大家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归结于是闭关锁国、故步自封造成的，但是我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闭关锁国，而是因为早在英国殖民者到达中国之前，比较典型的古代中华帝国就已经灭亡了。中国真的衰落原因是1644年清军入关，满清灭亡了明朝。明朝是比较典型的中华帝国形态。
明朝没有闭关锁国，它的对外贸易很繁荣，在学习西方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徐光启已经翻译了《几何原本》。西方的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等近代科学知识，明朝末年都在大规模的翻译学习。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徐光启当上了内阁次辅，相当于副总理，位高权重；而同一时期西方的科学家像伽利略、布鲁诺还在遭受宗教迫害。那个时候，中国是很强盛、很开放的。但是它为什么衰落了呢，就是因为明朝灭亡于满清。
为什么明朝会灭亡于满清呢？归根到底，就是官僚体系的彻底腐败。这种腐败把内生型帝国的生产格局给打破了。
这种内生型的生产格局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里面讲的“中华文明三宗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这三个“最”是跟四大文明古国的另外三个比。中华文明的腹地北边是大漠、西边是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东边和南边是大海，对外联系困难，特别是航海技术比较落后的古代，它的封闭格局决定了它必须自给自足；由于可供农业耕作的腹地最广阔，它也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
第三个“最艰苦”，是指这里自然灾害多发、外部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严重。由于不依靠对外掠夺，古代社会的生产能力进步也很缓慢，整个经济系统的内部资源分配，就是一种“零和博弈”——你多分一点，别人就要少分一点。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少分一点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同时还要对抗外地入侵，还必须供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为了解决这么残酷的生存现状，就确立一个专制政府，强制对生存资源进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对私人的财产权利就保护的不够。一个新的朝代建立，最先干的事情就是均田、分配土地。
这个强制的基础资源分配体系，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主要用来支持军队和政府的运作。专制政府加小农经济成为国家的基本结构。在政府和小农之间，依靠赚取土地租金、不劳而获的这个“中间食利阶层”的势力不会太强大。没有这个食利阶层，农业生产可以养活的生产者（也就是农民）数量和军队数量就可以大很多，经济体系内部的自给自足也就更容易实现。
但是这个体系也产生了一个自身的悖论，就是管理这套规则的官僚体系自己会腐败。一旦官僚腐败侵吞了太多的生存资源，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毁灭这个帝国的内生型生产机制——要么养活不了足够的农业生产者，导致农民起义；要么养活不了那么多的军队，导致国防力量衰落。最后，要么亡于农民起义，要么亡于外敌入侵，整个体系崩溃。明朝就是二者兼而有之，先被农民起义推翻，然后清军入关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消灭先进的中原政权，对中华帝国的伤害非常大。中华文明的两个大关节。一个是十三世纪，南宋亡于蒙古；一个是十七世纪，明朝亡于满清，都让中华文明出现了严重的的倒退。我在第二卷书里面用数学的发展来比较文明的倒退情况。因为数学是很客观的东西。中国在商周、汉唐和两宋朝时期，数学水平都相当发达，整体是高于西方的。但是蒙古灭掉南宋以后，到元朝中后期，那个时候数学专著的水平就已经比西汉时期的水平还要差了，里面有些难度较高的例题，作者想套用唐宋时期的数学方法来解都解错了，而且是原理性的错误，可见作者已经读不懂汉唐时期的数学书了。明朝建立以后又逐步复兴，到明末大力学习西方，快要追上的时候，又被满清给灭亡了。
南宋和明朝的两次灭亡，核心原因，都是由于中华帝国官僚体系权力失控，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或取代。
中国近代挨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走向海洋，而是因为中原政权在陆地上的战争失败了。明朝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全球贸易中心，世界白银货币的三分之二都流入中国。欧洲很多地方生产山寨商品，冒充“中国制造”卖高价。海外所谓来“朝贡”的使团，其实都是商团，使者就两个，跟着几百个商人和几十艘大船，有时候连使者本人都是商人冒充的。郑和下西洋，有的人说是炫耀国威劳民伤财，其实人家是去搞贸易的。第一次下西洋，消灭了沿途的海盗，肃清商路治安，增加了几十个“朝贡国”——其实就是贸易国。然后第二次到第七次，官方会带大量的货物去交易，士兵也允许自己带两箱子货物去交易，赚的钱抵工资。每次回来，政府财政都会发一笔大财。下西洋的收入被用来给官员发工资，一直发到郑和死后十多年都还没有发完。二十八年间去了七次，每四年去一次，它就是相当于官方组织的一次大型定期商品展销会，是真去做生意的。
相反，西方国家近代到中国来，它打的旗号是来搞贸易，其实它真的是来抢钱的。打一次，中国就陪一次巨款；更多的国家比中国还惨，直接就被奴役或者殖民了。
但是，这个对内生产发达、对外开放繁荣的明朝还是灭亡了。中国的衰落，核心不是它闭关锁国，而是因为这个生产性帝国的组织体系自己内部的崩溃。崩溃了之后被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建立，是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征服了一个数量庞大而且文明更先进的民族。满清统治者必须建立一个高压的专制体制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建国初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然后又用惨烈“文字狱”来阻挡人民智慧的开启，并禁止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我们现在把清朝的体制和问题，当成中华帝国的体制和问题，是完全错误的。汉朝、唐朝、明朝的经济繁荣、对外开放和思想包容，不是清朝所能比拟的。所以当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时候，它看到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一个准殖民地化的中华帝国。它并不是鸦片战争时期才衰败的，它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衰亡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分析当今的中国。今天中国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又重新恢复了汉唐明时期，那种开放的生产型国家体制。以生产型的国家体制，来对抗西方的掠夺型的国家体制。
这种生产型的国家体制和西方掠夺型的国家体制有一个很基本的差异，就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来控制财富精英阶层，强制进行基本的生存资源的分配。同时它又是开放的，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被隔离在西方世界体制之外，而是可以对外进行公平自由的贸易。这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那种“天下体系”。区别就是我们现在承认中国跟其它国家的平等的，不是天朝上国和朝贡国之间的关系，但这个都是名义上的，本质上没有差别。
这套体系的基本模式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做了详细的阐述：土地、水、石油、天然气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源，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来占有，其带来的收入强制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体系。同时允许市场竞争，民间可以自由创造财富，允许你去发明创造，自己办企业生产产品赚钱，但是不允许你利用制度的漏洞等去掠夺基本的生产资源来发大财。
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阿根廷、墨西哥、印度，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首富是，一般都是电信领域的老大、石油行业的老大。但是中国的首富，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十几年前的老首富万向集团的老总鲁冠球，他们都是搞生产、搞创新来获得财富的。
有一个研究经济学的黄亚生教授，他问过一个问题，叫做“中国崛起之谜”。他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喜欢投资于石油、电信、金融、房地产等产业，但在中国却几乎很少进入这些行业，而是搞可口可乐生产，这是为什么？黄亚生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顽固的保守的官僚体系，没法打交道，所以跨国公司只能在这个官僚体系控制的范围以外投资。他的这个解释是颠倒黑白。中国政府不是保守，而是很有远见，不准外资进入这些非生产性行业。你外资进来，想要搞生产，自己创造财富可以拿走。你想要从中国的石油资源这些基本的自然财富中赚钱，要想靠操纵金融市场赚钱，门都没有，所以外资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投资实业。
这么一个政府的存在，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强力的矫正。怎么个矫正呢？就是刚才林老师提出的问题：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区别是什么？中国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但是严厉的限制私有化改革。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就是把国有资产低价卖个私营企业家。中国是私营企业家要想赚钱，就只能在国有体系之外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赚钱渠道。你有创新、有生产出来新产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把产品卖出去，就可以赚钱发财。你可以跟国有企业抢市场、抢人才、抢货源，搞正当的市场竞争；但是呢，你如果想把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开发的油田、电信、金融等方面的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的财富，用俄罗斯那种手段归为己有，做不到，会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
同时，还有天然气、水资源等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生存资源，政府严格控制，尽可能的保证比较公平的分配。个人要想从水务、天然气等个人的基本生活资源上获取暴利，也会遭到政府的严厉狙击。
这样，中国就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什么呢？就是只允许从创造中获得财富，不允许从掠夺中获得财富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逼着企业家去创造、创新，去参与严酷的市场竞争，不能想着走歪门邪道赚钱。
——当然，我说的是整体状况、理想状况。实际情况中国也有靠掠夺财富发家的，俄罗斯也有靠老老实实搞生产致富的。中国的富人，有一部分是搞私有化发财、搞土地炒作发财，但是大部分是白手起家，靠为国家创造真金白银的财富，才发达起来的。这种人发达起来，也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这样的人多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一定高速而且稳定的增长。如果搞金融搞房地产的富豪多了，搞石油、搞天然气的富豪多了，那么就可能危害国家财富正常增长根基。现在已经有这种问题的苗头了，但是毕竟还没有到颠覆整个生产型国家体制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其实就是生产型帝国的重新崛起。有一个强势政府保障生存资源的基本分配，限制个人试图通过占有稀缺资源来发家致富，鼓励企业家通过创造新增财富来赚取利润。整个社会以生产为导向，而不是以掠夺为导向。
咱们对内是这个逻辑，对外也是这个逻辑。中国的崛起，不是靠的对外掠夺，而是靠我们扎扎实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向全世界——我这个产品就是物美价廉，你就买我的产品就是省钱，我低价卖给你就是赚钱。这个过程看起来很辛苦，但是基础坚固不可摧。通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的重工业化，我们先把自己的工业体系、军事体系和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了，然后发展轻工业向全世界销售消费品，再逐步升级到高科技产品，这样才积累了今天这样庞大的财富。
这是中国崛起和以前西方强国的崛起最大的不同。
美国的建立的世界体制，是一种掠夺型体制。它的生产环节、财富创造环节，其实还是放在其他国家的，然后再通过军事体系、金融体系再把这部分财富强行拿回来，俗称“剪羊毛”。剪着剪着就剪到中国头上了。但是发现剪不动。因为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就已经打下来非常坚实的基础，完全不依赖外国。中国过去三千年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系统，不管干啥都想要整一套自己完整的东西，连圆珠笔芯不能自己生产都不满意，更不要说核武器和金融主权了，这是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方式，只有内心充满骄傲的千年大国才会这样想。由于整个经济系统几乎没有硬伤，让美国很难下剪子。
现在中国崛起和西方反对中国崛起的斗争，可以理解为生产型的世界秩序和掠夺型的世界秩序之间的斗争。奥巴马都说了，中国十三亿人要过上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对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类来讲就是一个灾难。中国人的生活要像发达国家看齐，主要只能靠我们十三亿人内部自己生产和消费，对外交流和贸易只能起辅助的、次要的作用。
生产型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赞成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前西方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世界秩序，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干殖民主义的勾当。看起来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得到好处了，但是资本体系被外资控制，等你赚到了一点钱，资本就制造经济泡沫，搞个金融危机，这些财富就全部被抽走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发展的生动写照。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真正的自由贸易，确实可以让世界各国得到好处。西方国家宣传这个道理是对的，问题是它在自由贸易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可以把自由贸易创造的好处给抽走。我们现在就是要掐断这个非产生性的渠道，大家真的公平交易，就真的有好处。所有国家都努力搞好生产，然后互相交易赚钱。
美国喜欢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因为这个东西能有效的削弱政府力量，瓦解其它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力，便于资本掠夺；中国喜欢全世界帮忙建设基础设施，因为这个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生产能力，便于促进两国商品贸易。中国真心希望贸易伙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他们乱了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当然，美国除外。
这个生产型国家体制或者世界秩序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实际上它也面临着跟中国古代王朝那种周期性覆灭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主导规则的这一波人有可能腐败。不允许企业家掠夺，政治家可以掠夺啊。中石油、中石化，普通私营企业家碰不了，但是像周永康这种人物就有可能把它收入私囊。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最大的问题。
第二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年发展起来的金融地产利益集团，他们获得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全部，也不一定是绝大部分）财富不是来自于生产创造，而是掠夺。股市和地产泡沫所造成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对我前面讲的生产型国家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让金融地产过去十多年积累的财富转变成为生产型资本，解决好经济泡沫化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是这个体制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的时候，不走美国的道路，不搞霸权主义，但真的有国家耍流氓怎么办？
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虽然说它掠夺，但是它也有一定稳定性。这个稳定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谁不服我就打谁。也就是常说的，专治各种不服。
有了武力做后盾，这个金字塔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美国就是塔尖。虽然它霸道，但是好歹这个体系是比较稳定的。随着美国的衰落，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啊这些问题就爆发出来了，世界局势开始出现动荡。中国要建立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除了在理论上要描述的和平美好以外，怎么样应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在自己不掠夺的同时，也能制止别人的掠夺？政治的文化的冲突带来的破坏性的力量，怎么去遏制他？真要打仗，中国不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找一条不打仗也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个问题现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如何处理“一带一路”国家中潜在的恐怖主义的威胁问题。这是中国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以上三个大问题，要解决。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认为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现在全世界出现了一轮所谓“去全球化”的浪潮，本质就是美国主导的掠夺型世界秩序维持不下去了，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抵制，美国国内自己也出了问题，暴力维稳的力量也不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站出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就是新的生产型世界秩序。
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够取代美元？这一套生产型世界秩序被广泛接受之后，人民币就可以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了。在背后支撑人民币信用的，是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生产能力的输出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外基础建设上；而美元的信用支撑，是美国的军事和金融掠夺能力，二者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来这里参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需要重建一套新的完整的人文思想体系来支撑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我们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学的西方。到今天，西方的东西基本都学完了，该学的学了，不该学的也学了。该好好消化消化了。“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们人文思想界过去一百过年主要是吃草，现在该挤点奶出来了。
在人文思想这个领域，不是某一个学科有突破就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全都应该有突破。也不是我们把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的这些东西翻出来，就可以糊弄人的。一定是把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近现代文明全部结合，重新反思，搞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有这套中国主体的意识形态做支撑，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才能建立的起来，人家才会服你。如果还是美国推销的那一套东西，新的世界秩序那就是换汤不换药。
中国有可能处在新一次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夜。有一些我们认为西方创造的非常理所当然非常好的理论，有可能都要重新推倒重来。这跟我们以前学习西方时候的研究路径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要走一条以中国为主体的道路。包括马克思主义，它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也需要把它从以西方为主体的思想，转变为以中国为主体的思想。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边提出来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里面，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和经济分析方法，既不是西方的分析方法，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分析方法，是二者综合起来搞的一个新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我也说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尝试还是应该继续下去，也希望各位都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是最好的时代，理论界思想界不搞点大新闻可惜了。 | 
